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A荐展丨形而上绘画：基里科的神秘世界

时间： 2020.11.10

“形而上的艺术，平静中有着不平静，似乎难以预料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年－1978年）

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是形而上画派（Metaphysical Art）的创始人之一，并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基里科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空无一人的建筑、无脸模特、各式各样的石膏像以及长长的日光影子，这些如梦似幻的元素融合了现实世界与非真实时空，不仅体现了他对精神分析学中关于直觉、幻觉和潜意识的认识，还反映出他借由绘画所要传达的形而上观念——对无意识的、直觉、幻觉领域的探索，对艺术的内在情绪与象征精神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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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年7月10日－1978年11月20日）

今年9月在巴黎橘园美术馆重新开启的展览“乔治•德•基里科：形而上绘画”[i]（Giorgio de Chirico：Metaphysical painting）由艺术史学家保罗·巴尔达奇（Paolo Baldacci）和奥兰治博物馆的策展人Cécile Girardeau、汉堡艺术馆的馆长Annabelle Görgen Lammers共同策划，分“慕尼黑时期”、“巴黎时期”、“费拉雷时期”三个主要创作阶段回顾基里科的艺术生涯以及其受到的艺术和哲学影响。同时，与基里科的“形而上绘画”关系密切的毕加索、卡罗·卡拉等艺术家的作品也在相应板块展出，观众可在展览中感受到现代主义和形而上艺术之间的交流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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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德•基里科：形而上绘画”（Giorgio de Chirico：Metaphysical painting）展览海报

慕尼黑时期：初始“形而上”

基里科1888年出生于希腊东部的沃洛斯（Volos），早年受业于雅典工艺学院。1908年基里科前往德国慕尼黑美术学院学习，一直到1911年毕业去到巴黎的三年时间内，他致力于探索客观物象下的精神世界，研究画面中的明暗对比和建筑构图，用神话传说人物暗示怀旧、孤独和欲望等模糊的情感和感觉。展览将基里科1908至1911年的这段时期概称为其艺术生涯中的慕尼黑时期，并在这一板块用数幅他的代表作，如《小夜曲》、《半人马莫伦特》等来讲述他对揭示表象之下象征意义的尝试，也是其形而上学风格的起点。

在慕尼黑，基里科除了接受到基础艺术训练之外，还热衷于阅读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作。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对都灵广场上的拱形建筑物以及建筑脚下的阴影这类幻景式场景的描写，成为了基里科的灵感源泉。在这一时期基里科的作品中常能见到广场、拱门、长长的投影这些意象，如《意大利广场》（Plazza d’Italia，1913），并延续到他后期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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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科，意大利广场（Piazza d'Italia）, 1913

20世纪初的德国表现主义盛行，但基里科在艺术的表现手法上并不追随德国表现主义对客观物象进行夸张、变形处理的潮流，始终坚守意大利浪漫主义式的审美以及对主体意识的具象化。而在艺术风格表现方面，瑞士象征主义艺术家阿诺德·博克林（Arnold Böcklin）和德国象征主义艺术家马克斯·克林格尔（Max Klinger）成为基里科的主要学习对象。两人的灵感主要来自古希腊神话，并在作品中将超自然与日常生活结合，描绘出亦真亦幻的神秘场景。基里科的家乡塞萨利（Thessaly）是半人马传奇的故乡，充满了泛神论。他从两位艺术家的艺术中获得启发，在自己一生的艺术中频繁描绘家乡及其传说人物。本次展览中的《小夜曲》绘画了塞萨利中一个乡村的场景，画中喷泉的低浮雕装饰，代表着罗马神雅努斯的两张脸，一张面向过去，另一张面向未来。古老的希腊场景和现实的乡村场景交织，形成一种神秘的氛围。这一时期，基里科正尝试在作品中探究一种“永恒的现在”的概念——一个永远悬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永恒之间的静止时刻。在作品《小夜曲》中，观众若想单单凭借天空的色彩或人物的动作、神态等来获得对时间的把握是会无功而返的，作品对灯光、树影和天光的矛盾处理，使得这一画面似乎既不属于过去的白日，也不是将至的夜晚，而是发生在一个过渡的时间间隔内。基里科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时间的模糊，深刻地影响了之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格里特（Magritte，1898-1967）的创作。玛格丽特评论这种模糊性的画面表达时说道，梦幻的感觉并不由于变形和歪曲，而是由于不可思议的奇怪并置所产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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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科，小夜曲（Serenata），1909

