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杰出生在福建漳州，自幼聪慧善学，年轻时即开始系统学习西方哲学认识论之道，这使他体察自“关心你自己”开始的西方知识分子信仰，他是用尼采及福柯式的“谱系学”方法构筑工作和生命实践的为数不多的中国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中国艺术家中最早关注如何汲取及怎样汲取所需要的文化营养，并认真思考关于自我修行与艺术创作关系的艺术家。他的二十年的艺术创作经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作品的影响并不在于其数量多少，而在于这些创造所带来的历史划分和精神交响；这些创造同时也帮助我们保持警觉，因为，在作品，创新和行动之外，还有某个人，曾经如此生活过——这会让一些事情的存在变得不可思议——在一个时代，由一些人完成的探险是如此势不可挡、出人意料却又水到渠成。当“这些事情”出现以后，我们会无法想象“这样的事”出现以前的世界，他们的作品和行为在时间上给我们造成的震撼是如此强烈——尽管我们有时候因为邱志杰让人目不暇接、不加克制的“繁殖”而对他有所疑虑，但他确有能力让我们相信他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具创造力、行动力和感召力的艺术家之一。

邱志杰一直以多重身份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写作：作为艺术家，《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纹身》系列摄影和他独特的“光书法摄影”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史中的经典之作；他的创作更是涵盖摄影、录像、书法、绘画、装置和行为艺术，早已超越了狭窄的媒介美学并在其中呈现出一种厚重的精神气象；作为艺术策展人，他对新媒体艺术的推动、“后感性”系列策展所创造的全新的艺术景观、对大型艺术项目“长征计划”的策展、推动现场艺术等工作以及近年来在其任教的中国美术学院提出的独特的“总体艺术”理念，在文化研究的基石上重建个人创造和社会交往的模式的见解都使他活跃于艺术创造的前线；其长期的思考和艺术实践中涉及的课题都与中国近20年的艺术实践的历史交相攻错。重要的是，从其思考日渐成熟的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的艺术实践和工作，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时刻，都可以说是这个工作的一个“灵魂”赋予者，而不仅仅是游戏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他是那种激发热情和给与工作以灵魂的人——他的工作，赋予精神以其空间，并使精神在其工作中进行主宰；他的创造性使创作的优先地位变成不仅仅意味着表述，而是自由的追求与表述连成的一体，他亦有志使艺术成为决不是艺术本身的事情。他的一系列工作，都以构筑“根茎”或者是以“生殖”的方式进行；他对于这个工作（艺术）的热情，甚至狂热，不敢说他的“启示”，都打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道说”①——当中国当代艺术沉浸在表述文化身份和冲突、影响的焦虑、时代病和“私人琐事”的时候，贯穿他的工作的却始终是政治和愉悦——套用一个德勒兹式的句式：从《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1990）开始，一切都是笑声；从《立场》（1993）开始，一切都是政治。

事实上，在邱志杰近年来最具有雄心的“南京长江大桥计划系列”中，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大的尺度的出现，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书写直至今日所发出的能量之光，这道光亮是由于作为艺术家的邱志杰在长期的工作积累中逐渐浮现的伟大心魂和强大的生成能力——他始终有着强烈的欲望使人对着这样的创造感到：“这世界依然将终结在诗人的灵魂里，而非那些替代的产物上”（海德格尔）

“南京长江大桥计划”涵盖了邱志杰近年来工作的重点：政治、无常及命运的课题。在其中，同时也呈现了其优秀的研究功力，包括对文本的理解和大量田野调查的实践所积累的精神锐度。这个计划的起兴处是对一个设置在大桥附近的民间志愿自杀救助机构工作的关注和合作，在“自杀现象”引起的思考核干预中，邱志杰将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性成就的标志性见

证物与个人生死之恩的奇特结合的地点——南京长江大桥及它所携带的所有精神关涉作为研究的内容，通过对生与死的命运和个人与时代选择的思考，撬动了沉默的“南京长江大桥”在历史复杂性中的扳机并成为该计划的入手处。在“南京长江大桥计划”中，我们能看到了艺术家的一种未知的先决，这源于作为艺术家的天才洞察和关怀的本性——同时也提示出“未来”这先于物理时间的来临时间，虽然这不可被当作对象加以测量，却包含着一种它自身构成着的尺度、分寸、韵律与命运——只有当我们体验到这种时代的运命时，才有可能开始理解此刻生存与存在本身。所以，这个计划的创作本身当然不只是出于一个艺术家建立主体性的需要（这当然是重要的部分），而是出自对于“那正在来临的时间”的预测、敏锐照看和书写。正是在此，我们能够把其写作确立在这样的一条思想道路上：这最终是关于生与死的主题、是关于人的命运和转变的主题，是关于政治的主题。而艺术家，终要“出现在那条从漫游到火的返回的路上。”（海德格尔）

