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一场延续了近百年、至今仍在继续的中国画大讨论，其中涉及到的种种问题对当下中国美术的发展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著名美术理论家、中国画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先生曾在八十年代中期将这场大讨论的中心课题概括为“中国画生存与发展的宏观战略”。二十余年来，潘先生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及其宏观文化战略问题的深入思考，一直绵延在他的美术史论研究与院长行政工作的进程中。

对于任何一个理论家来说，问题意识与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是至关重要的。潘公凯先生的学术研究与理论观点具有一贯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他的学术研究进程体现为一种纵深式的拓展，即围绕着某个核心论题提出观点，随着先期研究的前瞻性结论渐渐为现实所印证，进一步展开问题、深入思考，而前后的研究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互关联的体系性与逻辑理路的内在联系。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的二十年来，潘公凯先生提出了“绿色绘画”论、“两端深入”论与“传统体系”说等重要学说，在艺术史论学界影响很大。他近年来一直在关注、研究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与现代性的问题，也与他此前的思考存在着延伸与承进的关系。

“绿色绘画”论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展现出了一种学术研究领域的“生态意识”与逆风前行的文化自信。潘先生将中国画中所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有机和谐”的内在意蕴比作绿色植物在维护生态平衡的环保工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更将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比作一个有机生命体的“生命历程”，充分强调了其文化土壤的质量与生命体扎根深度的重要性。潘公凯先生发表于1985年《美术》杂志上的《互补结构与中国绘画的前途——关于“绿色绘画”的略想》一文在当时的美术理论界和创作界曾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中对于中西方美术发展互补趋势的分析与把握，以及对于中国绘画精神在未来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发展前景的展望与憧憬，在今日看来仍然显现出重要的文化启示价值与现实参照意义。

任何艺术理论研究都离不开对于艺术教学与实践的思考与探索。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潘公凯先生在担任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系主任期间，提出了“以传统研究为主体的两端深入”的中国画教学改革主张，即“以中国传统为一极，以西方现代为另一极，中间留出广阔的混融区域，构成橄榄形的中西绘画‘互补格局’。” “两端深入”理论不仅是一种文化策略，同时作为一种学术策略与艺术教育理念，也在当时的美术院校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既是对于20世纪中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提出的“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延伸性思考，又是对于“距离说”在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迅猛扩展的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下能否成立的进一步阐释，更是在文化策略的思维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前途与地位所做出的宏观判断。潘公凯先生将近现代中国画的命运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从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末的“冲撞应变期”，与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的“适应扩展期”；他认为中国画的传统精神经过自我反省和重新发现的过程，将逐步明确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确定自我的方位。 随着近些年来中国水墨艺术在国际范围内备受关注、中国画艺术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象征，以及传统书画收藏与拍卖的价值在艺术市场上屡创新高，潘公凯先生的预见在今天看来已经渐渐变为现实。

在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过程中，潘公凯先生十分重视从本体论的角度审视中国画的现代处境。他将传统的延续看成是一种“具有主体网络结构的生命体系”，并将其比作生长着的藤蔓，“既是一种纵向的发展过程，又与其他地域的传统有横向的区分。” 因此，传统是“一种立体的深层结构，从外向里可以分析成不同的层次；……传统又是一个过程，它在生长、延续和演变，它是在表现为偶然性的历史现象后面的、变动较为缓慢的持续性因素。”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论家当中，潘公凯先生是较早地运用现代系统论的观念与方法来深入分析文化传统的学者之一。他将中国画传统划分为工具材料、表现手法、题材内容和观念精神四层结构，提出“传统作为体系，除了其内部结构须要保持矛盾而又统一的有序平衡之外，其外部的宏观生态环境也必须保持既有矛盾而又统一的有序平衡。”根据这一逻辑，中国画传统作为人类绘画传统的宏观结构的子系统，应与其他子系统相互差异、互为补充，维持一种有序的动态平衡。而旧体系在新环境中的生存命运，一方面取决于其适应性与自我改造能力，另一方面更取决于其独立性，“看它能否在与其他体系进行质量交换和自我变革的过程中，依然保持与其他体系的鲜明差异，发展自身的独立性，从而显示出它在矛盾互补的宏观结构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样，中国画传统体系之自律性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便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正如近来潘先生在分析浙派人物画的经验与启示时所谈到的，“以中为本”、“强化中国特色”是很多前辈中国画家的成功经验，也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潘公凯先生就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画原有的传统主线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前景。在1985到1987年这段西潮涌动的时间里，潘先生的这种观点十分鲜明，以至于成为了当时一些激进的美术理论家们主要的辩论对象，他们认为潘先生的论断是“用现代理论包装起来的保守主义”。然而事实上，正如潘先生所言：“‘传统主义’不仅不是一种保守，而且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的另一种现代。” “保守”这一语词在某种特定的语境里只呈现为一种对待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守护的倾向，而理性的学术态度、审慎的文化自信与宏观的文化战略意识才是潘公凯先生学术思想背后的核心。