在作品《半人马莫伦特》中，基里科发展了塞萨利神话传说里的半人马神话主题。他用画笔的背面刮擦画布形成独特笔触，完全模仿了版画的蚀刻技术。此外，对悬崖的处理和透视处理让人想起克林格尔题为《第一个未来》（Erste Zukunft）的一系列版画作品。基里科曾提到，对绘画技术的改进，是为了艺术家的痕迹尽可能在作品中隐去，使作品中的对象更接近其本身，从而真实地反映其背后的精神世界。

图五基里科，半人马莫伦特（Centauro morente），1909.png

基里科，半人马莫伦特（Centauro morente），1909

慕尼黑的学习时光尽管是短暂的，但基里科在这里受到的艺术和哲学方面的双重影响——基里科对其绘画具象化的表现手法、象征风格以及新技术的探索，对尼采思想的学习与探究，延续其整个艺术生涯，奠定了“形而上”艺术的基础。

巴黎时期：“形而上”

1911年，完成学业的基里科来到巴黎。在这里，基里科接触到发展得如火如荼的现代艺术革命。塞尚、马蒂斯作品中微妙的空间构图、毕加索绘画中的原始风格等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促使他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视觉词汇。在这里，基里科还提出了关于绘画语言的“可见”问题。在他看来，古老神话中所表达的世界的精神，存在于可见的有形物质下，而他的创作正是在努力揭示这些迹象。这也是他形而上艺术的主要特征。

展览将1911年至1915年概称为基里科的巴黎时期，也是其“形而上”绘画的活跃阶段。在这一阶段，基里科展开了对表象之下精神象征的深入探寻，将神话故事及人物与现实生活建立联系，把诗与画、哲学与艺术融为一体，构成了其“形而上”画派的主要艺术追求。从展览该板块展出的《占卜者的酬报》、《红塔》、《哲学家的征服》等作品中可见一斑。此外，毕加索的作品也在此展出，体现了现代艺术革命对基里科的影响。

阿里阿德涅（Ariadne）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尼采《权力意志》将其视为理想的女性形象，象征了一种无意识的生命冲动。基里科在巴黎继续研究了尼采的哲学理论，并与个人历史结合起来。在《占卜者的酬报》中，侧卧的阿里阿德涅雕像与坚硬的拱廊置于中景，并在前景形成狭长的阴影，雕像象征的女性形象与拱廊象征的男性角色构成了画面的思辨精神。作品后部飞驰的火车打破了静态，吐着白色的烟雾呼啸而过。有评论家指出火车代表了他的父亲——一位铁路工程师，那是基里科寂静画面中的唯一一处动态，恍若饱受压迫心灵的一点栖息依靠之处。

图六基里科，占卜者的报答（The Soothsayer’s Recompense），1913.jpg

基里科，占卜者的酬报（The Soothsayer’s Recompense），1913

1913年7月，基里科受朋友邀请前去参观毕加索位于拉斯帕大道的画室，在此看到了毕加索在构图和色彩上具有创新性的现代主义艺术探索，如展出的毕加索1908年的作品《卧躺的裸女》中，分布着几个线条粗犷，表情不明的裸女。其中位于画面中央，蓝白色块前的裸女在低视角的表现手法下，展现出一种似立非立，似躺非躺的奇妙透视。基里科受其影响，在他的多件作品中可见毕加索的类似绘画风格，如《海边的洗浴者》、《不安的缪斯》中呈现的一种低视点角度的绘画、对女性形象的原始性表现等。

图七保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卧躺的裸女（Reclining Nude with Characters），1908.jpg

保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卧躺的裸女（Reclining Nude with Characters），1908

