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基于中间实践策展项目“王璜生 | 出版为思想发声”，北京中间美术馆邀请王璜生先生进行了题为“美术馆与出版 编辑、策展、研究、文档及传播”的线上讲座，讲座由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主持。

王璜生先生是艺术家，也是美术馆人。他现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1996年他加入广东美术馆，2000至2009年任广东美术馆馆长、2009-2017年任中央学院美术馆馆长。他把美术馆看作是一个开放的有机体，而非僵化的制度。在每一阶段，他都基于当代文化重新审视美术馆及其背后的逻辑：在广东美术馆，他聚焦当代艺术，推出了广州三年展，并持续地通过展览研究中国艺术史，挖掘被遗忘的本地艺术家，出版了馆刊《美术馆》；在央美美术馆，他推进了“北平艺专”的专题研究，推介年轻策展人，主编出版《大学与美术馆》刊物；在广美美术馆，他着手于“新美术馆学”的研究，并将出版《新美术馆学》刊物。在一个小时的讲座中，王璜生馆长分别从美术馆出版的资料性、学术性和教育性等角度出发，深入阐述了出版对于美术馆实现知识生产和推动公众教育的意义。

他从西方艺术界重视资料收集和研究性说起。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除了收藏一百多件印象派作品，也同时整理印象派年表、档案照片和展览照片，记录美术馆收藏的发展。与我们在文化上非常相近的日本也对艺术出版非常重视。观察这些机构出版，对他早期的美术馆工作具有启发作用。出版物对于美术馆一项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作为一种知识系统，也作为学术成果，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定，使知识通过远程、不受时间限制地传播。虽然出版缺失了现场感和原作的“灵晕”，但从留存性和传播性上来说，出版与展览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例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从1939年起举办了多次毕加索的展览，并形成了一系列出版物，使得展览的成果被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公众与研究者所共享和使用。

王璜生先生还把展览策划与出版编辑工作进行了类比，前者需要把握当下对艺术现象的了解，并在选题、联络、组织、编辑、设计、资金等各方面做全面的组织和考虑，而一个策展人也同样要懂得如何与研究者进行选题和写作的沟通。两者构成了美术馆工作不可或缺、相互促进的两个面向。这一理念与王馆长早在2000年发表的《作为美术馆出版物的意义和特点》中所述一致，即“无论是历史的或是当代的，展览的策划也便有了学术和史学的角度和眼光。对出版物的把握和要求，其实很大程度促进着展览策划和专题研究的学术高度和规范程度。”1

王璜生也提出了出版可以使美术馆研究更系统，更深入，更完整的观念。对他而言，美术馆不需要讲究精美和豪华的出版物，而是要体现研究性、资料性和思考性。例如，荷兰的美术馆曾通过梵高与友人的书信内容，展开对梵高所在时代和环境的描摹，以这样新颖而具体的角度来展示艺术家及其创作。作为针对性专题性很强的研究专集与资料性实录性突出的图录，出版物能促使研究人员、专家学者发挥自己的学业所长、潜心于某专题的思考，通过选题、展品征集安排、论证、资料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展示等一系列过程，不断地展开对这一专题的认识与思考，形成学术性和完整化的文本文献。同时，出版物也需要强调系列性和系统性，围绕美术馆的定位展开，与展览策划相结合。同样是纽约现代美术馆的毕加索系列展览，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年代的展览画册来了解毕加索在不同年代里是如何被重新演绎，而这些出版物的研究内容本身是连贯的，是基于累加的专题研究。广东美术馆自1997年建馆以来，就展开了系列化的书籍出版，这些出版专题通常不是一两个展览或图集可以涵盖的，而是经过了常年积累的研究和探索。例如，20世纪中国美术状态丛书，广州三年展的系列丛书。作为机构出版，出版物的系列化将有效而完整地展示该馆的定位、发展过程及工作方向。 

美术馆出版另一重要特点是教育和参与。出版物是一个美术馆与公众和学者建立沟通的重要桥梁。美术馆博物馆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它更是致力于文化传播的公共场所，担负着全民审美教育、文化参与的职责，使多数的观众走进美术馆和参与美术活动。在公众参与方面，王馆长以广东美术馆和央美美术馆为例，两者都出版了许多便于携带的导览册。除此之外，建立图书馆、阅览室等出版物收藏展示空间也为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开掘资料、开展课题的基础和机会，如广东美术馆的图书馆和文库，就曾有不少研究者到访。他们收藏了艺术家和研究者如黄志强、沙飞、鹤田武良等的藏书与档案，也出资甚至在拍卖会中购置文献资料。此外，为达到更广泛的传播效果，数字出版和美术馆档案资料数字化也成为了美术馆的一个重要趋势。欧美等地比较成熟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在数字资料留存和从图像回到实体空间、重新回溯展览空间关系的实践上都有很多值得国内美术馆人借鉴的经验。

