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场买到这本书，在飞机上一口气看完了。看到索南达杰的悲苦，果然让人眼眶湿润。
从环保角度去切入西藏现实，确实是把两种西藏叙事结合起来的好角度。关于西藏的两种故事一直是脱节的甚至是对立的。
最流行的关于西藏的叙事，神秘雪域、虔诚信仰、与世无争、香格里拉的适度生存哲学、和平主义……基本上仍然是最主流的故事。统治着欧美世界的西藏想象，也一样统治着北京上海的西藏迷们的西藏想象。这种想象使达赖喇嘛的微笑成为全世界政治家中最有魅力的微笑之一，影响着国际政治判断的潜意识。中国政府中现在没有周恩来式的富有同等的人格感染力的人物，在国际公关战中注定处于下风。这一点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看得很清楚。国际政坛上，政治家可能会计较利益，但普通民众的判断标准要简单得多：有魅力的人是好人好人的敌人经常就会被认为是坏人。
这种西藏想象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越野爱好者、驴友们的重要精神支柱。其实和都市病有关，可以概括为“阳光和荒原的诱惑”。西藏的天很蓝，但其实陕北的天一样也很蓝，澳大利亚或者撒哈拉的天也很蓝。不！西藏迷们一定会坚持说，西藏的天才是最蓝的。这种信念里面混杂着原始崇拜、人类学意识、国家地理情结……但更主要的是对自己周边的城市生活的不满。北京上海的白领妹妹和男朋友吵架，一张机票飞到拉萨，在玛吉阿米酒吧一坐，对面的白人小伙子端着青稞酒过来搭讪……拉萨、丽江、加德满都或者印度的瓦拉纳西，成了世界上最好的艳遇之城，一夜情圣地。回到都市生活中纷纷宣称自己大彻大悟身心解脱----脖子上一挂着一串八角街上买来的假天珠。在内地人那里，西藏，已经和古琴、昆曲、瑜伽、798、法语等事物一起成为小资六大俗。
另一套关于西藏的故事，是残酷得多的。泥石流、塌方、修车、枪支、暴力事件……贫困、殖民史、地方官员的腐败、商人的欺诈……
多年前，我也是前一种西藏想象的信奉者。满怀浪漫来到西藏。1993年，我走进布达拉宫里面的某一世达赖喇嘛灵塔的殿堂的时候，众人都捧着哈达献给灵塔，而我两手空空。那个看管殿堂的喇嘛招手把我叫过去，爬上灵塔解下一条哈达披在我身上。把一个胸前挂着Linhof照相机的老外看得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在山南一夜之间出了两次车祸。卡车从山路上跌下二三十米，被一棵小树顶着没有摔进雅鲁藏布江里面，同车的两个拿着广东假身份证的香港人（那时候拿着内地身份证旅行比较省钱）腾空而起撞在我身上，全都脑震荡，而我居然分毫无损。附近村落的藏民敲锣来救人。那时候我坚信正是这条从布达拉宫的灵塔上接下来的哈达佑护了我。1991年在夏鲁寺附近，已经步行了20公里的我被一群藏族人叫上拖拉机，和他们一起去找巫医算命，拉到林卡里面喝的烂醉，再拉到某个男女公浴的地方洗温泉，在人家家里住了一夜。那时我深信自己天生和藏族有缘，我既不害怕他们，他们也总是接纳我。我甚至怀疑自己前世应该是这里的一个僧人。关于藏传佛教的所有传奇，我全都相信。
同时，后一种西藏现实强硬地撞上来。91年，在一辆长途公共汽车上，除了我满车都是藏人。司机不断地把车开上小山顶，寻找辨认着哪里才是公路。汽车趟过很多条浅浅的小河，来到一座兵营门口问路。兵站里是寂寞艰苦压抑的四川兵。那个拿枪的门卫解下皮带，抽在问路的司机身上。那个司机温顺地退回车上，把车开走。终于找到路的时候，他回过身，对满车的人说：“这些强盗”。车上的人老人们都没有作声。一片沉默。一个多小时后，汽车攀过满是经幡的山口，车内忽然爆发出赞经的声音。人们拉开车窗，把早就准备好的印着经文的小纸片向窗外撒去……也是91年，我在江孜白居寺的后山遇到一个叫麦克的英国青年。我带他到解放军的兵站住宿。这家伙兴奋得睡不着觉。这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站（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允许让老外住兵站）他连夜端着相机要出去拍照。