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充满未知的梦魇,

在巫魔夜会时烘烤胎儿,

照着镜子的老妇和裸身的孩童,

装扮自己引诱恶魔的到来；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著名的西班牙艺术家之一，以极具个人风格、充满幻想色彩的绘画而闻名于世。作为一个社会批判者和动荡时代的见证者，他的艺术生涯与18、19世纪之交的政治变革紧密相连。戈雅试图用作品来描绘人类内心深处的个性和灵魂。其艺术作品涉及油画、湿壁画、素描、蚀刻画和石版印刷版画等不同的媒介，创作主题从皇家宫廷到街头巷尾，涉及范围之广，远超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览现场《戈雅：平面艺术的想象力》（Goya's Graphic Imagination）

从1935年开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一直致力于收藏戈雅的作品，被认为是西班牙之外最杰出的戈雅绘画及版画收藏机构之一。2021年2月21日，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戈雅：平面艺术的想象力（Goya's Graphic Imagination）》从其馆藏作品精选戈雅漫长职业生涯中的100余幅重要的作品，以时间为线索，分三个展厅展示了艺术一生中的艺术风格之变——早年担任宫廷画师对前代大师的学习，19世纪初西班牙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动乱促成的艺术观念转变，晚年疾病与流亡的苦难使其作品更加黑暗和阴郁沉重。借由展览的视觉叙事，带着新的时代经验，此次展览重新审视了戈雅的艺术作品，展现了艺术家如何通过丰富的想象力来描绘人性深处的痛苦、矛盾和冲突。

一．宫廷画师时期

戈雅在少年时就展露出绘画天赋，他从14岁起在当地知名画家何塞·卢赞·马丁内斯（José Luzány Martínez）的指导下学习，后来移居马德里，跟随宫廷画家安东·拉斐尔·门斯（Anton Raphael Mengs）继续深造。1774年，戈雅受到门斯的邀请，为马德里皇家挂毯工厂绘制挂毯的样稿（cartoon）[2]，并交由位于圣芭芭拉的皇家织锦厂进行编织。在表现风格和题材上，戈雅用轻巧明丽的洛可可式风格描绘出当时西班牙典型的生活场景。在这些样稿被编织成挂毯并成为宫廷的装饰后，戈雅的风格得到了皇室的认可和称赞，由此得以出入宫廷。展览展出的作品《盲人吉他手（Blind Guitarist）》是根据挂毯样稿翻制的蚀刻版画成为这一时期珍贵的资料，尽管该作原稿由于设计和构图过于复杂被织工退回，但仍可以看到戈雅对人物神情和姿态的细腻描绘[3]。而正是通过绘制样稿的工作，戈雅的才华得以展露，也成为了他与皇室结缘的开始。

弗朗西斯科·戈雅，《盲人吉他手》，蚀刻版画，1778

Francisco Goya, Blind Guitarist, Etching, 1778

宫廷中的工作和学习经历促成了戈雅个人风格的形成，在此过程中，门斯为戈雅提供了许多帮助，在他的建议下，进入宫廷的戈雅开始研究皇室收藏的委拉斯贵支画作，并将他的油画作品翻制成蚀刻版画。此时的他已经开始在委拉斯贵支数量众多、题材丰富的作品中关注到那些古怪的、令人困惑的题材，如委拉斯贵支所画的一系列侏儒肖像。在描绘菲利普四世国王的弄臣埃尔·普里莫（El Primo）时，戈雅继承了委拉斯贵支原画对人性的观察和同情心，其现实主义风格对戈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迭戈·委拉斯贵支，《酒神巴库斯的胜利》，布面油画，现藏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1628

Diego Velazquez, The Triumph of Bacchus, Oil on canvas, Museo del Prado, 1628

弗朗西斯科·戈雅，《假酒神加冕醉汉》，蚀刻版画，1778

Francisco Goya, A False Bacchus Crowning Drunkards, Etching, 1778

戈雅也翻制了委拉斯贵支的神话题材作品。从戈雅的蚀刻版画《假酒神加冕醉汉（A False Bacchus Crowning Drunkards）》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学习和借鉴前代大师的作品并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委拉斯贵支创作于1628年的油画作品《酒神巴库斯的胜利（The Triumph of Bacchus）》，描绘了身型丰满，但神情游移不定的酒神巴库斯被一群醉汉包围着的场景，他正在给跪在他面前的年轻人加冕。戈雅并不试图完全模仿或者转译前作，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两者对比，可以看出戈雅将巴库斯的形象描绘得更加成熟精明，他用自己的理解和新的媒介表达方式让画作更具世俗性，褪去了酒神理想形象的光环，戈雅的作品显然更加贴近真实的人民生活。