在对“形而上”精神的探求过程中，展品《红塔》是基里科的重要代表。红塔的原型被认为是意大利都灵的标志性建筑安托内利尖塔（the Mole Antionelliana）。广场前面一条幽暗的街道，把人引到背景中圆形的红塔。虽然红塔被一圈小房子围着，场景中却有一种空荡荡的寂寞氛围。不成比例的阴影延伸和不真实的透视，增加了欣赏艺术品时的陌生感。红塔这一两千年前的建筑依然矗立在城市中央，一百年前的街道至今分毫未变，过去和现在同时存在，提供着不相伯仲的视觉经验。这正是基里科画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他运用记忆与想象混杂的城市和雕塑形象，创造了一种过去与现代之间的对话。

图八基里科，红塔（The Red Tower，also known as The Pink Tower），1913.jpg

基里科，红塔（The Red Tower，also known as The Pink Tower），1913

巴黎拓宽了基里科的艺术视野，也激发了他对各类艺术概念的研究热情。尤其是对兰波诗歌的研究，促使他在画面中建立起一种不协调的视觉联想。他创作了一系列灵感来自于兰波诗歌《照明》中的作品，并将其命名为“符号的孤独”。这一系列作品由各种各样的物体组成：洋蓟、异国水果、大炮等。如此次展出的系列作品之《哲学家的征服》，一对洋蓟放在雕像旁，构图没有任何空间逻辑。且透视图被拉直了，时钟上显示的时间与阴影所显示的时间也不一致，展现了基里科在其“形而上”绘画中追求“错觉”的艺术效果和符号象征的特点。

图九基里科哲学家的征服（The Philosopher’s Conquest），1914.png

基里科哲学家的征服（The Philosopher’s Conquest），1914

1913年，基里科在巴黎独立沙龙和秋季沙龙上展出的作品被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注意到。阿波利奈尔将基里科作品中这种不同寻常的艺术风格描述为“形而上学”。此后，两人成为了好友，经常进行艺术与诗歌的交流。1914年，基里科为阿波利奈尔画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肖像》作为礼物：戴着墨镜的古典式石膏像和有鱼、贝图案的石板再加上一个人物侧脸的黑色剪影，一个像是靶子的半圆形弧线刚好位于剪影头像的太阳穴附近，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由前至后地被安排在一个诡异的空间中。基里科以石膏体象征诗人，以墨镜隐喻抒情诗人忽略当下事物，却能清晰地看到过去和未来，赋予“诗”以生命，艺术是拯救和再生的唯一源泉，体现了融合艺术与诗歌，古代与现代语言的愿景。巧合的是，两年后，阿波利奈尔竟然真的像这样在战争中受伤。基里科因此认为自己颇有神见，甚为得意。

图十基里科，阿波利内尔肖像画（Portrait of Guillaume Apollinaire），1914.jpg

基里科，纪尧姆·阿波利内尔肖像画（Portrait of Guillaume Apollinaire），1914

费拉雷时期：混乱的艺术

1916年，彼时的意大利处于一战时期，开始对俄国采取军事行动，1917年春基里科被派往位于意大利北部城市费拉雷（Ferrara）的一所军事医院。没有画室，缺少自由活动时间，基里科常常只能晚上在家中创作一些小画作。封闭性结构的画面，表明他需要一个反思和安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在对象之间进行无声的、荒谬的对话，这些对象往往被描述得非常精确：地理地图、方格和仪器、费拉雷典型的饼干和蛋糕、军事装饰品、桌腿，人体模型的碎片等。基里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的缩影和宗教主题的象征，以此揭示当时世界的神秘与疯狂。

基里科虽然在费罗拉只呆了短短三年时间，但在这段时期，他将形而上绘画的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更纯粹、更抽象、更现代，更专注于人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展览将1916年至1919年统称为基里科艺术生涯的“费拉雷时期”。该时期他与卡罗·卡拉因共同的艺术追求走到一起，成立了“形而上”画派。卡罗·卡拉的作品也在此展出。此外，从该板块展出的《孤独者的启示》、《神圣的鱼》等作品中可见，神秘、荒诞、不合常理、意味不明的画面与景物在基里科的作品中愈发占据主导地位，让人联想到朦胧的梦境和孤独的哲思。

