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由中国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至爱之塑——雕塑家王临乙王合内夫妇作品文献纪念展》自去年冬季在中国美术馆首展以来，在美术界以及广大艺术爱好者中取得了比较热烈的反响，按原计划，展览将于3月4日回到王临乙、王合内毕生工作的中央美术学院重新展出，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借此机会，本文拟主要谈谈该展去年落地中国美术馆的策划思路与工作情况，作为对该展回归和亮相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鼓掌欢迎吧。
王临乙和王合内先生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从2015年办“至爱之塑”这个展览才开始了解的。大约在1990年代初，坐落在王府井的中央美院陈列馆曾经举办过名为“名师的足迹”的系列展。我印象曾展出版画、雕塑等系老先生的作品，其中就包括王临乙王合内先生。那几个系列展览规模不大，但展品都有代表性，目睹那些原作的经历，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我还保留着其中几个展览的小折页。
我们这一茬学生在美院念书的时候，这一辈老先生都已经退休了，也没教过我们，但有些还能见着，于是也就有点儿印象，这点儿印象会构成一种“集体在场”的情感，从这一点讲，又好像没觉得他们其实已经离我很远了。
但毕竟他们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随之我们这一茬人就遭遇到两代人对这一辈老先生的不同反应。一代人是这些老先生当年曾经教过的那些老学生，他们不少现在都已是古稀老人了，对老先生非常有情感，非常愿意对老先生的人生与艺术有所交代或有所研究。而另外一代则是比我们还要年轻的后辈，他们尽管也曾在美院读书，但并不十分了解自己所从事学科专业在中央美院——往大了说或者在中国——发展的基本历史与问题，甚而对应该知道的学科内主要艺术家，反应也比较茫然。一茬又一茬的人走了，一茬又一茬的人来了，懵懵懂懂，糊里糊涂，这不能全怪后生。
所谓传承，不是一句空话！在眼目下，做展览，为老先生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是最为切实有效的纪念和传承方式之一吧。
在2014年最初触及中央美院美术馆馆藏王临乙王合内捐赠作品与资料时，我切实经历到某种心灵的触动，有一种将这种触动传达出来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是那么真切具体，一点也不抽象。
在盘点的第一天，美术馆典藏部同事和我打开一个经前期整理移交到美术馆的黑皮箱，这个黑皮箱里的东西主要是各种证件，其中有王合内的出生证明，王临乙在法国的留学学习证明，王临乙王合内的结婚证……。我平常在照片里所见到的王合内，多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但粘贴在这些文件上的发黄的照片，展现的却是一个漂亮温婉的异国美少女，这种巨大的视觉反差让我感慨，也有些兴奋，我一本一本地慢慢往后翻，看到了北平艺专服务证、文代会列席证、中央美院工作证、图书馆借书证、王合内入籍证明、城镇居民户口本、身份证、外国人副食品供应证、中国美协会员证、老年优待证、护照、名片、乘车卡、医疗卡、粮本、油本、流水账本……，一路看下来，就觉得这个皮箱越来越沉，时间也好像开始粘稠起来。翻到最后，我看到两个倒扣的蓝本，翻过来打开的那一刹那，映入我眼帘的是两本火化证！一本是王临乙的，一本是王合内的，我记得它们好像是用猴皮筋系着，被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箱子的最底层。那一瞬间，我心底泛起的是“竟无语凝噎”的酸楚。
我不知道别人看到这些杂七杂八的物件是什么反应，反正我是被撼到了，我从未想过已经走了的一茬人会以这样的方式和我“握手”，并且毫无保留。如此珍贵的素材，有机会真应该好好梳理研究一下，好好为他们做个展览，我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心情。
从小皮箱开始，美术馆典藏部开始逐一仔细盘点馆藏王临乙王合内全部捐赠物品，包括雕塑与绘画作品、私人影集、书信日记与文革交代材料等文献手稿资料、幻灯片等等。相比其他艺术家捐赠，王临乙王合内身后捐赠给学校的物品差不多是他们全部的身家性命，因为他们一辈子没有生养子女，所以我在其中看到了在其他艺术家捐赠中没有的东西，比如私人影集。这些影集有十几本之多，几乎记录了王临乙王合内从少年时代到告别时刻的全部重要的人生轨迹节点，扫描下来大概有几千张。我深爱这独一无二的资料，工作期间经常在电脑前浏览这些陈年旧照，特别是面对那些陌生的身影，总是翻来覆去地想：他（她）是谁？他（她）从哪里来？他们怎么认识的？他（她）后来到哪里去了？他（她）还好吗？有时候，我为辨识出其中的一个人物而感到兴奋，但更多的时候是无解的凝视，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甚至觉得无解或许是最好的答案，因为人间有太多的不幸和悲凉，特别是我所触摸的这一代所谓出身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留学生，他们好日子不多，苦日子不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被“文革”迫害致死这些不堪回首的事情，在王临乙王合内最亲密的朋友中不是都曾发生了吗？