我们在对邱志杰的工作进行观察和阅读的时候，也必须注意从中挑选出那些可能会在其创作路途的勘查中给我们引导的主题或者词语，因为它们呈现出的是如此纷杂庞大的脉络，以致在很多时候会使我们忽略他的独特的语言贡献和特别的词语，而仅把他看成一个不断的话语制造者、在人们昏睡时的清醒观察者和行动者。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可以看出，邱志杰的工作一直是沿着某种清楚的界限进行的，这个界限由知识—艺术—行动相互关联的多个圆圈组成并交织在一起；而且这些课题时时触及到界限的两边，并进行着几乎不可能的区分，一侧是关于精神的形而上思考和实践，其中有海德格尔、里尔克、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尼采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另一侧则是关于个人和命运的思考和实践，这也许是另外的一些，是关于返回、关于一种向着家园的回转的思想，是关于“鸿爪雪泥”的无常感，是关于短暂、逝去的观念，这里隐现着老庄、佛祖及中国传统诗词伟大情怀中的一切。所以，他同这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有所不同，他选择和擅长过一种艺术与智性结合的生活并不怕与命运的狭路相逢，他敢于不畏险途，只身上路去实践探索与想象的乐趣；他是“通过工作而改变”的实践者，更是敢于造就自己命运的实践者。

清楚勾勒出邱志杰的工作也是困难的，因为，他为自己所设置的道路是一条苦行者的道路，似乎也很难在其作品中找出一个关于“一致”的思考模型，他为自己设置了太多的“逃逸线”——这种靠选择的原动力发动的写作正是需要不断用后来的写作造就的——我们“每个人自我构建的进程和选择——自由——须通过每个个体所付出的努力和智慧而赢得。”（《一个关于未来的考古学的立场》，张颂仁，2008）那么，邱志杰的“表达机器”是用哪些成分构成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忠实地阅读他的作品，通过与历史进程其他现象的相互比照而发现他的特殊性？应该说，这个工作在当前是激动人心的：在我们普遍渴望与强大的创造力相遇的兴奋中，勾勒出在这里艺术发展的复杂性，个人特点及一个艺术家生命和思维最敏感的部分——关于生命的词语和行动以及以此带来深刻的反省。

可以说，自幼年时代开始的中国文化修习是影响邱志杰思想的重要一隅。东方式的、对世界本真的凝视的恒久课题时时提醒着诸行无常的真相。“他注意到书法的冥想天性使他清静，作为一种有着绵长的文化根脉和精微的趣味标准的艺术，也在历史文化语境中，帮助他将自己锚定为一个时空中的创造者。”（《一个关于未来的考古学的立场》，张颂仁，2008）这样，创造、修身训练本身也将老邱造就为深刻理解人之无常宿命的人，所以，他的作品中常见情绪的无际绵延，心乱如麻，不可名状，一切因偶然而必然也因无常而宿命的意向，又见其中发展出的关涉重大问题的思想脉络。意味深长的是，这样的意象经常是由书法来承载的，“邱于1990年代所作的回应是佛教徒式的。他建议我们应立足于观身不净，于实相境界，作无畏观。”（《一个关于未来的考古学的立场》，张颂仁，2008）无论《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1990）这件对于邱志杰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创作，还是《纪念碑》（2006—2007）中对于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复杂关系的思考；再到《失败之城》（2009）置身历史回声的深处对个人命运的关怀。无常的笔触，即是他内省、修炼的日课，也是对外指涉的精神支点，在无常的时空河流中，一些微小的事物不断翻滚上来，构成了我们思考无常的载体，也构成了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真正的生命“奇迹”，这是邱志杰工作的第二个部分：物的历史。这部分的作品经常是“罗列”日常生活事物，如《物》（1997），《姚家园一号坑》（1998），《一线天》（2009）等。物似乎成为人间生活的激流中，我们唯一能够攀爬的少数几个支点，支持我们对于世界的见证，我们对于世界的创造以及我们的失败。“它们”时常消弭在历史的虚无深处，“它们”在我们面前现身为此物，是因为我们的凝视，我们对于物的“异质性”凝视使物的叙事出现。如果说“无常”意象对于我们理解存在和世界是一种冷静的态度，对于物的历史进行的凝视则可看作是对于无常的反抗。“给他看，一个物能够多么幸福，全然无辜并属于我们”（《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人间的事物支撑起人的生活的全部真实，但也必将卷入人间的所有政治。我们通过凝视来构建属于我们的物，却首先要从人间的控制中解救物。在这个意义上，物也是我们的身体——物的反抗也是身体的反抗。