我连忙摁住警告他小心被当作间谍抓起来。等我回到拉萨的时候，已经离去的他在“亚”旅馆里给我留了一本英文版的《1984》……1993年，在古格王国所在的扎达县城，因为来了一个我这么一个大学生，全县的几个文化人都聚在一起通宵喝酒，他们分别是藏族的宗教局长、民政局长、副县长和汉族的公安局长。那位公安局长是个已经完全藏化了的山东汉子。无比崇拜藏族文化。听到读过书的藏族宗教局长争论说汉字的历史比藏文要悠久，大怒。进里屋拔了手枪出来，我为了拦他，把他的毛衣扯烂了……在古格，我遇见拿着一根大竹筒当乐器要去神山脚下吹奏的英国音乐家，也遇见过三个奇怪的欧洲中年年妇女。她们戴着间谍级别的录音设备，录天上老鹰飞的声音、一公里外的帐篷中藏民说话时的喘气。她们不住旅馆，用睡袋住在野外，每人带一把柴刀防身。她们进古格王国根本不买票，而是夜里用软梯爬进去，拍个够。不知道有没有偷东西……我因为结识了民政局长，是他们派了北京吉普（我付钱）去古格的，这样就只好花十块钱门票。其实据说最好的办法是给看门老头卖几瓶啤酒，他会把整串钥匙交给你。……这三个洋女人求我帮她们找回去的车，结果邮局的车拉了一整车的藏民，经过她们野外露宿的地方，本来说好停车搭她们的，司机一看是三个老外，不肯停一踩油门加速，我只能丢给她们一包馒头……从拉萨来阿里的车，是我在阿里驻拉萨办事处找到的。某局长来拉萨开会要回去。我找到藏族局长，和他喝酒。每喝一杯唱一首歌。他唱藏语歌，我唱唐朝乐队的歌。大醉之后他搂着我说：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了。因为这场大醉，明天早上出发又变成了明天晚上出发了……在狮泉河，人们对死亡有着惊人的乐观。汽车坏在路上是家常便饭，那叫做当“团长”了。有了受了伤，就叫当师长了，如果那个哥们死了，就叫当司令了。最夸张的说法是，因为太危险，经常有去无回，所以谁要是一出远门，他的老婆就由哥们自动接管使用了---这我并不太相信。
那个时候，离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牺牲还有一年，离英雄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被偷猎者枪杀还只剩两个月18天。我离开阿里下新疆那天是1993年10月1日。我当然并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见过了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是在师专或民族学院读过书的藏族人，信任科学知识和现代生活，但是也爱自己的民族。或许是政府官员，或许是共产党员，同时兼佛教徒。藏传佛教信仰在文革破坏之后恢复了。但是同时现代化进程也开始了。为了平衡各种信念，他们最喜欢在家里挂的一张照片是50年代达赖和班禅喇嘛在北京和毛主席的合影。那张照片里面毛坐在中间，两边是年轻的达赖和班禅，再往外的左右是刘少奇和周恩来。
我当时遇见的这些人可能年龄比我大几岁，刘鉴强书中的主角嘎玛、扎多则应该是我的同龄人。索南达杰则是这一代现代西藏精英的兄长。我从那时候遇见这样的人之后，就无法停留在第一种，那种过于一厢情愿的香格里拉想象了。《天珠》把他们拉回来。书里那些人我似乎都见过。或者今后将会结识。我想起炉霍的县长、杨宏，想起拉萨的嘎德、根敦群培画廊的朋友们。真想尽快再去看他们。和外来者浪漫化神秘化的“冈底斯的诱惑”的故事不同，他们在这里有乡人、族人和自己的上师，但是他们必须带着自己的族人面对现代生活。找出路，怀着记忆，调整着目标，忍受着不适和困顿，经受着诱惑。
因此，书中像木梭和仁青这样的现代修行者的角色，就分外重要。
