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40年代,赵望云曾三次赴西北旅行写生,对这三次写生整体概况及 风格特征,学界已有部分成果,但具体到尤其在1942年西北之行研究及特殊性认识上却犹显不足。本文借助此次写生重要集合成果《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相关史料图像,通过揭示写生动因、分析旅行中作者的物象选择与视角呈现、重点对比其后同行者关山月写生之作,阐明正是“画记”者身份造就了赵望云1942年西北旅行写生的特殊之处,借由该身份,在抗战政治文化语境中,他一方面将“西北”地理空间转化为谋求社会文化层面一体化的国族共同体的象征表达,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建立纽带,配合时事导向宣传。另一方面,也从实践上探寻了此前个人思考新时代中国画发展的法门,而过程中发现的可比拟于江南之西北“趣味”更构成其后创作西北图式的一个主要来源。

作者：李惠子 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后 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