王临乙王合内的遗留物中有不少未经整理的文字材料，其中绝大多数是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像王合内这样一位加入中国籍的法国人，也得用尽可能通顺的中文交代和抄写自己1949年之前的所有历史问题。他们在“文革”期间交代的主要历史问题其实翻来倒去就那么几件，而且都能说得清楚，但却要老老实实地交代、始终不断地交代，并对所交代的问题自觉进行上纲上线的罪名定性，当然他们也要配合组织证实别人的历史问题，而作为妻子的王合内也必须对他的丈夫有所批判。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交代对于他们夫妇特别是王临乙来说，如铡刀悬于命门，精神压力极大，但对今天的研究来说却弥足珍贵，我正是从这些交代材料提及的事实或缝隙中，织补了他们人生轨迹的很多针脚，进一步丰富了对他们的认识和了解。
做展览的机会说来就来了。2015年春，中国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达成合作协议，决定于当年11月为王临乙王合内举办一个比较大型和全面的展览，由中央美院美术馆出展品和方案，由中国美术馆出经费和场地，我应邀作为主要策展人进入策展团队。这样，在春、夏、秋三季，熟悉和研究典藏部提供的王临乙夫妇馆藏数字化材料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那一时期，心情随材料起伏，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能够对有质量的艺术人生有所进入和体会，这或许是让人不觉疲劳的最好解释了吧。
在展览开幕前的一个月，策展团队进入展览的全面策划与实施阶段。在这个阶段，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展览主题和名称。在我看来，王临乙王合内终其一生都没有做过真正像样的展览，即使是当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师的的足迹”，其实也还是那种摆作品挂作品的粗放陈列。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关于怎样做展览的认识也不同了，尽管这次在中国美术馆的大展依旧属于回顾与纪念性质，但怎样纪念和回顾首先是我要思考的。
我有两点比较明确，一是关于王临乙夫妇的展览和研究基础至今比较薄弱，这样的基础不支撑策展人预设问题并组织藏品来回答问题；二是馆藏王临乙夫妇的作品与资料绝大多数未向学界和公众开放过，这样的现状要求和期待策展人尽可能以相对包容的题目向社会公开藏品。这两点决定了展览的主题和名称重点不是讨论问题，而是总括藏品及其背后的人生。那么什么题目可以体现出这种要求？我曾经试图从王临乙夫妇撰写的文章中提取能够作为标题的话语，也曾经试图从学生或同仁的访谈中捕获能够作为标题的言论，还曾经试图从法文或中文诗歌和歌曲中寻找灵感，但均无比较满意的收获。最终，还是回到了具体对象和全数资料本身去寻找那个带有总括性的大逻辑。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那些令我深有感触甚至唏嘘的诸多细节这里不详细说，我只想说当我了解了很多之后重新再看王临乙夫妇的学生为他们撰写的墓志铭时，我觉得他们的概括真是非常的准确到位，那句话是这样说的：“他们是一对敬业于事业、忠贞于爱情的人。”事业自然是雕塑艺术事业，但他们的爱情却并不止于大家所理解的那种由恋人而夫妻的异国婚恋关系，虽然这是他们全部爱情生活的基础，但我在王临乙夫妇的人生和艺术中却能够体会到一种大爱的品行存在。
由此，我逐渐明确这个总括性的标题中不可或缺的应该有这样两个关键字：“爱”和“塑”，并形成“爱之塑”的提案交团队讨论。爱这个字放到其他艺术家那里或许有些让人觉得倒牙肉麻，但放在王临乙夫妇这里则非常贴切。我的解释是：他们相爱，他们尊师爱友、爱国爱家，他们爱自然造化中的芸芸众生、爱雕塑事业以及所培养的接班人，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在师生中铸造了一尊爱的纪念碑。后来团队经过磋商并综合各方面的要求和意见，确定为“至爱之塑——雕塑家王临乙王合内夫妇作品文献纪念展”。
在主题名称的逐步确定过程中，策展团队已同步基于中国美术馆给定的三层展示空间做进一步的筹划。这期间，团队着手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是最终调用哪些物品入展，第二是怎样用这些物品在中国美术馆三层那个像拉火车一样一字码开的三个厅里说事儿。