被照亮的物和被解救的身体面对的假想敌是“控制”，这是邱志杰另一个重要的思考命题。生命与观点的真正争论之地永远是政治，所以主体性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的纬度，是一个在与外部不断更新的联系中折叠和展开之地；由于与外部保持开放的接触，主体性能够从外部不断看到真实以抵制标准化和管制。所以，作为真正的思考者总是要对既定价值及其支持的统治权力（如邱志杰所说，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日常观念、习俗、信仰系统的罗网”）进行全力抨击，更要时刻对整个当代视野进行不断的质疑。1994年创作的《纹身》系列和《虹》系列说明了这样的思考；1997年创作的《好》系列，2000年的《界面》等等，一直到2007年的《合影》系列，邱志杰都在运用强大的分析，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精神深陷其中的形势和政治话语对人的无形“钳制”，这足以说明其思考所具有的前瞻性。所以，当我们理解了他在上述对日常生活展开这种“微观政治学”的思考和工作之后，更容易理解他的进一步工作是以“无知者”的态度所展开的社会性的肇事。

无知者的态度意味着，就像差异的逻辑，外部永远都不会穷尽，每次要捕捉它的努力都会产生一个过量或者补充反过来滋补新的解域，释放新的逃脱路线，这是无知者的道路。肇事使人致力于外，同时也得益于内，最外端的肇事遂返回最内省的修身，于是，肇事同时成为一种真正的修身。观察邱志杰的工作线索，可看出这样的主动选择，这也是他的人生的生动之处。所以，关于“如何成为无知者”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临界点：思想与存在的关系推动着全部西方的沉思；东方智慧亦有自己的关怀和解决之道，这正是邱志杰思考中很重要的交汇点。

这样的五个主题，从世界观到行动逻辑，从最内在的修身到历史现场中的肇事，从返归修身到理解世界的内省，构成了发生在UCCA的《破冰》之前的邱志杰的写作——在199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初入世道的年轻人，邱志杰开始思考并厘清如何造就自己的问题。其时，他开始大量研读，并完成了他最早的一系列作品，讨论的是关于语言和社会的限制，这显然与其最初的反抗——摆脱大学教育的影响的思想状况有关。其大学毕业之作《大玻璃：关于新生活》（1992）他开始运用新的经验建立观察和思考的支点——这件作品很好地说明他开始思考如何摆脱固定的自身表达模式和经验的问题。这件作品也呈明，在当时中国艺术界很多人依然沉迷于意识形态表达、沉迷于对时代宏大叙述的摆脱之时，邱志杰已经敏锐意识到，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新的时代及语言创新中要很快找到自己的关怀。

他选择了“锚定”、肇事和行走，这也成为他清楚判定和理解自己命运的过程。“锚定”是为自己确定一个位置，但这将是位于海上航行者的暂时性定位，是一个会不断随着行进而迁移的位置，既有与历史回声的联系，也是冒险的起点。可以说，从“锚定”开始，“船”的意象也宿命般地引到了“破冰”，似乎构成了一个关于未来的叙述。

处于某个历史交汇点并集各种机遇于一身的人，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天才”。如今，思考和使用“天才”这样的词汇是不是意味着在今天这样的日渐标准化的时代，我们期待出现反常的事例，奇特的经历以及极端行为的普遍心理？其实，天才确为我们解释了生命的意义吗？当然已经没有人确信。因为“天才”一词实际更像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治疗性发明。事实上，也许能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我们的生命能够通过卓尔不群的不断发明和创造来实现更新：通过不停地漂泊与求索，同时也在工作和思考中坦诚个人的限度。但是，使这些具有创造性的人与众人不同的是，他们始终通过顽强的工作传达给世人——有关他们精神和经历的发现，他们源源不断的对问题的更新和发现，他们的“馈赠”中的快乐——可以说，是“传记”造就了他们的主体。对于如邱志杰这样的艺术家来说，也许表现内心的冲突和个人不同才能之间的存在冲突，几乎从来不可能代表其对生命意义认识的根本；比起所有能用心理学、社会学意义的的词汇去定义的生命，诸如才华和能力这些用来描述个人特点和素质的词汇来，心性都处于一个更高和更深的层次，所谓天赋和个人特点一类的东西，也都是从心性里生长出来的。

在邱志杰过去近二十年的艺术生涯的工作中，大量的事实都证明，他的工作视野并未止限于艺术，而是关于一个个人所能做到的对整个世界的思考、判断、理解和行动——他的生命的路线和创造力，他涉及的众多工作都是其精神的注释。在其中，他的工作既向往真理的绝对又执著于对生活瞬间的感悟，记忆的整理和对世界的理解，并在这样的两极之间游移。这样的目标只能在无限与绝对的领域内才能得以实现，而这个绝对和无限的领域也就是“存在”的意义世界——艺术是其中一个方向，他也确以自己独特性的工作将这些需要不同智识和能力的事物彼此联系在一起，并构筑起不断“破冰”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