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嘉宾合影

作为由中国批评家群体自由联合组织的民间学术会议，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一向以“致力于中国美术批评的学术建设，促进批评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出美术批评新人，关注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为宗旨，在中国艺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2020年12月12日，在经历疫情造成的漫长等待之后，第14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终于在年末如约而至。此外，每年与会议同时推出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批评文集》在今年也更改了约稿方式，由年会学术委员自行提供近20年来个人最为满意的学术文章，编纂成书。

转眼间已经行至第14个年头的批评家年会，除去前四届扎根北京，而后便几经辗转在成都、西安、苏州、山西、上海、福建、广州等地游走，直到今年，年会最终选址江苏宜兴。恰好毗邻苏东坡贬谪常州时于宜兴蜀山下买田修缮的“东坡草堂”。古今知识分子面对类似的“颠沛流离”，倒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巧合与对照。

而原本就一直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加重。从本年度年会敲定的主题“2000-2020：当代艺术20年”便可看出，本届年会与往年的不同。流露出希望通过梳理过去20年的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的发生，重新思索、探讨艺术何为、艺术批评何为等重要问题的愿景。

开幕式现场

从会议主题谈起——场轻装上阵的回望

批评家年会开幕式由批评家年会副秘书长葛秀支、学术主持段君担任主持人。轮值主席冀少峰、秘书长杨卫和出资支持本届年会举办的自在艺术园区创始人张跃在开幕式上致辞。本届与会的批评家和嘉宾总计50余人，其中出席的批评家委员40人，总体与往年持平。

年会轮值主席冀少峰开幕式致辞

批评家年会秘书长杨卫致辞

会议伊始，朱青生、高岭、付晓东和乔纳斯·斯坦普四位来自国内外的批评家围绕“2000-2020：当代艺术20年”分别作主题发言。而后的例行讨论环节，与会批评家以分组模式，讨论如下三个子议题：

“2000-2020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细节回顾与发展特点分析”

“2000-2020国际当代艺术发展的动向与趋势”

“2000-2020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史实陈述与面临的挑战”

议题的设置旨在引导中国的四代批评家们从各自的研究出发，审视近20年国内外当代艺术与批评的发展。可以看到，这一系列议题的设置相对宏观，范围不仅涵盖国内外，且时间跨度跨越20年，在短暂的两天会议时间内得到厘清，显得极具讨论难度。如果站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考虑，即全球经济几乎停摆、国内艺术活动缓慢复苏的阶段里，我们无法也不应当求全责备。

姑且轻装上阵，暂缓脚步，作一次整装出发前的回首。

遥想2007年，老中青三代批评家齐聚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卢缓作为与会青年批评家，在现场抛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质疑——中国存在美术批评吗？这个让人记忆深刻的场景，在今年的会议自由讨论环节中，再一次被亲历首届的批评家们提及。

乔纳森·斯坦普作年会主题报告

朱青生作主题报告

纵观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从2007年到2020年整整13年14届的主题设置，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对这一尖锐问题的讨论，时而彰显，时而隐蔽，却总是无时无刻不贯穿于年会的讨论话语中。

大致梳理十四届批评家年会的主题选择并不困难。

2007年的会议主题“关于当代意义的再讨论”自然是一个提纲挈领的选择。该主题的选择来自《江苏画刊》1994-1995年发起关于艺术意义的大讨论——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论在批评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这一选择无不显示出在举办之初，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野心。

从第二届“艺术批评的精神品格与学术形象”主题开始，到第三届“艺术批评的现有方法以及批评家的伦理与规范”、第六届“批评的理论和理论的批评”、第八届“展览与批评”，以及第九届“批评的生态”到第十届“批评的有效性”第十一届“看与读：批评家与读者”，第十二届“批评的现场”来看，年会的主题讨论已经呈现出“由外至内”的总体趋势。

分组讨论

这一现象，尤其出现在第五届批评家年会之后。第五届年会探讨成都双年展“溪山清远”的学术性及主题意义可谓在艺术界激起了不小的争议和质疑。也正是从第六届开始，年会取消了“中国艺术界的人物和青年艺术家”评选。与这种“退”相伴的，是主题选择上的“进”——一种向批评内部挺进的趋势。对于批评的批评，逐渐占据了会议讨论的主体。

发生在批评家年会外部的，是世界范围内艺术批评在资本和体制双重倾轧之下，话语权旁落的客观事实。大环境的转向与批评家年会的主题选择自然产生了某种有趣的对照。这也让今年的主题显得尤为不同。时隔多年，年会再一次对传统的批评对象展开考察。只是与早年试图确立话语权，重新厘清甚至统一某种价值判断的努力不同，本届年会对当下投入的关注，更多地带有了回顾的色彩。这也让今年的年会难免缺少了一些深层的观点交锋，难以出现某个集中的问题引起“热议”。

新老批评家的“代际差异”

除去会议主题，与会人员的构成与变动也值得关注。批评家年会建立的初衷之一是促使老中青三代甚至是四代共聚年会，就某一议题交换意见，在和而不同之外寻找真正的不同。

很明显的是，今年与会青年批评家的人数有所下降。而往年在讨论中活跃的新一代青年学者，其中一部分以精选论文的形式出现在《2020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批评文集》中。不可避免地，无论是在主题报告还是小组讨论中，新老一代批评家们在理论资源和各自的问题取向上，都呈现出代际上的分别，形成了新老一代的交替。这一现象在年会报告与小组讨论中可见一斑。