在对中西艺术的评判与认同的方面，潘公凯先生一直保持着清醒与公允的态度。一方面他致力于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厘清、弘扬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他对待西方现代派艺术、中国当代前卫艺术的态度却绝不是“保守”的。相反，潘先生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真切而贴近的了解，以及对于西方现当代艺术创作中经常涉及的艺术与生活的边界问题的深入思考，要比一些带有“西化”倾向的空头理论家要落实、深入、真诚得多。他对于一些西方现代艺术大师如毕加索、杜尚、康定斯基等的艺术创作深有研究，在博士生教学过程中，往往能从更深层次的独特视角去阐释这些西方现代艺术经典的高妙之处，并能从学理的角度追溯现代派艺术创新的动机与来源，体现出“一切拿来为我所用”的气度。对于徐冰、谷文达、黄永砯等身在美国的华裔艺术家，潘公凯先生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然而，潘先生所思考的问题显然不止这些，令他更为关注的，是在中西文化冲撞的全球化境遇中，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与挑战，通过“互补并存，双向深入”的文化战略来找寻新的生机。

在潘公凯先生的学术理论体系中，宏观文化策略与艺术基础理论的研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2005年3月，潘公凯先生在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时，向全国文化艺术界发出了要重视文艺发展的基础理论与宏观策略研究的呼吁。他建议，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应该将文艺单位的管理体制改革和艺术本体的基础理论研究，作为中国目前文艺发展的宏观策略的两翼，既重视大面积的操作，又重视小范围的专家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二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补充。一直以来，潘公凯先生关于文化策略理论的关注与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对中国画未来前途与命运的思考和洞见之中。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就清醒而深刻地预见到：随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日益增多的了解，“中国画生存与发展的宏观战略”问题将与当今世界“本土与外来”、“中心与边缘”、“西方与东方”这些更宽阔的文化讨论背景紧密相关。 时值今日，这个课题已经成为中国美术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它所具有的文化典型意义与时代紧迫性已经引起愈来愈多有识之士的重视。

在近现代美术史论专业领域学术研究之外，宏观战略理论与体系性的思维方法，同样体现在潘公凯先生的美术教育思想与学院行政工作中。今年是潘公凯先生做艺术院校校长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在他先后执掌的中国两所最重要的美术学府中，潘先生从1996年到2001年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做了五年院长，到今年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做院长工作也已有五年的时间了。在这五年时间里，潘公凯先生首先致力于解决学院的学科格局问题。随着2002年设计学院和城市设计学院挂牌、2003年造型、建筑、人文学院的成立，各个分院的专业学科与工作室建制日趋完善、合理，快速健康地发展，专业学科的数量由2001年以前的七个（国、油、版、雕、壁、史论、设计），发展到现在的将近20个，专业学科的数量种类是原来的三倍，在籍学生数是2001年的四倍。这种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学科结构的合理性、前沿性和前瞻性，在目前国内各大美术学院乃至艺术院校中首屈一指，使新时期的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当代中国美术教育最高水平的一个缩影。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美术教育经历了重大而迅速的变化，由相对封闭走向日益开放，愈发深入地融汇到当代世界的共同性语境之中。信息网络的全球化、共同的知识学基础，为不同地域、国家的艺术家提供了思考自身问题的广阔视野和崭新视角。作为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领头人，潘公凯先生敏锐地洞察了种种时代变革的趋向，也十分注重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策略与艺术教育未来趋向的把握。他重视对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整体学科格局的建构，在稳步发展造型艺术等原有强势学科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设计学科的建设，在近些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2005年，他亲自领衔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招收“建筑与城市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生，邀请国内外城市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到中央美院任教，希望通过在美术学院的教育，培养具备艺术家素质、艺术家审美能力的建筑师，以此来改革现有建筑师队伍的知识结构，以至于提高中国城市的整体文化形象。

与对中央美术学院未来发展前景的期望与自信一样，潘公凯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未来同样充满着憧憬与信心。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精神，将在未来社会成为西方文明的一种补正。” 作为“绿色绘画”的中国画艺术，也必将在全球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以一种“回归自然”的审美境界与和谐、自由的理想人格精神，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之中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