藏传佛教的力量，在西藏被神秘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和西藏的自然风光在人们心中所唤起的崇高感所起的作用可以平分秋色。像我这种不参与修行行动的人，谈论事情的真假总归不是从感受出发，总归是肤浅的。在和西藏接触的第一阶段，我对密法、转世之类是深信不疑的。然而事实上随着进一步阅读历史，你又不得不生疑。藏学出版社那套彩色封皮的早期外国人进入西藏的书，记载了政教合一体系中政治力量的重要作用，这是殖民史的珍贵文献，很大程度上有破除迷信和幻想的作用。汉人修习藏密成就最高的是邢肃芝，学到了拉然巴格西的最高学位，据说受过六百多种密法灌顶，会隐身术、穿墙术多种神通。然而他学到这种境界的时候所作的最重要的事情居然是去找蒋介石，建议国民政府在拉萨建立小学，并自己出任校长，以便和英国人办的小学争夺西藏的下一代。看上去像他这样真正深入其中的人，还是回到现代政治的需求，这也让人怀疑那一整套神怪叙事。昌都战役的时候，阿沛阿旺晋美组织喇嘛们念经也没有诅咒死西南野战军，结果被活捉。就像当年的藏军根本抵御不了英国人的火炮。这些历史都使藏教很核心的一部分叙事显得像是笑话。
但是同时又有大量证据表明确实有现代科学不能解释的事实。像《天珠》书中讲到的女活佛虹化，像香曲多杰未经学习成为藏医高手之类的事情。我虽然自己没有亲眼所见，但绝对相信书中人的人格的诚实。温普林曾经也对我说虹化绝对确有其事，我也绝对相信温老大人格的诚实。一个这么漫长的历史，无数代智力卓绝人品高尚的人衣钵相继，绝不可能是大家说好了一起来维持一个骗局----说好了也维持不了，总会有人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孩子一样说出真相，哪怕只是为了出风头。所以，绝不可能不是真的。一定有可以验证的事实支撑着整套体系。我虽然没有亲证，通过推理也能相信。邢肃芝当完他的小学校长，晚年在美国也一样在收徒弟传播藏教。可是，跟顿群培的反叛又是怎么会事？木梭和仁青的疑惑与坚信之间又是怎么回事？
当然，大家都知道神通只是副产品，不应该重点强调。藏传佛教和别的佛教分支一样更重要的是心灵平静和解脱的抚慰技术。但是它的独特魅力很大程度上恰恰又是特殊的这一部分。今天我的判断是：看起来，首先，通过明心见性达到身心解脱无畏无求的自身境界肯定是无疑的，别的佛教分支也一样在做这样的事。通过禅观修练激发出某种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人类潜能，示现为神通，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像香曲多杰，读书不多，从没有接受医学训练，但是通过修练掌握了某种生命规律，居然就能成为神医，治好很多人的病。我只好把它理解成某种另类的知识获取方式---让自己和规律接通。第三，这种神通被夸大、被政治需要改造成为神话和骗局的事实也是存在的。相信这种力量能够抵御现代化的入侵，显然是夸张的。这种夸张已经被现代化的历史所否定。虽然在国际政治语境中依然还在发生着影响力。
木梭和仁青之类的现代修行者，只要是真正的修行者，一定是坚守在第一条，倾向于相信但是不轻言第二条。但令人痛苦的却是第三条。愿意把传统教法在现代生活中的能力夸大为“刀枪不入”的，在民众中大有人在。清醒的人却知道一些大成就者的个人潜能的激发，比起现代化的暴力，比起人的贪欲来说，是太无能为力了。现实问题要严酷得多。
《天珠》中的这些现代藏族精英，和我认识的同一类人一样，深知“藏族传统文化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汉族人，而是全球性的商业化”（天珠王嘎玛语）。汉族的文化也一样在面临这种全球性商业化的威胁。藏族人不穿藏装，穿上的其实也不是汉装，而是西装。以保护文化的名义回归传统是很困难的----天珠王试图论证喜马拉雅古象雄文明是印度、波斯、两河流域古文明的起源----其实有点疯狂。《天珠》中以索南达杰这样的英雄人物开路，扯开一条新思路，比起文化保护主义的思路要意义深远。
因为这条思路同时接受了伟大传统的珍贵和伟大传统的无能为力。接受了现代化的现实也深知现代化的痛苦。或者说，它就是从现代政治和经济行为的痛苦经验中滋长出来的。从这种痛苦经验出发它开始重新理解西藏文化在现代世界中可能具有的价值。这是重新发现，更是崭新的建构。它和强词夺理的夸张传统的现代价值的上述第三种认识绝然不同。而它所面对的恰恰是紧迫的全球问题。
邱志杰
2010年01月
文章来源：http://www.qiuzhijie.com/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