同样是实践批评的观察方法，批评家高岭在主题报告《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之我见——走出单一的社会性》中，描述了他所观察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家创作在主题上的转变。他指出，艺术家对社会性问题的表达越来越少，宏大叙事甚微，微观叙事盛行，艺术不再反映社会议题，这种情况在近十几年尤甚。高岭一方面分析抽象艺术或许并不是中国艺术的出路，另一方面也试图为中国当代艺术寻找突破口。他通过十几年的思考，根据当下的中国社会进程与理论混杂的大背景，同时参照西方艺术和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呼吁中国艺术的主题除了表达社会，也应当关注自然，让自然重新回归到艺术创作的主题中。

分组讨论

紧随高岭发言的青年批评家、策展人付晓东的发言同样来自她个人的实践经验。她的报告以《2000之后的当代艺术趋向》为题，试图阐述中国当代艺术的总体性状况。报告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选取了一批70、80后艺术家作为论述主体，并从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归纳提取出七种不同的当代艺术面向。报告中谈论了全球化、官方制度与展览体制、资本崛起、互联网传播等角度考察其对七种面向的不同影响。

从高岭和付晓东两位来自不同代际批评家的发言，可以看到他们处理批评的方法、对象等等方面的差异。究其原因，并非来自个体研究趣味的差异，而是不同代际间批评家理论资源和文化背景发生迁移的体现。中西二元对立、艺术本体、价值判断等问题并没有高频次地出现在青年批评家的关注视野内，反而更多出现图像学、符号学、后网络、在地性、技术哲学等等与前代批评家不同的理论资源。

孙振华为年会作总结发言

在当天的年会致辞上，批评家孙振华提出“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提醒批评家应警惕理论与批评的关系。但无论何种理论，被作何用途，其理论资源的“来路”差异也仅仅是代际差异的显性层面。事实上，理论资源和学术背景的“代沟”，已经促成了不同代际批评家发现问题切入点的不同。

于80、90年代名声大噪的批评家群体，往往拥有一段主动介入西方哲学（弗洛伊德、存在主义、尼采等等）的经历，并进而在90年代进行或完成了被体制吸纳的身份转换。而新一代批评家除去人数上便无法完成群体批评这一“指标”之外，学术路径的单一，同样导致青年批评家并没有经历过所谓的“身份转换”，他们往往自一“出道”便拥有多元的身份，集合了批评家、策展人、教师、杂志编辑、艺术家等等有着极大公约数，也同样包含彼此矛盾的职业身份，如若追求批评写作的独立性，难免需要更高的自觉。另一方面，作为西方理论和互联网的“原住民”，新一代批评家也无需进行自我身份的反复确认，也没有迫切地与同行进行价值观统一乃至争执的必要。新一代批评家的复合身份（教师、批评家、策展人等），互联网推波助澜所导致的理论与批评的泛化，或许才是新一代批评家面对的真实处境。这种复杂的状况，无疑为新一代批评写作者的“流失”提供了方便。

在不确定中前行

资金、体制、人才难以接续造成的问题，仅仅是中国批评家面临挑战的一小部分。由内，是中国美术批评本体的危机，从属于全球艺术批评的衰落。如此内外夹攻，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命运大概正如本届轮值主席冀少峰，在本年度的批评文集的前言中讲的那样——在不确定性中等待着。

从第一届到第十四届，批评家年会也在它个体的历史中经历转变。年会从可被视为’85一代会议热延续的，饱含价值判断的批评道路，转为自我批评，甚至逐年“雅集”化的圈内聚会。80年代至90年代间的启蒙式热忱，为当下重商主义式的功利思维所不取，而批评作为一种创造性写作，既需要理性思辨，也离不开感性的驱使，当代的价值真空无可避免地使这种感性冲动水土无存，无怪乎热议被“冷议”取而代之，越来越难以出现就一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场面。

一年接续一年的批评家年会恐怕仍旧无法回答“中国的艺术批评真的存在吗？”类似釜底抽薪式的问题。当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带有怀旧色彩，或许批评话语最糟糕的结果，是在时代的喧嚣中烟消云散。

自由讨论环节

重新回过头来看待首届与会青年批评家卢缓的质疑，她其实更多针对的是美术批评的学科建设问题。在缺乏学科体系和内部评判标准的基础上，谈论批评的独立与自由约等于空谈。有关美术批评的学科建立则是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借用詹姆斯·埃尔金斯的观点，“也许艺术批评不能在逻辑上进行改革，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有符合规则的结构。艺术批评长期以来在学术上都是一个混血儿，它从其他领域（崇高与美丽、判断与模仿、凝视与景观）借用所需的东西。它从未一以贯之地运用哲学的概念，而且，希望它将来会做到这一点也是毫无意义的。”[1]

客观上的美术批评活动仍旧存在，显然它已经无法抗拒地变得工具化、日常化、碎片化了。在艺术传播强依赖互联网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互联网民粹滥觞的当下，或许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可以拥有一个更新版本，譬如“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当上十五分钟的批评家”。“一拳打在棉花上”的尴尬处境，或许并非是指濒临崩坏边缘的压抑，而是随处可见却也更显残忍的——忽视。

而在当下，会议的存在方式正全面移居线上的2020年，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仍旧选择采用实体会议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然传达出它延续传统、讲求形式感的面向。同样，它经年累月的付出也意味着某种坚持，即使声音逐渐微弱，易被掩盖，但仍旧存在。

文/孟希

现场图由主办方提供

[1][美]詹姆斯·埃尔金斯, 马琳译, 周美珍. 七种不可行的治疗方法(上)[J]. 画刊, 2020, 000(004):P.6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