展览现场

1789年，戈雅因其精湛的肖像画技艺被西班牙波旁皇室正式任命为宫廷画师，此后其一生都与皇室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先后经历了四任君主的执政时期，为皇室工作了四十年之久。担任宫廷画师期间，除了为皇室绘制肖像画之外[4]，戈雅绘制了不同系列的画册集（albums）[5]。和接受宫廷委托所做的订件不同，这些图像并非为公众的观看而作，戈雅无意于将它们公开展示，他通过这些私人创作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局势的看法以及对艺术的热情和执着。18世纪70年代初，戈雅因为一场疾病听力严重受损，但他也因此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时，他开始创作第一本画册集——A系列（Album A）。这一系列仅有18幅素描，表现了女性打扫卫生、睡觉的活动场景。到了90年代中期的B系列（Album B）所涉及的题材开始宏大，该系列已知的作品共有98幅，戈雅通过描绘纵情酒色的堕落场面来揭示出当时的社会关系。在该系列的每一件作品下方均留有短语或短句作为主题的揭示，显露着戈雅的创作意图。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戈雅将尖刻的讽刺隐藏在对人们行为方式的描绘中，在更广泛的维度上探讨了当时西班牙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

弗朗西斯科·戈雅，《他们把她带走了！》，蚀刻版画，1799

Francisco Goya, Que se la llevaron!, Etching, 1799

B系列画册集的许多场景和主题构成了其于1799年出版的著名版画系列作品《加普里乔斯（Caprichos）》的灵感来源。西班牙语单词“caprichos”，中译为幻想的题材，戈雅将其作为作品标题，强调了艺术的想象力。该系列版画共80幅，其中第一部分关注社会风俗，描绘荒唐和虚荣的故事。而第二部分则转变为更黑暗迷信的题材——怪物、巫术和讽刺愚昧无知的故事。戈雅在这一系列的创作中尝试了当时十分流行的飞尘腐蚀制版技术（aquatint）[6]，让技术更好地表达画作的主题，使观众可以从画面细腻的色调变化来感受人物的情绪状况和当时黑暗压抑的社会氛围。

弗朗西斯科·戈雅，《理性的沉睡产生怪物》，蚀刻版画，1799

Francisco Goya,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Etching, 1799

《加普里乔斯》系列中的第43号版画《理性的沉睡产生怪物（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是这个系列中最著名的一幅作品，表现了一个沉睡中的男子，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失去了知觉。幻象在他的噩梦中爆发：他被黑猫、猞猁、猫头鹰和蝙蝠围绕着。书桌上写着一句启蒙时期口号：“理性一去不复返，迷信大行其道（When reason goes, superstition thrives）。”其时正值启蒙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这组作品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对18世纪的西班牙社会乃至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的揭露和批判。

弗朗西斯科·戈雅，《理性的沉睡产生怪物》草稿，1796 - 1797

Francisco Goya, Sketch of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1796 - 1797

此外，展览还展出了戈雅为《理性的沉睡产生怪物》绘制的草图，我们能从中发现更为隐秘的信息：在沉睡的男子上方有一张艺术家的自画像，显示出他原本希望将自己的视角插入画面中，但在最终的呈现的作品中，他放弃了自我形象的描绘。舍弃自我形象的原因也许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作品走向了对自我和外部世界更普遍，更具一般性的观察之中，也可想见戈雅正面对的恐惧和痛苦。

二、半岛战争时期

弗朗西斯科·戈雅，《巨人》，布面油画，现藏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1818 - 1825

