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画人物画造型：
方增先先生的作品，我看得很多，是最喜欢的，百看不厌！他是对我绘画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之一。包括我的老师卢沉、周思聪也是受到了方增先先生的很多影响。对方增先先生的认识还是从七十年代那本《怎样画水墨人物》开始的，这本小书都被我翻烂了，这本小书影响了几代人。这本书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进入中国画的大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印象很深刻。尤其是方先生七十年代的一批写生，对中国画产生很大的影响，《艳阳天》插图组画，是水墨人物画的经典作品。我现在有空闲时，拿出画册来看一看，方先生七十年代写生的作品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学画画，这些作品在当下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非常具有中国画的精神。中国画人物画的写意性，是方增先先生作品的特点，他这个时期的作品特点已经不是西画的造型特征了，从结构素描到中国画的团块关系的转变是方先生对当代中国画的突出贡献。在他七十年代的写生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中国画的写意性、写意画中的精神性都体现得非常完美。这两个特点做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也是人物画家一生的理想化追求。方先生的人物造型，完全是笔墨的一种结构，当然他有一段时期是西方的素描和中国画的一种整合。但是根据我画写意人物画多年的体会，我觉得在基础阶段是离不开西方基础素描的。比如画人脸部的透视和结构，这些都离不开西方的造型规律。方先生专门研究过一段时间的线描，他试图以纯粹中国画的用笔把西方素描造型痕迹给抛弃掉。但实际上西方的造型和东方的笔墨在方先生身上结合得非常好，非常完美，它们是割裂不开的。随着艺术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其本身内容有时是非常尴尬的，就像现在社会发展到此，我们不可能让全体人民把西式的衣服脱下来换回中国传统的旗袍和长袍大褂，人们也不需要这个东西了。艺术的发展也是如此，始终是中西结合的一个发展过程。如果方先生没有这种严谨的造型基础，可能他人物画的这种“骨”就不存在了。古人讲骨法用笔主要指的是线。我们说的“骨”是指造型，人没有骨头就站立不起来。
我们这一代人比老一辈人身上又缺失了很多东西。一代一代的缺失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很残酷的文化现象。比如说，就从中央美院徐悲鸿、叶浅予那一代人开始，他们身上的国学基础和对西方绘画的修炼以及中国画传统笔墨的修养传承到卢沉、姚有多这一辈，就已经丧失了很多。卢沉、姚有多这一辈人同时兼具了中国画和西方绘画的造型基础。我看了很多他们的作品，卢沉五六十年代画了很多素描，画得非常好。当时有种说法，看他们用木炭条画的石膏素描，你一敲画甚至能听到石膏“当当”作响。这完全是一种臆想，但画面能给人一敲就会“当当”作响的感觉确实是一种刻划能力和塑造能力。我前几年有幸看到一批姚有多先生五、六十年代画的水彩头像写生，完全是用水彩画、西画的造型手段和色彩规律完成的，非常精彩。我们感叹老师一辈人具备了中西方的两种造型能力的同时，我们只具备了中国画的造型能力，西方的造型我们没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缺失。也许是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上一代的先生已经不怎么画素描了。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叶浅予先生时任系主任，他不主张中国画系的学生学素描，而是提倡生活速写，用毛笔画速写，我也就没有机会画素描甚至色彩了。所以，我们这一辈和老师一辈之间又缺失了很多东西。
现在有很多中青年人物画家都不写字了。不写字是非常严重的缺失。写字并不是为了成为书法家，也不是为写字而写字，而是研究骨法用笔的规律，骨法用笔是中国画的灵魂，你怎么能不写字呢？写字是为了研究用笔，体会用线，忽视写字的结果是画画有墨无笔，有墨无骨，这在当下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古人讲：“有笔有墨谓之好画。”我看方先生的作品，他很早的时候写字就写得非常好。书法完全是骨法用笔的一个“魂”。李可染先生到了晚年还在每天临帖临碑，每天要临写颜真卿，一直到去世的前几年每天都在练字。陆俨少先生生前也强调书法的重要性，他讲自己每天时间的分配：写字四个小时，读书两个小时，画画一个小时，以此来说明写字的重要性。由此可以看出老一辈大师们越是到晚年越是体会出书法的至关重要。在我的教学当中，书法课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现在，研究生的书法课也已经作为了一门专业必修课，我的研究生都专门安排书法课。书法需要固定的时间去写、去体会，作为中国画画家，写字是一辈子的修养。
方增先先生曾先后两次为我们美院的2002年博士课程进修班上过课，当时我作为班主任，接触和亲历了他的教学。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谦虚、平易近人、学问渊博，非常具有开放和海纳百川的性格。我把我的画拿给他看，方先生很肯定，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提出意见。像方先生那样的大师，我们见到他是很紧张的。但是由于他的肯定，让我有了信心。他不拒绝年轻人，相反他还喜欢年轻人新的想法。这是艺术大师的素质，他善于去看，不排斥新东西，对东西方绘画有着广博的研究。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包括我们年轻的艺术家都要具备这样一个素质。多去看一些东西，西方的、中国的、传统的、现代的都要去多看。我们上学时老师就讲：作为一个画家或者是专家，对于国内国外的艺术都要懂。你不能说我作为一个中国画专业的学生我就可以不懂西方艺术。作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外国艺术要懂，这也是一位好的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二）人物画的意境
