他是生活在巴黎的瑞士籍画家，他是现代艺术中心巴黎城中的游荡者，他是左翼文学刊物的插画师，他也是一位富商寡妇的丈夫。近期，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展出的展览《不安的画家：菲利克斯·瓦洛东》（Félix Vallotton: Painter of Disquiet ）就重访了这位并不为人所知的画家—菲利克斯·瓦洛东（Félix Vallotton，1865-1925）。展览呈现了瓦洛东油画和版画创作生涯中的重要时刻，展出了包括从超过24家出借方那里借来的人物肖像画、风景画和室内情境画共计约80件作品。这也是数十年来，纽约首次举行他的大型作品展。

20岁的自画像，1885年，布面油画，55.2×70cm，©洛桑州立美术馆

菲利克斯·瓦洛东，1865年出生在瑞士，1881年前往法国巴黎朱利安美术学院（Académie Julian）学习，后主要生活在法国。瓦洛东在学校师从学院派艺术家威廉·阿道夫·布格罗（William Adolphe Bouguereau），与其他同学一样，主要临摹和学习卢浮宫挂着的经典作品。从学院毕业的第三年，瓦洛东为自己画了一幅《20岁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at the Age of 20, 1885），画中的瓦洛东穿着得体，带着一副忧郁的面孔，而画布上温文尔雅的笔触让人联想到马奈（Édouard Manet，1832-1883）、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和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的绘画风格。这件作品展示出瓦洛东从古典主义写实传统到印象派风格过渡的特征。

19世纪八十年代是印象派的鼎盛时期，身处巴黎的瓦洛东受到印象派的影响，他渴望跳出学院派写实主义的窠臼，将创作重点转移到光线影响下画面颜色的变化上。1893年，瓦洛东出现在了法国艺术团体“纳比派”（Les Nabis[①]）第三次群展上，正式成为了一名“纳比”。纳比派”亦称“先知派”，其主要成员是朱利安美术学院的学生，其中包括为人熟知的画家皮埃尔·波纳尔（Pierre Bonnard，1867-1947）和爱德华·维亚尔（Édouard Vuillard，1868-1940）。“纳比派”画家们以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等极具开创性的后印象派画家为师，尝试利用多种媒介进行风格多元的艺术创作。他们致力于打破装饰画和传统架上画的界限，在印象派发展到极致的情况下摸索着艺术前方的道路。

谋杀，1893年，木刻版画，14.6×24.4cm，©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作为“纳比派”成员的瓦洛东并不为人所知，甚至“纳比派”内部都尊称他为“陌生人”（l’étranger），因为他总是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或者说他掌握的绘画技术太多并且产出极高以致没有稳定的代表风格。为了谋生，瓦洛东成为了巴黎左翼杂志《白色评论》（La Revue Blanche）的插画师。制作尺寸并不大的版画非常耗费时间，但瓦洛东追求艺术创作的难度，相信节制和勤奋，这让他成为19世纪末的版画名家。瓦洛东的版画主要以讽刺资产阶级生活为主题，尤其善于表现“世纪末”[②]（fin-de-siècle ）巴黎城中两性之间的秘密状态[③]。和谐的婚姻生活外表下暗藏着令人生畏的威胁。在作品《谋杀》（Murder, 1893）中，床上的人正被一个黑衣人持刀袭击，画面没有描绘被害人与黑衣人的样貌，只露出了杀人的匕首，紧张的场面周围却是井井有条的房间布置，墙上好像是夫妻肖像的相框与室内柜上台灯都安然无恙，只有黑衣人脚下的小块地毯被踩得有些变形。

巴黎街景，1897年，水粉和纸板油彩，29.5×25.9cm，©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第六届世界博览会：烟花，1900年，木刻版画，日本纸，23.5×29.5cm，©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和印象派画家一样，瓦洛东也在巴黎蒙马特咖啡馆（Montmartre Cafe）里接触到了日本浮世绘风格的版画。在1897年的作品《巴黎街景》（Street Scene in Paris）中就能看见劳特雷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和日本木刻版画对他的影响。瓦洛东将浮世绘风格中的扁平性与对线条质感的追求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中，对画面的切割也蕴含东方韵味。在作品《第六届世界博览会：烟花》（The World’s Fair VI: Fireworks, 1900）中，乌压压的人群都抬头看向天空中的烟花，每个人的表情不尽相同，零星的烟花就像进入新时代的讯号，让所有人惊喜又胆怯。

