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不好的我常常会有一些“奇遇”。在爱莎芬堡，有一位上海人经营的中餐馆，餐馆上面有“PANDA”的字样，我问朋友，这家餐馆的老板姓“潘”吗？朋友笑：“这是英文熊猫的意思。”啊，原来是这样。
被译为“萨博”的汽车是瑞典的老牌汽车，在德国有人是专门收藏此车的，但这款车在中国却卖得不好，因萨博英文是“SAAB”，跟中国有些不文明的语言在发音上有些像。
一天晚上，参加了五个嫁给德国人的中国女人的聚会。她们有北京人、河北人、上海人、苏州人、东北人，她们住在爱莎芬堡及周边地区，平日大家都忙，几个月才聚上一次。由于常年居住在国外，她们对我这位来自本土的男人感到很亲切，甚至有些好奇，因为她们好久没有说中文了。于是大家畅所欲言，笑声朗朗，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言谈中得知她们都没能入德国籍，确切地说是不想入，现在持有的是中国护照，而所有的这些都源自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的崛起。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作为中国人有些自豪。
去法兰克福的飞机是国航的航班，空姐脸涂得很白，但脖子和耳朵以及露出的胳膊却是黑的，手也是。我翻了翻机上头一天的《新京报》，上面报道：两天前德国刚刚抓了三名恐怖分子，他们要炸法兰克福机场和附近的美军基地。于是在这近十个小时的飞行中，我的情绪一直很复杂，或者说有些不稳定。到了法兰克福，在机场出关的时候，朋友们说有时会查得很严，问来问去的。我一紧张，不小心把口香糖咽了下去，噎得我够呛。
刚到爱莎芬堡，一下子看不到中文，对汉字的渴望让我把当地的中文报纸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还有工作室中贴的中文须知，每天写日记。后来有了电视，虽然听不懂，但能看明白，就这样报纸也不爱看了，日记也写得越来越少了。
今天是星期天，肉店关门。我扒窗向里望，有一部分肠，熟肉已收拾起来了。要在平日我都懒得向里看，今天却突然有种要吃肉的愿望。好像只因它关了门，所以我才更想吃。
我住的工作室旁边有一家银行。一天我写生回来，两边的路口都被警察封了，我跟警察说我住在里面，才让我进去。见到彼特，他说“银行，砰砰”，然后做了个开枪的姿势，啊！我明白了是抢银行。听说抢银行的人披了一件修道士穿的长袍，抢了钱之后，将手枪和长袍都丢在了街上。冲这身打扮，我想这人可能是学过戏剧或表演什么的。后来我问彼特夫人，这儿常发生这事儿吗？她说：“我来德国十年了，这是头一回，让你赶上了。”
德国餐馆里的菜谱都是文字，我看不懂，不太直观，不像北京的饭店的菜谱，上面的图片就让你先流口水，当然也许看到真菜上来的时候又不见得想吃了。
德国的房价没有北京的贵，我们去过一个叫lich的小镇，镇上有一些老的建筑，这儿的房子110平方，占地200平方，大约要15万欧元（可以有些浮动）。这里的二手房中介跟北京的房产中介差不多，只是这边有房子的照片，跟餐馆正好相反。一般的房子都在15-20万欧元左右，好的，新的，带花园和车库的要70万欧元左右。后来跟彼特去看过爱莎芬堡的一处房子，特大，绿地多，要44万欧元。
刚刚来德国第二天，就好像已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跟在巴黎不一样，巴黎是提供一个工作室，交往主要还在中国人之间。在这儿刚下飞机就直接去彼特家里吃早餐，见到他可亲的老母亲，晚上又同他的朋友聚会，感觉一下子离生活、离人很近，有家的感觉。在巴黎是先看博物馆、现代艺术馆，时常要想些画画的事儿，而在这儿，生活变成第一位了。我更喜欢此时的感觉。
这次来德国，反而喜欢画二战后的建筑、街道，其实是当静物来画。