方先生的作品对于学校的教学，对学中国画的同学非常有好处，方向很正确，路数非常对，他每个时期的探索，对中国画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他画线描那个时期，包括后来的“藏民系列”是非常中国画笔墨的东西，是写意精神的体现。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阶段水平达不到，积累不够，方先生这一辈子的研究、积累，到了他这个时期，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很高的程度。前一段时间，北京举办卢沉周思聪的展览，我提出了写意人物画的“意境”说，现在基本上学术界不谈，因为太难了。“意境”在人物画里是个高不可攀的东西。山水花鸟画容易去谈，在唐代的诗词里首先提出诗的意境，王维提出作诗要有画的意境。后人在评论王维的诗时，说他诗中有画；说他的画时，是画中有诗。王维把“意境”说引入到中国山水画里，把中国山水画推到一个非常高的精神层面，成为中国画的审美理想。绘画追求意境，意境是什么？李可染先生对“意境”下过这样的定义：“意境是客观事物精粹部分的集中，加上人思想情感的陶铸，经过高度艺术加工达到情景交融，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也是诗的境界。”意境是一个画家一辈子绘画、文学、哲学的学识，修养的综合体现，他不是具象的，他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周思聪的作品，她的写意人物画里面是有意境的。我们看方增先先生的画，他的作品也是有意境的。这个学期开学以后我要给我的研究生讲人物画的意境，以两位先生的作品为范本，研究写意人物画的意境问题。当然人物画意境的追求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清楚，清楚你以后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盲目的走一步看一步。
人物画意境的追求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年轻的时候要有严格的造型基础，还要有非常深厚的传统笔墨的功底、传统文化的修养，是一个综合的体现。方增先先生画的藏民，让你看得久久不愿离去。在上海办个展的时候，听方先生讲他的作品，每件作品都那么让人感动至深。所以，我们画人物画的人要清楚，人物画的最高境界是意境的追求，应该要有这样的理想，并不是只停留在形式表面，而是对客观事物或所表现的对象的深度认识，加上作者思想感情的陶铸，即源于客观事物深度认识基础上情感升华，两者完美的结合使意境产生。年轻人容易追求形式的东西，形式只是画面的表象。真正感动人的作品，是有深刻的思想性，深厚的内涵以及人文精神的体现。从中国画的发展可以看出，写意精神是中国画的核心，意境是中国画的理想。作为理想，我们都渴望。我和周思聪老师接触比较多，每次去找她，她除了吃饭都是在画画，非常勤奋，她完全是为了艺术而生的。我什么时候拿着画去请她看，她会让我稍微等一会儿，画完之后停下了给我看画，看完了她继续画。她会一边画一边和我讲，手不停。成为大师是需要条件的，天才加勤奋，像佛家修行一样，除了吃饭睡觉都在修炼。这方面我做不到，我们这代人也很难做到。
（三）写生的重要性
方增先七、八十年代的水墨人物写生作品堪称经典，是笔墨与造型完美的结合，体现出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影响了几代中国画的学子。但是现在许多人物画家依赖照相机，照相机实际上解决不了写生问题。我很排斥照相机，我带学生下乡，我告诉他们不要带照相机，人物造型是通过速写，尤其是生活速写来解决的，你越不敢画越画不好，所以，画人物画需要大量的生活速写作为积累，速写可以收集素材，也可以解决造型问题。为什么我这几年强调写生，我也写过文章《写生作品化》，在2009年第4期《美术》杂志上发表。很多老先生对我的观点也很赞同，包括邵大箴先生，对我的观点很肯定。中国画是很注重写生，不单单是人物画，山水花鸟画现在的写生课程比以前多了，画人物画的反倒不去画写生了，对着照片描摹，在画室里生编硬套，在许多主题性创作里出现大量使用照片，拼凑照片，在画面上堆砌照片，人物造型僵硬死板，所以这两年我反复强调写生，写生的好处就是能捕捉到人物生动的形象内容。在我的教学里面，包括我的作品里面，是强调写生的生动性和现场感，这是与我近几年人物创作里的主题是相适应的。“边缘人物”是近几年的主题，我的创作是在写生基础上演变过来。画人物画不写书法，不画生活速写，又不写生，那中国画人物画就完蛋了，有可能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就灭绝了。因此在我的文章里面强调对着对象写生的同时对对象进行创作，这也是我从邵大箴先生的文章里面读到的。在《中国美术馆》杂志前几年组织的一组关于“写生”的文章，其中有邵先生的一篇写李可染先生写生的文章，他的文章里面有句话总结得特别好，是这样说的：“李可染把对景写生转变为对景创作”，这句话对我影响比较大，对我的观点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的文章里面也引用了这句话，我们要把对着人物写生转变为对着对象创作。不是单纯的写生练习，你要把你对对象的感受强化出来，对画面有完整的要求，从画面的整体出发，来画这个对象，画面中的人物超越了单纯的写生，超越了基本功训练的范畴。那么画中的对象就被赋予很多作者主观精神层面的艺术处理。所以我要求或者说是提倡“写生作品化”的处理手段，是我对中国画人物画中的写生问题的深刻认识。
李洋2010年8月
（根据赵晨采访录音稿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