谎言，1897年，纸板油画，24×33.3cm，©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

亲密系列五：金钱，1898年，木刻版画，17.9×22.5cm，©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世纪之交，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垄断关系也影响到了私人领域。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④]”这种亲密关系中的异化状态被瓦洛东精确捕捉，表现在了他的作品里，大面积使用的黑色阴影、限定男女主角的核心主题、精心布置的室内环境……瓦洛东在作品中对空间和色彩的把握，让人从空间和心理上同时感受到浪漫和不安。策展人安・杜马斯（Ann Dumas）在评价《谎言》（Le Mensonge, 1897）时说：“我认为，这是一场阴谋。瓦洛东的画面里总是有一对男女在资产阶级情调内饰的幽闭空间内缠绵。我们无法知道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甚至正在进行什么样的交易。但不管怎样，画面总让人觉得这对男女的关系不合法。”

瓦洛东始终在写实主义和神秘主义中寻找平衡，在作品《亲密系列五：金钱》（Money, Intimacies V, 1898）中可见一斑，画面中的男人正在竭力向女人解释着什么，可能是这对夫妇破产的消息，而女人似乎并不接受，她的一只胳膊已经伸到了亮面的窗外。黑色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二，正在侵蚀着男人的身体，只有左手和脸露在阴影之外。我们明白，这就是金钱，势不可挡地介入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烛光晚餐，1899年，布面油画，57.2×89.5cm，©巴黎奥赛博物馆

在创作《亲密》系列的这一年年，瓦洛东迎娶了富商寡妇加布里丽埃勒・罗德里格斯・亨里克斯[⑤]（Gabrielle Rodrigues Henriques），他也成为了三名子女的继父。1899年创作的《烛光晚餐》（The Dinner, Lamp Effect）就凸显了瓦洛东与孩子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暗色的布景中，瓦洛东只保留了自己黑色的剪影背对着观众，而在他的正对面是一个瞪着大眼睛注视着他的小女孩，在他的左手边是正懒洋洋地啃着水果的大儿子，右手边是身着粉色裙子的妻子。迎娶富商寡妇让瓦洛东生活在了他所轻视的资产阶级的队伍中，然而，他终于可以不用考虑金钱进行全职的艺术创作。

一次拜访，1899年，纸板水粉画，55.5×87cm，©苏黎世美术馆

作为本次展览的招贴作品，《一次拜访》（The Visit, 1899）乍看上去是一幅无害的柔情场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搂在一起，穿着得体，十分亲昵，好像正在回味华尔兹舞蹈结束时刻的甜蜜。然而，仔细观察画面就会发现，被搂着的女人脖子僵硬，肢体语言表现出一种紧张与恐惧。她的左手被男人攥住，甚至将要挣脱。这并不是情侣之间的共舞场面，而是男人对女人进行侵犯的序曲。男人的表情暗示出他明明知道他的动作让女人难受，但他就是想这样。他俩似乎即将倒向画面的阴影中。

剧院包厢中的绅士与淑女，1909年，布面油画，38.1×46.2cm，©菲利克斯・瓦洛东基金会

剧院中的包厢为资产阶级男女观赏戏剧表演提供了绝佳视野，但在《剧院包厢中的绅士与淑女》（Box Seats at the Theatre, The Gentleman and The Lady, 1909）中的男女似乎故意躲避着来自舞台方向的目光。画面中戴着时髦大边沿帽的女士将戴白手套的手搭在了包厢护栏上。但诡异的是，瓦洛东没有让我们看清男子的面貌，甚至只让他露出了一个模糊的脑袋。女人的表情和攥紧的手势露出一种羞耻与不安，瓦洛东捕捉到了进入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凝视与反凝视的瞬间。

贝尔坦女士，1907年，布面油画，81.3×100.3cm，©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
除了室内情境画，瓦洛东也画同时代的作家，例如，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法国剧作家阿尔弗雷德・纳坦森和活跃在法国的美国小说家格特鲁德·斯泰因[⑥]的肖像画。其中，以斯泰因为描绘对象的肖像画《贝尔坦女士[⑦]》（Madame Bertin，1907）首次与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画的《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906）并置展出。虽然斯泰因曾评价瓦洛东是“升斗小民的马奈”，瓦洛东笔下的斯泰因却并没有像一年前毕加索那样展示出立体主义的倪端，只是略显保守地描绘了斯泰因的真实状态。

