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博客上的网友留言：“我曾拜读先生文章《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窃疑如下：在艺术等领域，不可说之物太多，言之凿凿固然以其纯理想姿态不可辩驳，然而究竟于真实之创造能否有帮助甚至不产生坏的影响？——因其立于观念的驳析而非生命之铿锵，作品难免为时代而时代，反而破不出境，显得小气。所以所谓学者型艺术究竟是否能成为现实？或者仅仅是现时代艺术家对自身心性无能为力的一种遁词？
这些是我个人疑惑，先生如予解答，不胜感激——我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来给生命找一条出路，只是学微力寡，很多时候则信心不足……。”
《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是我1993年在杭州写的，1994年发表，到现在15年了，我的想法肯定有不少细节上的变化。不过回想起来，基本立论是“防左反右”，应该是不错的。艺术界的理论思路，一旦强调社会关怀、政治介入，就很容易把艺术工具化，功利化。纯粹用它的社会价值带取代艺术的独一无二的作用。这是左倾。所以我说艺术的应该进行一种形式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一旦强调艺术语言的试验性，又很容易被误解为纯粹语言游戏，忘掉语言批判自身应该也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行为。这是右倾。中国理论界的论争水准不高，经常会进行稻草人论证，滥用归谬法。也就是先把对方歪曲成不堪的极端理论，然后用左倾来批判右倾，用右倾来批判左倾。无聊而无效。那篇文章里面的观点，就曾经先后被歪曲成左倾和右倾，被歪曲成右倾的时候多。不过这样也好，中国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左的危害总是比右的危害更大一点。
突破左右的摇摆，既是搞艺术，又是在进行生活，这也就是你所说的用写作来给生命找一条出路。写作如果不是一种生命出路，写作变成纯粹笔墨游戏，离生活远了，就是右倾。如果离开对于写作的惦记，一头扎进生活，就失去了被拔高被救援的机会。会被生活吞噬。这就是左倾。你的“找出路”的说法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动词化的。通常人们思考艺术，喜欢把它名次化。所以就考虑艺术（或者说写作）到底是生活之外的一面镜子，还是生活之中被生活所控制的一个部分。“找出路”是一种动作，既表明了离开现状（在生活现状之外），也表明了目的性—改造现状。把艺术或写作活动动作化，对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就能免去很多理论误导。既不是无关生活，也不是顺从生活。既是和现实有关的，又不容易沦为机械决定论。
好，回到你的核心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问题是两个：一是所谓学者型艺术家，执着于知识和观念，会不会妨碍对于不可知之物的探索。第二个问题是：执着于时代的艺术，会不会妨碍对于“生命之铿锵”的探求，而沦为小气。
第一个问题。我想维特根斯坦早期的格言式的句子，很动人，大家都喜欢说，但是没有几个人真的读懂了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之物”被严重地神秘化了。只有你把可以说清楚的真的说清楚了，你才真正有能力去面对了“不可说之物”。而这“不可说之物”也并不是宗教体验、超验的世界之类人类经验之外的东西—这正是最通常的误解。维特根斯坦不管在早期《逻辑哲学论》和晚期《哲学研究》主要都是通过语言来谈世界，在这里谈的也是语言问题。有些对象是语言处理的对象，而这些不可说之物则不是语言处理的对象。试图把它们强用语言来加以叙述，就会犯错误。比如，“理解”一个句子和“理解”一段旋律，早期维特根斯坦就会认为，前者是一种语言现象，属于可说的，后者就不是。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大概会认为，其实就算是理解一个句子，也更接近于理解一段旋律。这是后话。所以，关于可说和不可说，并非理性和非理性、经验和超验的差别，而是语言使用范围的问题。不应该用语言处理的，其实是行动的范围。所以我对维特根斯坦的名句有一个改造：可以说清楚的要说清楚，不可说的东西要去把它做出来。
这里面，其实他那句话的前半部分是同样重要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历史事实，都是属于可以说清楚的，不可说而需要去实践和创造的，就是我们的未来。要创造未来的时候，我相信越是能够穷尽可以说的一切，就越是能够真正站到无所依靠，只能靠冒险的前沿去。缺乏信息，缺乏历史知识，缺乏方法，经常就会自以为是在冒险，其实是在做早就不成问题的问题。我在一些比较闭塞的小城市见过一些艺术家。他们对于艺术或学术也经常很虔诚很认真，为了做学问搞艺术也弄的自己很悲苦，家人很抱怨。但是这并不一定能保证他们的工作有价值。他们人都很好，也有好的才华，也很自以为在探索。但是掌握的方法或视野有局限，成就也就有限，虽然那样也可以过掉被艺术和学术所滋养的幸福的一生。但是我们做艺术或搞学术，并不只是为了感动自己，而是希望能对人类的智力事业有所建设，那我们就不得不尽可能地了解人类既有的成就。
