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刘庆和说”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刘庆和老师为自己的个展所起的名字。字面的意思是刘庆和在说大白话儿，我想这是句反话或者是个需要解释的“包袱”。刘庆和生于天津，好在我母亲也是天津人，因此知道刘庆和讲的“白话”不是指广东的那个方言，而应写成“白活”，读作bái huo，在天津的语境中有能说会道的意思，即老话讲的“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勾腿子”。天津是个港口，需要更多的交流，这“卫嘴子”就特指天津人。当然也有嗦的意思，甚至称这类人叫“白活蛋”。熟知刘庆和老师的人当然知道他口头语言的锋芒并不亚于其笔端的魅力，譬如他这样解释“白活蛋”这三个字：“在天津很容易让人理解，就是没事瞎白活的意思，加上‘蛋’字，说明你的业务能力很强。”所以这个展览是借用刘庆和的双重 “业务能力”将绘画语言和文字语言捏在一起，试图描述大时代中艺术家刘庆和的“成长史”。其味道如同天津的煎饼果子，在简单、便捷中孕育着丰盈。
为了使这篇展览说明更具功能性，我想还是要简单梳理一下我片面理解的刘庆和的个人简历，以便成为“白话”的基础。刘庆和1961年生于天津，“文革”结束时，他15岁。一个人的胃肠记忆、性别意识、生活习惯、语言逻辑甚至世界观在15岁时应该已经形成了。因此，这类青春的记忆不是用头脑编织的，是用身体加以标注的。“八五新潮”时，20岁出头的刘庆和作为优秀分子超越了手艺人的身份（他曾就读于天津工艺美术学校），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读本科，学习年画和连环画。我猜想弥漫在学校小操场广告牌上的现代艺术气氛与在美院U字楼里杨先让、贺友直等前辈讲述的内容，恐怕已是不大一致了。1989年，刘庆和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了，拿到了硕士学位。从在美院学习阶段的专业选择上看，刘庆和好像很没有踏上当代艺术的点儿，甚至和那些时髦的游戏有些擦肩而过。但今天看来，这样的一个学习背景恐怕对可以接上地气的刘庆和至关重要。其实刘庆和出名的速度并不慢，在我1992年考入央美时，田黎明、刘庆和、武艺，他们的作品已是学生们坊间谈论的话题。（插播一个事实，刘庆和老师以及他的太太陈淑霞老师都曾教过我，那时我们常常怀揣着兴奋的心情期待他们来到美术史系的教室，因为画画与爬格子比起来，是件多么开心的事情。或许因为我的画太烂，后来聊起此事，他们说完全忘记了有我这么个学生。）2007年，刘庆和的大型个展“隔岸”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作品颇佳，而且那是个展厅气氛控制得非常好的展览，至今还有人提起。此后，他的画也常常出现在国内外各重要的展览里，日渐确立了刘庆和在中国画坛的位置。2014年，年过半百的、头发开始稀疏的、知名的当代中国画艺术家刘庆和试图回望“我的前半生”时，他酝酿了一年多，画了100张不太大但与自己有关的画儿，录了20000多字的自我访谈。因为，他准备在北京画院美术馆这样一个很有中国传统意味的，有人也视为有几分“保守”的地方做一个叙事性的、上图下文的展览。展览的作品中会有形象不断变化的刘庆和自己，有他的父母亲、兄弟姐妹和亲戚们，有他家50多间住满了别人的大院子，有他曾暗恋过的美女班长，当然也有他的妻子和女儿，以及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和人……刘庆和捻动着笔管，策动着他的线条及话语，使之成为注解自己生命轨迹的图示与旁白。我感觉他笔下的“人物”虽小，但很在点儿。他试图借此来戳向那些共有的时代记忆，点疼你神经中最麻木或最希望麻木的那一根！
在以下的说明中可能要触及几个有些沉重，却需要以“白活”的心态加以描述的话题，便是叙事性、现实主义、大众、人性、性、主流艺术形式的非主流表述之类了。
第一点：叙事性的意味
叙事性在绘画中的价值被漠视很久了。“有意味的形式”曾是我们摆脱主题先行的武器。但是当 “有意味的形式”被过度地消费而成为“乏味的形式”时，我们恰恰开始思念那些可以被言说的画面。开始更加喜欢敦煌壁画中的经变故事，也会一遍遍被“九色鹿”的形象与情节所感动。
叙事性绘画的低端形式是连环画，也叫小人书。不仅有相互链接的画面，还需要配以文字，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曾有幸为两位连环画大师贺友直、沈尧伊做过展览，展出过《山乡巨变》与《地球上的红飘带》，这些风行一时的上图下文的形式，如今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已成为某种往昔的记忆，被怀念了。我也曾为年轻的艺术家温凌做过展览，温凌的父亲温泉源曾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儿童绘本的作者。温凌告诉我，当一天天长大，他开始不由自主地画起了原来最不屑的六格漫画，进而重新审视他父亲的作品，甚至发现那些东西滋养着他今天的创作。有趣的是，贺友直、沈尧伊是刘庆和的老师辈，刘庆和也曾请教过温泉源先生，而温凌是刘庆和的学生辈。更重要的一点是，刘庆和是现已不存的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别称“年连”，年画、连环画的简称）的毕业生。
北京画院美术馆非常聚气的展厅，将成为一本连续张开的超尺度“小人书”，使观者走进画面，加以阅读。刘庆和也要出一本精心编排的展览画册，酷似红宝书。展览的开幕式也可视为新书的发布活动。当然，我和刘庆和老师也试图在展览期间安排一次“年连系”的聚会，缅怀一下不应被忘却的记忆。
