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近现代艺术的研究中，一直有着肯定与张扬“非理性的”声音，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福柯的《疯癫与文化》，当他对于历史的一个特有维度的“疯癫” 的考察陷入困境时，发现了“疯癫”在艺术中的现身。“正是在这里，理性（对疯癫而言，其最后的表现形式是精神病学）受到了挑战。显然，福柯是将艺术作为抗争理性和道德的渠道。由于疯癫“征服”了众多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因而，只有在艺术作品中，疯癫才可以聚集它的能量瞬间爆发，可以同理性进行全面的对质和论争。”从此，似乎“谵妄、狂乱和险恶的疯癫主宰着艺术，成为艺术的决定性因素”。

福柯的文笔描述了艺术中的“非理性”也大大激扬了“非理性”，在很长的时期内甚至成为一种标榜“前卫”的标签，于是，有的艺术家公开宣称“艺术可以乱搞”。“但是，刁诡的是，疯癫同时又摧毁了艺术，疯癫以其狂暴和险恶摧毁了任何艺术的界限，艺术在疯癫的敲打下丧失了它的审美特性而走向了死亡。在某种意义上，艺术既是疯癫得以叫喊的出口，同时又被疯癫的叫喊撕得粉碎”。

在中国，长期受到西方艺术及艺术教育影响的艺术创作状态，同样显示出忽视理性的明显特征。改革开放前，人们常常将“感觉好”与否作为一个画家、艺术家前途优劣的判断准则，而“感觉挺好”常常成为肯定一件作品的决定性理由。改革开放后，艺术表现强调“个性”和“自我”的呼唤，导致了将“自由艺术”视之为摒弃理性的随心所欲，也同时将西方艺术的当代危机带进了中国。

其实，抑制理性的提法即使在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中亦可找出很多的例子，如傅抱石的“往往醉后”，就是在寻找“颠狂”状态的创作境界。但是，它必须有“废画三千”、“功夫在画外”、“意在笔先”、“胸有成竹”等包括构想规划在内的“事先”的准备，而事后又有清醒之后的理智的挑选。很显然，任何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是艺术家感性与理性和谐的过程，它不可能仅仅是“疯癫”的产物，即使精神病患者的作品，如果不是“清醒者”给以理性的定位，它也没有可能具有“文化产品”的位置。

现代主义艺术在“追求自我”的路途上绽放了多姿多彩景象，而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标榜“天才”的艺术标准和“文化代言人”姿态貌似合理，却背离的社会大众对“精神产品”的真正需要。当代艺术对现代主义传统的“反叛”其实是来自于对艺术自身问题及艺术家尴尬处境的反思结果。对自己诚实、对艺术认真、对文化和社会富有责任感的当代艺术家们，选择冷静的思考与合理的表达。他们离开安逸的“小作坊”，正是因为他们不愿和自己撒谎，不愿对“不合理”继续“视而不见”下去，他们勇敢的由“自我陶醉”转向“社会承担”。在艺术家不断的反思中，传统艺术语言往往不再能满足当下的艺术追求，中国艺术在社会飞速的进程中确立自己的立场，当代艺术成为中国艺术家的自主选择。

对于草图与方案的全面梳理，可以更清晰的看清楚理性方式在艺术史中一贯性存在的脉络，以此修正当前在艺术创作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被混淆了的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