成为学者式的博学，会妨碍自由创造，这是浪漫主义时期以来营造起来的，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直接接受神启进行创造的一种神话观念。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偏见。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艺术家多半不会这么想。达芬奇当然不会这么想，他的博学也没有妨碍他画好画。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家更不会这么想，做人、作文之余才是游于艺。但是因为那种浪漫主义的理念很强大，在民众中其实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但凡看见一个艺术家读书多或者口齿清楚，就要污蔑他直觉能力不行，但凡看见一个艺术家逻辑混乱还能画上几刷子，就要怀疑这是冰雪弱智的天才。这本是俗见，不可被其蛊惑。俗见更进一步以为艺术家和精神病患者类同。连我的中学老同学都会小心翼翼地问：你们艺术家是不是要喝酒才会有灵感。我每回都要解释：业余选手才靠灵感，职业选手从来不靠灵感。
其实我更进一步认为，越是有能力把可以用理性穷尽的东西穷尽掉，才越是面对不可预测的，只能调动想象力和感觉来处理的境遇。这就好比开车。你在高速公路上，有路标，你就是走在理性的道路上，这也是无数代人走过的理性道路。这里面并没有多少你可以运用想象力的余地，太有想象力了你只会制造车祸。只有当你来到高速公路的尽头，来到没有路可走的地方，你开始越野，你才是真正面对理性无法完全作为依靠的境遇。你的理性不够用了，你不得不运用想象力来往前走。你不得不张大毛孔去感受每一点颠簸，感受脚下的土地是软还是硬。这时候，你反而才真正变得敏感。我们看到很多科学家工作到最尖端的情况，运用感觉和想象力的状态很接近艺术家。正是因为他们来到了这种尽头。
高速公路那部分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越野的这一部分则是不可说之物。不可说之物要用行动去建造起来。这两个阶段都是生命中必须的阶段，尽早走完前一个阶段，才是真正到达后者。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艺术家倘若执着于时代问题，是否远离终极生命目标。我不是很确定你所说的“生命之铿锵”这个诗意的表述是什么意思，但猜想大概是指这个。在我看来，生命的价值总是双重的，一重是个人的幸福感，一重是历史的价值感。这两重是完全不可分割的。你所说的自身心性的经营，更多地强调自身的这种幸福感。但是绝无可能在脱离历史的情况下获得这种完全超越性的生命价值。另一方面，进入历史也并不是为了成为历史的工具，而是同时在具体的境遇中锤炼、辨析、体验和创造自己的价值。所谓“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不修禅定，不断烦恼的生存精神，正是在这种历史和个人生命的双向互构中得以完成。进入具体的历史处境，历尽烦恼和忧乐，正是格物致知的过程，舍此不能了悟天地之心。每个人总是既独对天地，又卷入历史。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个人是脱开具体的历史境遇，抽象地获得身心性命的成就的。
追求生命的超越价值，要求离开俗世的号召，莫过于要跳出轮回的佛陀。然而佛陀当年之开创佛门，实在是针对婆罗门教统治而展开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说是一场反宗教运动。他的同盟军还有耆那教的始創人大雄。原始佛教的哲学精神和历史精神在后期的发展中被掩盖，佛陀本人被神化，甚至到后来有人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这是历史的不幸。这是题外话。但很清楚，所有的超越，都是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超越而起。佛陀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既是寻求个人解放的伟大个人，也是深深地影响了历史的政治人物。
你所说的执着于“观念的驳析，作品破不出境，为时代而时代”的案例，当然是有的。很多号称介入社会、干预社会的批判性作品，太过唯题材论，变成二等的新闻报道，就是这个状态。这原因，恰恰是因为割裂了历史与人生的双重关系。可见我们已开始所说的防左反右的重要性。历史中的肇事，必须同时也是一种修身，工作就能上升到一定的普遍性的层面，就可能不但对于这一时一地的事情和人情有效，也可以对其他状态下的人有效。也别是，有了这种状态，历史中的肇事者便不那么患得患失，不那么计较成败利钝，反而无畏，因而平静。
以上这些，是我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与你交流、求教。
邱志杰
201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