白色与黑色，1913年，布面油画，114×147cm，©瑞士伯尔尼美术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瓦洛东的个人生活越来越与世隔绝，他变得易怒甚至抑郁，他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曾几次试图自杀的经历。战争期间的瓦洛东仍在坚持创作，并没有像他的“纳比派”挚友维亚尔那样参与战争的应援工作。战争让他感到绝望，自己却又无所作为。1913年，瓦洛东以马奈的《奥林匹亚》为灵感创作了《白色与黑色》（The White and the Black），作品中瓦洛东强调了黑人女仆体力劳动后抽烟休息的恣意状态，她注视着瘫软在床上的白人妓女，甚至传达出审视的意味，白人妓女与黑人女仆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赤裸裸地反转。

贞洁的苏珊娜，1922年，布面油画，54×73cm，©洛桑州立美术馆

瓦洛东在《贞洁的苏珊娜》（The Chaste Suzanne, 1922）里将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中苏珊娜与长老之间发生的故事进行了现代化处理。巴比伦犹太富商妻子苏珊娜在自家庭院中沐浴，被两位长老偷窥。两人威胁她做不道德之事，苏珊娜不从，后被二人诬告后判通奸罪，最终因为先知丹尼尔的睿智而获救。《圣经》故事中苏珊娜洗澡的浴盆被表现成豪华夜店里的粉红色长软椅，两位长老则则变身为时髦阔气的生意人，正在与带着银色帽子的女人谈条件。瓦洛东特意突出了生意人秃发的脑袋，画面紧张又神秘，好像一切都在算计之中。与《圣经》故事原意不同，瓦洛东画面中的苏珊娜完全可以反败为胜，去敲诈两位长老。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认为，女性应善用女性气质展开“诱惑”策略，对“诱惑”的祛魅，则会导致女性权力的过度展示，反而会被象征世界控制[⑧]，这也正是瓦洛东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中两性关系的敏锐观察。

正如大多数年轻人那样，作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巴黎先锋艺术现场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瓦洛东以讽刺中产阶级生活为乐，他的每件作品都散发出诙谐机智、具有破坏力的讽刺和扭曲的幽默感。1926年，瓦洛东因癌症去世，享年60岁。在他写的小说《谋杀的生活》（The Murderous Life，1907）中，一位年轻的巴黎艺术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但所有人都因他的出现而死亡，每个人的命运都以暴力结束。资产阶级生活或整个巨变的现代生活对瓦洛东来说就是一种暴力，瓦洛东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厌恶与恶心，但作品的窥探视角又透露出瓦洛东自己不是资产阶级其中一员的谨小慎微。

编译/刘一雯

附：文章内容整合自展览相关报道及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艺术评论文集《另眼看艺术》（Keeping an Eye Open: Essays on Art），作品信息及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网及社交媒体。

不安的画家：菲利克斯·瓦洛东

Félix Vallotton: Painter of Disquiet 

2019年10月29日到2020年1月26日

Oct. 29th,2019 —— Jan. 26th,2020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参考文献：

①“Nabis”阿拉伯语“先知”的意思。

②历史学家用法语词组“fin-de-sie-cle”来形容19世纪末的文化情境。这个术语不仅仅指时间，也指某种情感。19世纪末，欧洲各国出现了大量富有的中产阶级，他们沉浸在无意识的感官享乐中，渴望得到过去只有贵族才能拥有的享受。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专注于享乐的颓废文化，与性、权力和变态的欲望联系在一起，尽管世纪末的享乐文化不受压抑、自由奔放，但是在享受生活的面具下掩饰的是政治动荡和不稳定的未来。

③瓦洛东对资产阶级两性关系的关注，可能对后来的美国画家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 1882-1967）产生了影响，霍珀1906年和1907年间在巴黎待过，那段时间里可能看过瓦洛通的作品。

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人民出版社. 2003.5. p81

⑤加布里丽埃勒是一位富商的遗孀，也是巴黎著名画商加亚历山大・伯海姆（Alexandre Bernheim）家族一员。伯海姆家族画廊专门经营印象派作品，也收购了不少印象派的藏品。

⑥格特鲁德·斯泰因，美国作家，主要生活在法国，是20世纪法国名气最大的文艺沙龙女主人，也是收藏毕加索等先锋艺术家作品的藏家。

⑦这幅斯泰因画像与安格尔的一幅著名肖像《贝尔坦先生》（Portrait of Monsieur Bertin）在许多方面十分相似，故取名《贝尔坦女士》。另外，同斯泰因一样，贝尔坦也是一名作家、艺术收藏者。瓦洛东在完成《贝尔坦女士》肖像几周后就将其赠与了斯泰因。

⑧让・鲍德里亚. 论诱惑[M]. 张新木,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