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3月27日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对谈者：
张誉腾，台湾地区首次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博士学位的学人，曾在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任职，嗣后历任台南艺术大学博物馆所所长、台南艺术大学艺术中心主任、台湾文建会副主任委員，现为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台湾师范大学博物馆学兼职教授。他在博物馆学领域发表的大量著述，2014年当选为台湾博物馆学会理事长。
郑勤砚，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术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术教育史、博物馆美术教育、儿童、青少年至成人的艺术发展。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承担过三项省部级课题。著有《中国传统美术教育思想》、《中国美术教育史略》《林风眠画传》、《郑勤砚书画艺术》等。主编高校教材《动画概论》、《经典动画导读》，编写《美术鉴赏》、《书法鉴赏》，主编《我的第一本艺术书》、《365个艺术创意》、《小小艺术家》等系列图书150余册。
郑勤砚：您近日在“鉴往知艺——当代儿童艺术教育进行式”研讨会上作了“博物馆与艺术教育”的主题学术报告，提出美术馆第一要务就是要把物件当成审美思考的对象，发掘艺术品的内在价值，也谈及博物馆教育者需要具备的能力范畴。您是怎样走上博物馆人的道路的？“阴差阳错”进入博物馆的背景，为您成为一个资深的博物馆人奠定了什么不一样的视角与基础？
张誉腾：1980年，在美國学习动物学的我回到台湾后，阴错阳差地被分派到“台湾博物馆”工作，而我此前对博物馆知之甚少。有一次看到一篇题目叫做《该进博物馆的博物馆》的文章，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博物馆二三十年都没有任何变化，那么这座博物馆本身都应该被放进博物馆了。当时还是博物馆新人的我看到这篇文章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和所在的博物馆会遭到如此不堪的批判，这促使我开始研究博物馆学，思考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
1983年，渐渐对博物馆产生兴趣的我进入了“自然科学博物馆”筹备处，有机会去世界各地的优秀博物馆实习，作深入学习和调研。尤其对在美国匹兹堡市卡耐基自然历史博物馆实习半年的经历记忆犹新，跟随那座博物馆教育组工作的半年让我知道了一个博物馆究竟应该怎么做：我曾经跟随他们拿着一些恐龙图片，去一所当地儿童医院，给重病的孩子们讲故事，去关心那些离开家被迫住院的孩子，让我看到了博物馆应该拥有的社会责任感；在周末到公园摆地摊，将博物馆的标本、收藏展示给大家，告诉人们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展示内容，又让我明白博物馆不应该坐等观众，永远藏在四面墙内，而是应该追求‘无墙博物馆’的境界，主动将博物馆带到社区、学校、医院的民众中间去……”此外，我还在实践中看到了博物馆的教育组、展览组、行销组等不同组别之间默契合作的重要性。
郑勤砚：博物馆应该学会“讲故事”，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艺术批评的过程大多采用由埃德蒙·B·费尔德曼（Edmund B Feldman）提出的批评模式，即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价四个阶段构成，在对话式欣赏教学环节中，也大多采用这样的欣赏过程。然而沃尔夫（Theodore F. Wolff）和吉伊根(George Geahlgan)指出，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价等步骤并不能够构成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不能成为学生理解艺术时设置的一个固定程序，更不能成为老师例行公事的议程去简单、机械地模仿，每一个人对艺术作品的关注是千差万别的，强迫学生在感受艺术作品时遵从某种固定模式，将会限制和约束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博物馆如何“讲故事”，怎样才能把故事讲得精彩生动？
张誉腾：近年来我走访了许多大陆博物馆，看到了大陆博物馆事业的崛起，也令我感慨良多。一个博物馆有两件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值得观众观看的藏品、文物及其保护情况，一是怎样用展览等方式呈现给观众。大陆有着丰富的藏品，硬件设施非常优秀，一些博物馆的展品和展厅让我们十分羡慕，但是一些博物馆忽略了展品同现代观众之间的联系，没有注重给观众讲故事进而令人们为之感动，让我觉得很可惜。在我看来，博物馆不应该是简单的展品陈设，而须建立用展品讲故事的脉络，从而将观众吸引进来的方式。此外，还应该在展品同观众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只有这样，观众才会在这里获得共鸣和感动。比如武侯祠，“武侯”是成都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但是现在武侯祠的定位还停留在观光胜地的层面，展示的只有孤立的塑像和简单的说明，展示结构也只是理性的构建，而没有考虑观众的接受度和兴趣点。事实上，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三国演义》对于武侯祠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如何讲故事和如何使人感动等方面，武侯祠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厅面积不大，只有2000平方米，却经常策划出成功的展览，如：“大清盛世”、“大三国”、“法门寺”等。