Francisco Goya, The Colossus, Oil on canvas, Museo del Prado, 1818 - 1825

1808年，拿破仑的军队进入西班牙，引发了长达6年的半岛战争，受害者众多，西班牙社会一时之间四分五裂。展览的第二部分在战争的阴霾中展开，展厅中央陈列着此次展览中最为引入注目的作品——《坐着的巨人（Seated Giant）》。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这幅版画被认为与戈雅另一幅藏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Museo del Prado）的著名油画作品《巨人（The Colossus）》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油画的创作灵感来自西班牙诗人胡安·包蒂斯塔·阿里亚萨（Juan Bautista Arriaza）于同年写的爱国诗作《比利牛斯山的寓言（Prophecy of the Pyrenees）》，诗作描绘了一位代表西班牙精神或守护着的“巨人”，挺身而出对抗拿破仑和入侵的法国军队。在油画中，巨人英勇庞大的身躯和下方加入反抗的群众构成了一种视觉上的冲击，表露出艺术家与祖国感同身受的情感。

弗朗西斯科·戈雅，《坐着的巨人》，蚀刻版画，1818

Francisco Goya, Seated Giant, Etching, 1818

但在版画作品中，其主题和情感则更显隐晦：巨人坐在一片旷野之中，将目光转向观众，仿佛刚刚从深思、沉睡或沮丧中被唤醒。戈雅通过版画的技法使画面的光线达到了一种微妙的明暗效果：他转身的一刻似乎黎明即将到来。整幅画面传达出一种诡谲的气氛，一种不安弥漫在整个构图之中。此幅作品也为展厅奠定了一种更为深沉的基调，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战争如何改变了西班牙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戈雅的人生轨迹。

弗朗西斯科·戈雅，《真相已死》，蚀刻版画，1814–1815（1863年出版）

Francisco Goya, Truth has died (Murió la verdad), Etching, 1814–1815 (published 1863)

作为对西班牙半岛战争的艺术回应，戈雅在1810到1820年间创作了82幅《战争的灾难（The Disasters of War）》系列版画：第一部分体现了斗争，谋杀，暴力以及平民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第二部分讲述1811年到1812年间马德里发生的一场饥荒，包括了饥饿和死亡的场景；第三部分是一些特写式的场景，讽刺的是糟糕的政府和腐败的教会。这些场景就如同快照一样，旨在展现普通人的痛苦。在这场“灾难”里，没有所谓的烈士，只有羞辱、饥饿和残破的肢体，灵魂是一种被遗忘的东西，画面中只有无尽的、身体上的痛苦。

弗朗西斯科·戈雅，《风景》，蚀刻版画，1807-1810

Francisco Goya, Landscape, Etching, 1807-1810

另一组《风景（Landscape）》系列版画创作于1807年至1810年之间，通过简单的图像传达出神秘又令人不安的氛围。画面的构图隐隐地传达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前景中的人物与雄伟的自然景观呈现出强烈的反差；中景中的巨石被两棵枯树一分为二；左手边，两团巨大的云雾迎面而来，似乎正在扑向前景中毫无防备的两个人物。

在半岛战争爆发后，戈雅的作品变得更具个人色彩和内省气质，这一时期的作品清晰地表明了他对战争和冲突的憎恨，对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和绝望的同情，并通过一种隐喻的形式将人类最可怕的景象展现在作品中。

三、“黑色绘画”时期与晚年的流亡

弗朗西斯科·戈雅，《飞行之道》，蚀刻版画，1815-1816（1864年出版）

Francisco Goya, A Way of Flying, Etching, 1815-1816（published 1864）

1814年，半岛战争结束后，流亡的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Ferinand Ⅶ）重返马德里，当疲惫不堪的人民以为战争终于结束了的时候，迎来的却是一位残暴而专制的君主。在残酷的政治局势的背景下，戈雅的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走向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其作品主题也变得更加的黑暗和晦涩难懂。戈雅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蚀刻版画《异类（Disparates）》[7]比此前《加普里乔斯》和《战争的灾难》系列更加混乱和阴郁，令人毛骨悚然。整个系列似乎都在描绘一些奇怪而紧张的场景，蚀刻的技法给人以一种“暮光感”——它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天，既不是黄昏也不是黎明。这一系列大约是从1815年开始制作的，直到1819年左右完成。戈雅似乎从一个更非叙事的角度来暗示痛苦仍将继续，也预示了他越来越差的精神状态。