通过典藏登记，我们很清楚王临乙夫妇的作品馆藏情况，他们两位在1949年以前的雕塑作品，留下来的实物特别少，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雕塑创作（尤其是王合内），如果展览仅立足于作品遗留现状来呈现，不仅不够完整而且前后比例失调，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回顾纪念展，而不只是回顾纪念其中的某一个时段。如何弥补1949年前展品的不足？只能通过那些照片和文献资料的案头工作想办法，这个困局开始逼使我在这方面要打更多的主意。就一般展览来说，照片和文献的使用主要是辅助作品，作品是主体并且是第一位的，但这样的常规做法在面对王临乙夫妇藏品具体特殊性时顿时就偏瘫了。显然，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王临乙夫妇的影集、幻灯和其他文献资料，而且还要彻底改变它们的辅助说明的位置，让它们成为富有历史逻辑和建立艺术叙事的作品，从展览本身说白了就是要把这部分内容中的精华当做艺术作品对待，把它们装框上墙，给它们隆重的待遇。好在，王临乙夫妇的这部分遗产足够配得上这样的待遇。
这个想法明确之后，再与团队成员沟通的时候，我一直强调“两个”展品，即实物和影像。但如何用“两个”展品为两位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的三个厅里办一个夫妻艺术回顾与纪念展，这就涉及到展品组织与空间切分的问题。这其中，既要有合情合理的历史逻辑，又要使各展厅充实饱满，而且比较关键的是要将王临乙夫妇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因为我们做的既不是单独的王临乙纪念展也不是单独的王合内纪念展。根据中国美术馆三层主厅小和东西两厅大的实际情况，也根据两位艺术家艺术人生与创作的实际情况，团队最终形成的展示方案是：以王临乙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居主厅为界，西厅主要以图像叙事为主，集中1950年代之前但也兼顾1950年代之后，以便与和东厅有所呼应。东厅主要以创作叙事为主，集中展示1950年代之后的创作。这样做的好处是王临乙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是他创作高峰的代表作，群众认知度高，中央美院美术馆有关王临乙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收藏比较完整和系统，其中的泥稿和手稿从未整体展示过，这些展品占据这个小主厅足够饱满，主题鲜明且气势大，既适合迎宾，而且在大逻辑上也不违背王临乙夫妇的人生轨迹。这个迎宾厅是整个展览节奏的高点，但并非展览的开篇。
与之同时，随着“至爱之塑”展览主题名称的确定，相应三个厅在内容明确之后也在逐步发生和提炼着各自的主题。首先明确的是主厅，因为这一块内容最单纯和齐整，就是碑，再怎么说也离不开“碑”字。如果整个展览名为“至爱之塑”，那么主厅展示的五卅运动、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浮雕，就是“至爱之塑”中反映艺术家参与民族国家叙事、饱含爱国主义热情的那块“丰碑”。后来，策展团队即以“丰碑”作为主厅的主题。作为开篇的西厅，由于是以为数不多的艺术品实物和大量照片，来讲述王临乙夫妇的故事、他们朋友圈的故事、他们与老师的故事，以及他们早期艺术学习与创作中的基本特色，触目皆是构成“至爱之塑”的“身影”。我认为“身影”这个词有历史质感，也能概括这个厅的视觉感受，后来即以“身影”命名西厅。随着“丰碑”、“身影”的明确，视觉物质形态的思维逻辑开始形成，因为东厅主要是王临乙夫妇的圆雕、浮雕创作，这样“造像”的主题名称也就水到渠成。
西厅“身影”涉及利用大量照片、文献进行美术史叙事，对于美术史专业研究的要求比较高，所以由我来具体承担落实规划和撰稿。为营造历史气氛和情感氛围，我特别要求在现场播放上世纪法国著名歌手Piaf的两首歌《玫瑰人生》和《爱的誓言》。主厅“丰碑”的事件和资料比较单纯，因此我更多倚重中央美院美术馆典藏部副主任李尧辰——也是王临乙王合内捐赠馆藏物品清点的负责人——调配组织，由我和李垚辰撰稿。由于主厅位置隆重，虽非展览真正的开篇，但却是事关展览全局的开场亮相，因此策展团队将中国美术馆吴为山馆长所撰前言、中央美术学院范迪安院长所撰序言，以及由我综合相关研究并进一步核查资料和人事档案后编撰的王临乙王合内艺术年表，悉数设计在了主厅。东厅“造像”主要是王临乙夫妇大大小小的雕塑创作，如何在一个具体的空间里富有逻辑地摆放这些创作，我主要依靠另一位策展人、有实际创作经验并且是以王临乙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央美院雕塑系副教授王伟来考虑和处置，由富有展览工作经验的李垚辰机动配合，由王伟和我撰稿。在衔接主厅和东西两厅的过道，策展团队分别安置了两块视频，主要播放经由团队访谈剪辑而成的纪录片以及团队收集整理的王临乙夫妇与学生们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