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上的奏折很多。如同治三年春的《致总理衙门函》，第一次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同治四年8月的《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提出求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也可以民用，变为求富。 同治十年五月初九日和曾国藩联署的《论幼童出洋肆业函》，指出不但要学习器物之利，培养拥有新思想的新人才更是百年大计。在这些文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思想的进展。

洋务派的言论都是论战性的。细察李鸿章的这些折子，每一封都有具体的假想敌。假想敌们通常有两类：一类是从经济条件入手，说搞洋务建工厂开煤矿修铁路建舰队这事情要花好多钱，政府拿不出这些钱来。遇上这类纠缠，前期是用国家安全来威胁中央政府，到了太平军剿灭，和外国的关系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不能再用国家安全来说事儿的时候，洋务派的办法基本上都是搞特区：我在我的地盘上先搞总可以吧。我自己想办法弄钱。顽固派的另一类反对，则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诬蔑建造铁路、架设电线为破坏祖宗之法，诬蔑主张者为“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斗争最为激烈的就是关于是否建造铁路的全国性的大争论和架设电线制争论。

工部给事中陈彝提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人重视入土为安，朝地下埋电线杆，惊扰先人，子孙心何以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籍使中国之民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架设电线，就是不忠不孝，陈彝的论证完美地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不去从技术层面上论证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先问“姓什么”，先进行政治表态，或许出发点并不坏，结果一定是坏的，这就是“爱国贼”。爱国贼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凡事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凡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
在修造铁路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李鸿章在光绪六年十二月上《妥议铁路事宜折》，不得不一开始就论证修建铁路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中国生民之处，九州万国自为风气，虽数百里内，有隔阂不相通者。圣人既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这里引用易经系辞，把修铁路比附为古圣人的舟楫之利。实在是多余的意识形态自卫。但是不自卫却奈何！反对派更是提出修铁路是追逐利益，不算中国传统；修铁路有利于洋兵长驱直入地侵略……一干理由。终于使铁路之议搁浅。爱国贼们高喊的是民族主义，捍卫传统和正义。凡事都先问“姓什么”。“姓什么”往往是意识形态禁区，通过表态占据了道德优势，最后完成打击。三十年前，中国改革之初，情形也大抵相似。民族主义，道德表态，泛意识形态化，是古往今来爱国贼们的共同特点，其基础则是无知的激情。醇亲王也曾经“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建铁路。等到他经过中法战争，亲自来到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

李鸿章早在同治四年就认识到，爱国贼的养成，是来自科举制的土壤：““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嚣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尊君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遇到干实事的人，看你到理财，就说你是为了牟利。看到你治兵，就说你谋势。“颠倒是非，混淆名实”“论事则务从苛刻，任事则竞趋巧伪，一有警变，张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之败坏，由此之最可忧”。“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清流派用儒家义理的“是非”攻击洋务派的“利害”，本属观念之争而已。但是因为科举制的考试内容长期以来只是八股文，并不构成知识基础。落到具体事务上，本来就严重的道德主义倾向和对生活常识的无知搅和在一起，成就了充分义愤填膺充满道德责任感正义感，却对改变现实无能为力的爱国贼水准。这种对于道德表态的盲目推崇，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很快就要导向义和团。同样出身于科举，张居正李鸿章之类的人却能超越八股化的道德文章，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由话语的言说进入了做事的层面。做事情不得不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把姓资姓社之类的意识形态表态先当作黑猫白猫，慢慢地也就养成了放弃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了。不争论，不折腾。盖因为“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也。

邱志杰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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