弗朗西斯科·戈雅，《波尔多半圆斗牛场中的斗牛表演》，石版画，1825

Francisco Goya, Bullfight in a divided ring, Lithograph, 1825

1824年，西班牙政治的动乱仍然在延续，78岁的戈雅已经全聋，由于担心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会受到迫害，流亡到了法国。这次离开故乡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在这里，他创作了四幅尺幅巨大的石版画《波尔多的公牛（Bulls of Bordeaux）》，描绘了记忆中斗牛活动的凶残。传记作家洛朗·马瑟顿（Laurent Matheron）在1858年出版的法文传记中讲述了戈雅当时创作的大致情形——由于视力的衰退，他需要使用放大镜来完成这些版画。这也使得版画呈现出复杂的视觉质感。戈雅把石版画放在画架上，先用均匀的灰色调覆盖整个表面，然后再刮去高光部分。这一系列也是戈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创作的最后一组大型作品，当他意识到死亡的临近时，对斗牛题材仍然抱有强烈的情绪，这一主题也象征着他一生与祖国西班牙紧密相连的命运。

弗朗西斯科·戈雅，《自画像》，素描，1796

Francisco Goya, Self-portrait, Drawing, 1796

在戈雅离世之后，他对人性黑暗面的描绘受到了许多评论家和学者的关注。他的画作中蕴含的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因素启发了许多后来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他被称为“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第一个以深刻的同情心和令人震惊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绘普通人的生活的艺术家。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直以来对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主题和题材保持着兴趣：艺术如何理解人性的本质？我们将如何面对持续的冲突、暴力、迷信和恐惧？展览通过对戈雅的素描和版画作品的重新梳理，希望能得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回答。

编译/李雨容

责编/杨钟慧

文章主要编译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网及相关评论，图片来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官网。

展览信息

戈雅：平面艺术的想象力

2021.2.21-2021.5.2

（周四至周一10:00-17:00开放，周二周三闭馆）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691-693展厅

注：

[1] 选自《恶之花（Flowers of Evil）》，《灯塔（The Beacons）》第七诗节。

[2] “cartoon” 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cartone”,意为一大张纸，指为了制作壁画、油画、马赛克、挂毯等图案时，先行在纸上描绘的同等尺寸的底图或图稿。

[3] 1778年，戈雅向挂毯皇家挂毯厂提交了一张挂毯草图，原本计划让织工编织成挂毯用以装饰埃尔帕多王宫中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和公主的寝室，但其图案对于织工来说过于复杂难以完成。戈雅根据草图制作的这幅蚀刻版画是他当时尺幅最大的版画作品。

[4] 除了此次展出的素描和版画作品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收藏了一批戈雅绘制的宫廷肖像画，观众可移步619号常设展厅参观。

[5] 绘画是戈雅的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也是其在准备其他媒介作品时的草稿和灵感来源。他在其中记录了个人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通过复杂的图像来表达。戈雅认为这些草稿是他可以随时参考的资料库，他现存的画作中约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八本画册集，这些画册集现在都已散失。

[6] “aquatint”也称“飞尘腐蚀法”，在大约1770年至1830年之间使用得最为广泛。这种技法把点状防腐材料均匀的撒到版面上,通过加热使粉末熔化粘到版面上。将版放入腐蚀液中,凡未粘上点状防腐材料的地方均被腐蚀形成凹陷,除去点状防腐材料后,上油墨印刷形成调子。腐蚀时间长,色调就深,反之就浅,以防腐液控制画面各部分腐蚀时间,就可得到许多的层次变化.再因版面上点状防腐材料的粗细,疏密,或反复多次飞尘腐蚀可使画面赋予变化

[7] 这一系列也被称为“愚蠢（Follies）”或者“非理性（Irrationalities）”。

参考资料：

[1]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网，网址链接：

https://www.metmuseum.org/exhibitions/listings/2020/goyas-graphic-imagination

[2]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展览评论，网址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11/arts/design/goya-met-museum.html

[3] 《艺术报纸（The Art Newspaper）》展览评论，网址链接：

https://www.theartnewspaper.com/review/goya-s-graphic-imagination

[4] 《乡村之声（The Village Voice）》新闻报道，网址链接：

https://www.villagevoice.com/2021/02/12/our-time-begs-for-goya

[5] Ives C & Susan Alyson Stein, Goya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5.

[6]（意）宝拉・拉培利著, 苏依莉译. 戈雅[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