王璜生也在讲座的问答环节中与观众分享了他关于“新美术馆学”的理解。他认为我们应该全面、多角度地认识“人”对于美术馆的意义：不仅包括一般所指的公众，也包括专业人员、美术馆的研究对象以及美术馆人自身。美术馆应该将怎样的知识产品、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品质输送给社会，促进更具有人的文化品格的生成是我们在新美术馆学和美术馆工作中要去面对和重视的课题。他尤其强调美术馆人应该首先面对自己，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建构，才能对美术馆空间、或是经常提及的体制问题有所思考和突破。

整理撰文/黄文珑、梁玉衡（中间美术馆）

1 《美术观察》2000年第4期

中间实践策展项目“王璜生 | 出版为思想发声”启幕

2020年6月6日，“王璜生 | 出版让思想‘发声’”正式开幕，该项目是中间美术馆的特别项目“中间实践”的第七期。“中间实践”旨在不定期地呈现艺术家创作以外的多种实践形态。梳理王璜生先生长久以来所推动的出版工作，既是中间美术馆关注20世纪下半叶的思想和艺术实践的重要案例，也可为同仁们带来对艺术工作本质的思考与启发。项目由中间美术馆研究与策展部成员黄文珑策划。

王璜生先生与艺术出版有长久的不解之缘。早在1982年至1987年担任民间组织“汕头青年美术协会”副会长年间，他就曾创办《会刊》，以罗丹的“思想者”为封面，倡导思想启蒙，并以此发出青年思想之声。1980年代，受“思想解放”的时代感召，中国文艺界处于求新求变的思想延长线上。艺术领域的出版工作与创作实践一样，被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所驱动，迫不及待地活跃起来。自80年代中期开始，从《江苏画刊》、《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等杂志的创立、改版到《中国现代绘画史》（张少侠、李小山著）、《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高明潞等著）等史书的著述，艺术从业者深感话语实践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的历史化冲动激发着，把书写和出版推到实践的前沿，构成了80年代中国艺术界独特的风景。

上世纪90年代初，王璜生完成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古代画论的研究生学业，加入当时由林抗生先生等领导的岭南美术出版社，在其旗下的《画廊》杂志担任编辑。此时的广州，既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实验室，又是当代艺术市场化的重要阵地。在这个活跃的场域中，王璜生以记者和编辑的眼光敏锐地观察和把握着重要的艺术话题，比如对于第一批从体制中独立出来的自由艺术家的报道，对于文化部设立市场司和艺术市场政策变化的洞察等。

1996年，王璜生随林抗生加入广东美术馆。二人同为出版人，从一开始就明确以编辑工作的方式建立起美术馆的性格，确立了美术馆着重艺术研究的定位与目标：挖掘历史具体情境中的艺术家案例，且着重审视作品所承载其创作者的文化品格。1997年广东美术馆的开馆展《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20世纪前半期一个普遍关注的美术课题》，可被称为于国内率先为展览标题赋予了个性和精确的切入点。

早在2000年，王璜生已发表文章，论述他对于美术馆出版物的认识和其工作方法。他不仅将出版物看作是展览的文本记录，且受出版工作的启发，反过来把“策展”比拟为 “编辑”的工作，把这种思路贯彻到展览中的选题、作品挑选和展览主题表述等各个方面。相比于展览作为临时性的存在，王璜生认为编辑出版物是为历史负责的工作，他也因此以编辑的要求来制约策展，把策展转化为更严肃和学术性的工作。 

此后，王璜生先后成为广东美术馆（2000-2009）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09-2017）的掌舵人，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馆建设中的核心人物。在其二十多年的工作中，他与多位艺术史学者共同推动和促成了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多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比如对于“实验水墨”的定义与推广，对90年代中国实验艺术的梳理，找寻被遗忘或遮蔽的姓名和集体，包括对冯钢百、谭华牧、梁锡鸿、李叔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北平艺专等艺术家和艺术案例的挖掘。与此同时，他也开启了多个具有试验性的项目，如广州三年展（2002年起），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5年起），项目空间：青年策展实验室（2009年起）、CAFAM双年展（2011年起）等。这些研究与机构建制在其所在的社会语境和艺术环境下都具有前瞻性和影响力。

在此特别感谢广东美术馆、王绍强馆长、黄亚群女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张子康馆长、蔡萌先生、刘希言女士给予本项目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展览信息

中间实践第七期

王璜生 | 出版让思想“发声”

2020.6.6-8.2

策展人：黄文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