今天，爱莎芬堡上午下了小雨，下午有一些时间是阳光普照，晚上又滴了点小雨。今天画的两张都是火车站，我不知道从一站台怎么能去到二站台，没有发现地下通道和天桥。火车站是二战后建的，最近可能要拆除建新的，共六层楼，地下四层，停车位充足。彼特说这个车站挺好，不喜欢建新的。但是没办法，全世界都一样，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说等建了新的火车站，人们要找以前火车站的样子，就只能看我的画了。
在爱莎芬堡有美军基地，其实十年前美军已经撤走了，一排排空的营房座落在路边。这片地和楼房是属于德国政府的，也可以买卖，里面的格局开间很大，很舒服，有几座重新装修的是有人买来装修后再卖。这里有单身宿舍和带家属的房间，有幼儿园、超市、发电站，均是按美国风格建的，美军就在这个区域活动。估计当时美军与当地人相处得不错，一位雕塑家作品的题材一直以美军的生活为主。
美军基地的对面是VOLVO专卖店，门口放着二手车，大部分是V70、XC70，价钱在2万欧元左右，里程少一点可接近3万欧元。店里有C30、新V70、新XC70，我非常喜欢XC70，它比XC90矮一些，黑内饰（不太明白为什么进到中国的车都是浅内饰），中控台很简洁，最高配置是6万多欧元。其实汽车应该是安全性第一位，过多的电子装备无形中增加了故障的风险。现在汽车的基本型与增加了好多配置的车型之间的差价已接近一辆车的价格了。
离美军基地不远处，是彼特出生的地方，这条街道一直没有变。彼特是1952年生。他说他小时候常常趴在窗口向下吐唾沫。我们在法兰克福也看见两位老人趴在窗口向下望，还同我们招手。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喜欢趴在窗台向下望，一看就是一二个小时，那时的生活节奏慢，也没有这么多的汽车，邻里之间都熟悉。现在扒在窗台向下望好像看不到以前的那种情形了。
中午去彼特家吃饭，这是我第一次步行去他家。走了半个小时，街上一个人没遇到，只有汽车的急驰声，于是有点害怕，出了点汗。你想，如果大白天你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了半个点一个人也遇不上，是不是有点恐怖。后来一个朋友问我：“德国人口少，城市又这么静，你要是呆上一年，是不是快疯了？”我说：“呆在这儿一年可能倒没什么，只是一回到北京就该疯了。”
有一家越南人开的面条店，我和几个朋友去吃，服务员用德语说话，我试着用英文说“a noodle back”，这位女店员突然用中文说“说中文”，吓了我一跳，原来是中国人。我说我要买一碗面条带回去，她说那叫打包。
在国外我最喜欢逛的是军用品商店和旧货市场，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很经典的东西，像服装、皮货、玩具等等是可以用来收藏的。在巴黎，我买的皮衣的样式不知是出自哪里，这次去德国终于找到了它的源头，是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新款服装的推出有些像汽车的新款，各个品牌之间都比较像；而老款则真正能体现出民族的特质与差异（新的建筑也是全世界都一样）。这次回来我特意去了一趟潘家园，想找一找是否有卖“洋货”的摊位，终于找到了一家，整个市场也仅此一家，而我坚信只有这家是真货，大部分是铜器，还有一些是装饰品，这个东西中国人是做不出来的，也没有人愿意去做。
欧洲的卫生间的小便池的位置高矮不一。像黑森林酒店的小便池位置挺高，我要踮起脚尖才行。罗腾堡的街道卫生间小便池的位置就比较合适，因为这里是旅游点，大多为日本人。彼特说位置的高矮主要取决于装修工人的身高。
在德国，老人乘出租车是不需付钱的，车费由国家支付。有一条公路由于车流量大，吵得公路旁的几户人家不得安静，于是政府花巨资费了几年时间去建隔音棚，这期间车辆只好绕道而行。欧洲人生活质量高，福利好，主要原因就是人少，就像一个家庭养一个孩子和养10个孩子的经济状况是不一样的。