2010年办‘大三国’展览之前我曾问自己，为什么要办这个展览？三国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问题，观众来这里只是做历史怀古。 “大三国”充分顾及互动环节，不仅展出形式丰富，而且对参观者区别对待。在动画三国人物照相区，儿童能以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感受三国人物和故事；在3D影像区，稍大的孩子可以直面“三顾茅庐”、“长坂坡”等情景再现。以各种手段为观众讲述三国的故事，令人记忆深刻。结果展览效果堪称“轰动”，共吸引了20万人次参观。故事讲好了，观众感动了，还会掏钱买纪念品这些外沿的文创产品。历史博物馆是文化教育事业，每年有2亿多元新台币的预算，从来没有把重点放在盈利上。历史博物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文化资产的保存和诠释。博物馆要变成产业，也必须在做到以上两点之后。
郑勤砚：博物馆教学是一门艺术。它需要我们充分了解艺术品的相关信息，并懂得如何去引起兴趣，诱导，倾听，在观点之间游走，采集资料，并建立起意义。这种艺术最终是为了扩展和丰富访者的经验。完成此目标的前提是教师在进行博物馆教学之前一定要有充分的策划及前期准备，这份策划包括详实的课程目标、材料准备、背景知识、核心问题、环节设计、评价反馈等。台湾的博物馆教育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张誉腾：在做任何展览之前，认真研究展品的时代背景、挖掘展品背后的故事非常重要，只有前期研究到位，展示脉络才会更吸引人。武侯祠绿树成荫，环境优雅、惬意，又有着三国这样难得的故事题材，可以好好利用，做出引人入胜的策划；昭化古城有很多出土的古文物，可以好好研究，给观众讲出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发掘过程如此离奇，可以利用这个故事策划出吸引人的展示方案；非遗博览园的建设力度如此之大，园区如此壮观，如果在介绍各种民歌时融入采集音乐过程中的故事，可能更加吸引眼球……博物馆展示的东西不需要太多，不应过度依赖解说员的讲解，而是应该通过设计、策划，营造出一个能让观众逐渐入戏的故事，在观看结束后仍有余味留存。做博物馆并不只是在办展览，而是在经营感动、经营惊奇、经营共鸣，并希望观众能够从中有所得。
郑勤砚：由弗莱雷关于灌输式教育弊端的阐述投射到当前国内艺术博物馆中的欣赏教育，说明依然没有从“博物馆导向”解放到“观众导向”中来。导览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博物馆各类学科专家的见解，来诠释博物馆展览或藏品的内容，导览方式多是讲授式的，导览人员以讲述奇闻轶事的心情，汲汲于传输博物馆的专业知识，观众则带着顺服仰欢的心情努力吸收学习。从博物馆与观众的沟通观点而论，这可算是一种线性的、由上而下，带有教诲式色彩的沟通方式。台湾在此有何博物馆导赏新模式及经验？
张誉腾：历史博物馆有很优秀的馆员，他们不仅学养高，也善于讲出展品背后的故事。由于馆员的作用，其他策展单位会主动前来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的命脉是馆员。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繁荣，许多博物馆工作人员被派到海外做见习，我也是其中之一。30年后，我依然推崇当年的经验。我们在了解国际上其他博物馆的运营趋势后，把这些知识再回馈到工作实践中，从而使台湾博物馆的发展产生了质的跃进。以我在大陆的观察和一些博物馆馆长所述，大陆博物馆馆员的训练内容还不够，有些馆员根本不是博物馆专业和博物馆教育专业出身。另外，大陆博物馆学应该加强如何办展的训练，也就是在了解展览内容后，如何能讲出展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只有考古和文物知识还不够。
郑勤砚：两岸博物馆界未来的合作空间大吗？
张誉腾：两岸博物馆界的合作一直很密切。从早年黄光男担任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时推出的“秦文化——兵马俑特展”、三星堆、楚文化等中华文物特展轰动台湾，到现在两岸展品频繁进行双向交流，博物馆界的交流合作在不断深入、扩大。台北“历史博物馆”同四川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去年联手推出的张大千作品展就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合作与交流，展览汇聚了三座博物馆收藏的张大千作品，进行一次张大千早、中、晚期作品的汇合展。通过展品的双向互动，两岸博物馆可以对对方的经营展示理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碰撞出更多火花。
此外，两岸在人员互访方面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对于一座博物馆的发展而言，馆员的素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职培训方面，台湾有很多经验可以同大陆分享，两岸可以通过举办研习营等方式互派人员进行调研、学习，优势互补。
在博物馆的文化创意商品开发方面，台湾起步较早，很多台湾的博物馆举办展览，文创商品的收入都堪比门票收入，甚至超过门票收入，大陆博物馆也逐步开始注重文创商品的开发，许多问题、经验都可以同台湾同行进行交流。目前，台湾很多博物馆已经开始利用网络虚拟空间对博物馆进行宣传，在利用社交网络、微博等网络工具为博物馆创造更多吸引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方面，两岸也有很多值得交流、互通的地方。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界一旦完成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的蜕变，必将会成为博物馆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