现实的影响、新灵感的涌入给基里科这一时期形而上学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创作于1916年的《孤独者的启示》是画家绘画风格的转变的代表作品，基里科在绘画手法上更多运用了规则的几何彩块堆积，造型倾向于平面抽象。剪裁整齐的书卷平面、多个交错的框架、不协调的物体（如费拉雷饼干），都体现了毕加索立体主义艺术对他的影响。与此同时，画面中充满无生命物体的饱和空间，如同战争，带给人压抑与痛苦之感。作品表现了这一时期基里科用沉默的无机物表达人类复杂情感的诉求，绘画真实的物象和氛围，由此抒发不安、恐惧的情绪。

图十一基里科，孤独者的启示（The Revelation of the Solitary Man），1916.png

基里科，孤独者的启示（The Revelation of the Solitary Man），1916

费拉雷时期，基里科结识了刚从未来主义运动脱离而出的画家卡罗·卡拉（Carlo Carrà, 1881-1966），卡拉不满未来主义对科技进步的歌颂以及追求速度感的物象解构，他更倾向于具体完整地表现物体，并把真实与非真实犹如梦境般融合。两人对绘画的“形而上”追求一拍即合，并于1917年共同发起了“形而上”画派。但在1919年，由于两人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形而上画派只维持了两年就很快瓦解了。不过，形而上画派的奇异元素和艺术风格，依然在基里科的作品中延续，卡罗·卡拉也从形而上学的绘画词汇中吸收了许多元素。展出的卡拉的《母子》中，人体模型和线圈是他在费拉雷的塞米纳里奥别墅所观察到的设备。卡拉将人体模型用于简单的视觉效果，在有生命的生物和无生命的物体之间制造了一种模糊的感知。

图十二卡罗·卡拉,母子（Mother and Son），1917.png

卡罗·卡拉,母子（Mother and Son），1917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基里科创作了《神圣的鱼》这幅极具象征意义的作品。观者可从中看到他这时期新发展的艺术风格：在线条框架和彩色几何体中插入图案。画面中，处于构图中心的两条鱼引人注目，作为早期基督徒复活的象征，基里科意图在战争结束后的混乱场景中重新点燃艺术家的希望，将宗教故事、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是其这一时期“形而上”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

图十三基里科，神圣的鱼（Sacred Fish），1918.jpg

基里科，神圣的鱼（Sacred Fish），1918

从慕尼黑、巴黎再到费拉雷，揭示出对象的本质，描绘事物蕴含的真理，始终是基里科努力追求的方向。基里科从哲学的角度切入艺术，描绘真实存在的物象，具象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以表现艺术的“形而上”特质，即用艺术作品表现精神世界。基里科曾总结他的“形而上”艺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人们在观看每个物体都存在两个视角。一为平常视觉，即逻辑和理智的视觉。在此视角中, 事物的内在意义荡然无存；另一则是精灵式的、形而上的视角,它接近梦和孩童的精神状态,只有少数人能在洞彻的境界和形而上的抽象里看到。一件艺术品不能只表述事物的外表形象,还应该强调内在情绪与抒情性，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秘密及意义。

1919年，随着形而上画派的解散，基里科离开了费拉雷。同年秋天，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回归技艺》的文章，表达了自己回归传统绘画的想法，此后，他的创作也渐渐回到了古典主义的道路上。1919年后的基里科没有引起评论家们更大的兴趣。他对此并不在意：“从来没有人理解这些作品，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

基里科坚信：“所有的创造都在沉默中进行”，有价值的东西应是“闭着眼看到的世界”，是“人间微妙感情的反映”。他的画里，看似安宁的情境，却似乎总有一些怪异的氛围在蠢蠢欲动地酝酿着，透露出一股诡秘的气质。石膏像、广场、手套、儿童玩具、体育用品等无生命物体在基里科的形而上绘画里是抒发内在情绪和心灵体验的承载物。

图十四基里科，一条街的忧郁与神秘（Mystery and Melancholy of a Street），1914.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