第二点：在局限中生长的现实主义
2011年12月，我曾参加过由鲁虹和孙振华两位老师组织的第五届深圳美术馆论坛。那届论坛的主题是“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当代艺术”。70后的我，曾经对这一有些时代特色的题目颇为质疑，因为对于我们这个问题还能理解，但对于80后、90后恐怕就难了。然而，当我在刘庆和老师的画室中，翻看着那些充满着潘家园地摊上“文革”符号的作品时，忽然领略到局限性本身的价值，或者说那就是时代的价值。被艺术描绘的现实一定是在局限性中生长出来的，但如果能永恒，是因为其中的人性被有效地表述而凸显出其独特价值的永恒。那些最为朴素的现实主义就具有如此的力量，那是“真”的力量。
在此，我不得不说说前些日子看的赖声川、王伟忠指导的话剧《宝岛一村》。《宝岛一村》讲述了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眷村”里几个家庭半个多世纪的悲欢离合。这是一出简单的、讲故事的话剧。一位观众看完后，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宝岛一村》给人用心咬住泪水的感动。”这一评价一样可以献给北京人艺的话剧《狗儿爷涅》。这些记述时代片段的作品，不会生锈的原因就在于“真”和“人性”的飞扬。他们不是“假诗文”，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真“山歌”。我在刘庆和的100幅画以及他那些文字中感到了此方面的追求。它不是我们习惯的现实主义，是真现实的个人表述。
第三点：“白活”的语言杀伤力
刘庆和有令人惊异的“白活”“大白话”的语言杀伤力。读他的文字，让我想到的是老舍的《二马》和《牛天赐传》，以及王朔的《动物凶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两万字的自我访谈，亦正亦邪，一遍遍挖心挖肺。因此有人说艺术家是对自己最恨的人，是最敢于亮出自己伤疤的人。
譬如刘庆和老师萌动的爱情。“爱情真正让我记住的、发自肺腑的都是暗恋，因为暗恋都不会成功，所以才叫暗恋。暗恋基本发生在我的年少时期，从喜欢女老师，后来发展到喜欢女同学，等到喜欢女同学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成熟了。我喜欢对我不屑的女同学，喜欢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女同学，发号施令的女同学，喜欢在我面前不苟言笑的女同学，总之让我有一种畏惧感的女同学是我真正暗恋的对象。”
当然生动的语言背后是思考的深度。刘庆和口述中最为深刻的部分当然是他的父亲。刘庆和说：“慢慢地，我还发觉，懒得想和无思想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的结果是，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里程里，我爸歪打正着地选择了对他来说最好的处世方式。在他看来，活着是理所当然又不值得议论的事，过去就是本来，这种天然的生存和疗伤能力让他这辈子成了一个有福之人。与他相比，我的舅舅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境遇了。”刘庆和父亲的“懦弱”成为了一种智慧，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使家庭的小舟得以不被倾覆。而那些所谓的坚强与机敏，恰恰早早折在了路上。为什么老子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会被一遍遍地引用？因为它好用，而且牙的寿命一定比不过舌头那么长。记得有人说过面对问题有三种处理方式：一、解决它；二、搁置它；三、不认为它是个问题。刘庆和的父亲做出了最自然的选择，因为命运无所谓对错。
第四点：搅拌在时间记忆中的画作
下面不得不说说刘庆和那些搅拌在时间记忆中的画作。刘庆和的画是城里人的画，有城里人的线条和颜色，这种风格与中国画原有的、与生俱来的乡土气息是有疏离感的。这是刘庆和的特点，也是他被小小质疑的原因。还想再提一下天津，这个曾经骄傲的、发达的港口城市。在我的记忆中，天津上世纪70年代比北京时髦多了，有满街的霓虹灯，有起士林的冰淇淋，有街道两旁挺胸站立的洋楼儿。因此，我们多少在刘庆和的作品中看到些“洋范儿”，可称之为“小资”但又不同于今天的“小清新”，因为这种气氛很像罗马柱的那些卷花柱头，很浪漫但不轻飘。
一个合格的展览说明，应有一个简短些的非“白活”的版本。因此，总结如下：时代的文身早已渗入了刘庆和的肌肤，甚至刻在了他的骨头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红灯记、红宝书、红领巾和热烈而鲜活的红色娘子军，我猜想刘庆和拿起笔这些“东东”就会自己跳出来，根本无需算计。但他那些人物，没有眼珠，空洞一般的眸子，是对时代的再描述与再探求。历史片段性的价值就是其价值的特殊性，这些边缘的集体意识混杂着都市生活、全球化、水墨、当代艺术，被置入思考的锅中煮沸、放凉，再看看是否合口味。一个人年轻，有火气，叫滋毛炸刺；一个人成熟，有分寸，叫圆滑。成功而不圆滑叫有赤子之心。刘庆和试图保留、搜寻、抓住他艺术中的这点“赤子之心”，哪怕已经有了包浆。
最后，期待着一个用心说“白话”的展览，一本“白活”得有内容的书，可以留在你浅浅的记忆里。
2014年9月26日完稿于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