这次去德国赶上了法兰克福车展，车展的主题是：看，未来是什么在你的脚下滚动。车展的门票是13欧元一张，我们先从陆虎、沃尔沃、马自达、捷豹看起，人不多，不过总的印象是各种品牌的新车是越来越像了，沃尔沃的XC60有些奇怪（概念车），马自达的三四辆小跑车倒是挺漂亮。大众的一款新的小型SUV有些像途胜，三菱的新帕杰罗看到了，内饰的桃木不太好看，不过它的三门车倒还可以。人们对奥迪、奔驰、宝马还是情有独钟，这三个厅的人最多，其中奔驰和宝马各占了两个大厅（二层）。这一次倒是看到“道奇”（美国），在爱莎芬堡的街上看到过一辆红色的SUV，尾部有些像XC90，起亚和现代分两个厅，狮跑在小型SUV里面还是最漂亮。欧宝的SUV和雪佛兰的很像，内饰好看，只是在钥匙接缝处有些粗糙。宝马的X6也是奇怪，有些像放大了的轿车。买了一个很小的沃尔沃车标，6欧元，沃尔沃展区里有XC90的模型，但不卖，有带车标的水杯。场馆外有一块空地弄成“山峦起伏”的样子，所有品牌的SUV都可以在这里试驾，其中就有新款的VOLVO XC70。其中有意思的是俄罗斯“LADA”（拉达）车，我们看到这款车感到很亲切，据说这车在俄罗斯卖没问题，在欧洲其他国家就不行了。
地道的德国菜有这么几道：1.是生牛肉馅上面打一个生鸡蛋，拌匀抹在放了黄油的面包片上，再切成小块来吃。2.彼特老母亲做的菜也很特别，共四道：A、汤；B、煎鱼和拌土豆；C、用奶煮的米粥，上面有四个话梅；D、是一杯茶。3.酸菜和烤肠。4.彼特老母亲做的另一道菜：A、汤，里面像丸子的东西我以为是面筋，其实是用面包做的；B、炖牛肉，土豆及用沙拉拌的菜花，量很大；C、是自制的苹果酱，酸甜味；D、土豆及生鱼片拌沙拉。
一次我和彼特夫妇去参加朋友的聚会，请客的两位年轻人不是夫妻，在一块儿有三四年了，男的是做广告的，有两米多高，女的也有一米八几的样子，显得很朴实。大家以为他们请这么多的朋友来是宣布他们要结婚，其实不是，就是一次聚会而已。我站在男主人旁，忽然觉得我怎么这么矮。我在巴黎没觉得自己矮，是中等偏上的个头，可到了德国，确实显得矮了。
上午10∶30，彼特夫妇接我去参加他朋友的聚会，一路上彼特风驰电掣般地游离于每小时180～190公里。忽然有一辆水陆老爷车出现在路上，它的底盘很高，像一只大鸟一样，这已是我到德国第二次见到它了。上一次是前天早上，我们刚下飞机，彼特的朋友来接我们的路上也遇到一辆。彼特说他在德国已经5年没有看到这种车了，这几天连续遇上两次，真是有些奇怪，于是放慢速度等着那辆车过来，大约十几分钟仍不见它的影子，彼特便将车开进高速公路旁的休息带等着。不一会儿，那辆车也开了进来，于是我们下车，对它是前后左右、里里外外一通地拍。
车展上，我和彼特吃着快餐。看着周围人，我问彼特：“你能分清这些观众是哪国人吗？”他说没问题，不一会儿，我们旁边坐下几个亚洲人，我有点分不清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彼特说是韩国人。
快回国了，我准备请大家吃饭。这家店离爱莎芬堡30公里，在一个小镇上，是一家老店，菜做得精致，席间大家有说有笑。快结束时，服务员送上账单，彼特夫人接过去一看，“哎哟”一声。她这一声不要紧，俺这心“凹凉、凹凉的”。账单上打的是470多欧元，彼特夫人仔细查阅着，忽然她指着酒的价格260欧元问服务员，服务员一看，马上说打印错了，应该是30多欧元，并不断地道歉，于是饭价变成了270多欧元，瞬间我又“挣了200多欧元”，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宁愿相信是机器临时出了点问题，把价格打错了。同样的事情以前在北京也遇到过，是在一家烤鸭店。记得头些年在北京有个特别大的超市，就是因为每次结账时都往顾客的帐单上多打钱，于是没过多久，这家店就倒闭了。
回国那天，彼特夫妇送我到机场，托运行李的时候，已经显示超重。跟他们夫妇道别后，我背着两大包去安检，出了安检口，我发现左右两个方向，右边的方向没有人，于是我向右拐径直向前走，走着走着怎么又走到我换登机牌的地方，啊，不对，于是我又重新排队接受了第二次的安检，这一次，我向左走，到了登机口，于是按规定我交了220欧元的超重行李费，正好在饭店“挣的钱”又还给了机场。
飞机起飞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退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