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具有明确想法的人和在节点转折的时刻，都会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其中的思考与延展的形态，甚至容易让人产生一切可以重新再来的期待。

对于艺术家来说，一个阶段创作的完成往往带有这样的意义。陈文骥的艺术创作脉络其实是清晰可辨的，他的艺术一直是在不断跨越对物象的似真性之后，持续深入、纯化视觉语言的过程。

从陈文骥上世纪80、90年代初的具象写实，到90年代末苍凉荒芜风景的描绘，再到疏离于写实的语言方式之后物质的抽象，尽管那是“静悄悄的革命”（栗宪庭语），但他的艺术却仍然具有新生感。他的淡定停歇，收拾凌乱，平息急促，却都是自我逻辑的那么一种内心的觉知和及时的清理。他说：“我不会为一件作品的完成而获得丝毫快感。在所谓成品的面前，我获得往往是更多的告诫。因为我从中看到未来的兴奋点，为新的行动找到了足够的理由支点。生命和生活无疑是一种不间断的接力过程，一次次有效的传递和转换，让我得以不断。我的兴奋就在于我在往前。我不愿回头，所以生活给我无限新鲜，生命也由此不息。”

陈文骥的作品内容是他个人对物质观察，对艺术语言的片段式思考，有着极致纯净的画面，并使之转化为与“静止”的对视。这种对视的转化，表面看是客观的、抽象的，实质上却完全是主观的、写实的。这些具有极简、形而上的作品，有着抽离了内在情感之后的单纯的统一，其中压缩着他冷静、严谨的处理方式，也是他节制、精致艺术态度的象征，从而有意识地消解了所谓艺术价值、意义等指向性涵义，甚至在作品题目上都极具直白的和不确定的意味，充分塑造和建立了一个独属于自我封闭又无限延伸的视界。而将物象形态作为画面构成的基本元素，陈文骥这些年对其展开了漫长的实验探索。长时间单一而沉溺地去做一件事，或许是他最喜欢的工作方式。在他的创作中，反复的提取、营造、精炼，直至褪去任何附着的象征与隐喻，构建他纯粹而精确的绘画支点和视觉样式的标示。

陈文骥同时在二维的平面空间里创造出三维的真实感觉，使绘画性的形式构成与色彩渐变产生相互的触碰，物质性的幽微与存在形式的模糊，形成了相互的吸附，构成了一种通过视感错觉，将物体、结构、秩序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视差转换，并达到了物象本身间离的视觉效果。“我现在所做的是在一个假像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阅读方式。人在观看中带有习惯性的东西，以为这个是真实的，其实是假的，然后通过这种对真和假的判断，让观者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结论可能会很抽象，可能会很具体，所以我很难去描述。”陈文骥如是说。显然，用尽可能简单的画面，让不存在来暗示物象可能的存在，甚至提供了一个视觉的反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人们惯常的视觉经验，给出有关形象生产的新的想象空间。这也不仅是物象的多种变异，而是观照现实，阐释在这样现实境遇中的直觉感受，以及他对艺术、对人生的基本立场与态度。

或许这也是他寻求到了一种适宜于自我生存与工作本能的自然状态和心理症候。陈文骥说：“我所作所为基本上是无奈所使，所以很难确定自己是否有何意图。从本人的作品结果来判断其成像意义，那所呈现的是——自闭，偏执，无聊，消极。支离破碎，不连贯。边缘化，无信仰。投入，但不专注。痴迷，且不持久。一切均是行为缺陷的组合体现。只能说明的是：人类文明的组成是靠人类自身的正负两面来支撑和建立的。”由此，显示了他偏执予物像的不确定性所能达到的视觉穿透力，以及借助这样的艺术形式来探寻、实验着自身表达的能量。陈文骥的艺术创作难以在中国当代艺术类型化、符号化的趋同性里给予界定、归类，而是在他自愿边缘化的选择中，坚守着其中自我的极端叛逆、质疑，抑或也是他无所顾忌地表现——那是一个只有艺术家才能够达到的一种极限。

陈文骥的绘画艺术具有极简、抽象的形态，其中压缩着他冷静、严谨的处理方式，抽离了内在情感之后的纯粹统一，也消解了所谓艺术价值、意义等指向性含意，甚至在作品题目上都极具直白的不确定意味。同时，他在二维空间里创造出三维的真实感觉，使绘画性的构成与色彩渐变产生相互触碰，物质性的幽微与存在模糊形成吸附。由此构成了一种通过视感错觉，将物体、结构、秩序之间的关系发生视差转换和达到间离的效果，或许还是他寻求到了一种适宜于自我生存与工作的本能状态。这种转换表面看是客观的、抽象的，实质上却完全是主观的、写实的。陈文骥说：“艺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艺术形式可以开拓出无限的结果。对一个独立的艺术家来说，就是在无限当中做一个有限的工作。那么，作为个人独立的态度，需要强调个人的独立成分，这个独立成分必须用一种有限的因素来强迫它，然后再来体现它。所以我认为自己目前的创作，最重要的是有限因素或者是个人对艺术的态度、立场和行为。因为有了立场和行为，才能转换到对事物的认识以及进一步的表达。”这次展览可以说是呈现了陈文骥在这一阶段，对非具象形态、绘画语言的不断深入、抽离、纯化的过程，显示了他偏执于物像的不确定性所能达到的视觉穿透力，以及借助这样的艺术形式来探寻、实验着自身表达能量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