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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康”的隋建国(二)

时间: 2009.11.2

“我的精神记忆是24岁之前”

隋建国并不是第一个被“提速”这个词刺得一激灵的艺术家。去年11月,就在环铁一线艺术区,一个叫作“秘密提速”的展览成为聚居在环铁艺术家们第一次集体亮相。

策展辞斗志昂扬“随着中国铁道系统的全面秘密大提速,中国当代艺术也进入了一个21世纪的‘艺术大跃进’年代!”

 隋建国不在其中,但与这些艺术家一样,他也难掩对中国当代艺术大提速的兴奋。

“记得1991年我第一次出国去日本,那时候我在中央美院当老师,工资大概不到100块钱一个月。日本人问我工资多少钱,我就实说。翻译却给我翻成了2000,说钱少太丢人了。”

隋建国没想到自己1995年就买了自己的公寓房,1997年,他买了一辆桑塔纳。现在,桑塔纳换成了本田,或租或买的房子也不止一处,”

隋建国住处一堵约有四米高的青灰砖墙围住了四五千平米。这里其实住了5户人家,隋建国租下约有1000平米,他的邻居有“一个设计师,一个作家——阿城,一个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还有一个企业家。”

“发展真是快。”隋建国感慨说,“虽然物质上已经适应了,但是心理上其实没有适应。到现在,我在北京已经都21年了,我做梦基本上没有梦到过北京,一般是梦到我的老家青岛,我在工厂里从16岁到24岁工作了八年。我有时候醒来就想,其实我的精神记忆,大概就是24岁之前。”

隋建国记得自己第一次卖作品时。那是1992年,他的第一次个展之后,皮尔•卡丹的中国代理宋怀桂找来要买作品。隋建国犹豫了很久,也不懂开价,就让宋怀桂自己看着给,最后以一两千美金一件的价格成交。“那时候我全家大概还剩不到2000块钱。”

他的作品卖得最好的是1996年开始创作的《衣钵》——或者具像地称为“中山装”。这个乍一看只是将中山装同比放大的雕塑,经过阐释,成为百年来中国革命者追求中西结合的理想主义的写照,变得意味深长。“卖的特别好,因为摆在家里好看。”

虽然并不是目前作品卖得最火的当代艺术家,隋建国还是在2006年花了半年时间去思考:“为什么作品那么好卖?是不是应该继续卖下去?”他说,“我觉得好像这不是自己的初衷。”

毛主席也会吃饭睡觉

隋建国通过制作放大“中山装”的《衣钵》,将中山装穿到西方著名雕塑身上的《衣纹研究》,将写着made in china的玩具恐龙放大成玻璃钢制品的《恐龙》,已经将所谓的“现实主义”研究得差不多。2002年,他开始思考新的主题:对他影响至深的毛泽东。

“在我少年时的心中,毛主席比神还要神,是一个绝对的权威。今天的人要对自己负责,首先要把毛主席当作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神。人会吃饭、会睡觉,但是你从来不会看到毛主席睡觉、上厕所。他被神化了,但是这个神也被用来对中国所有的好事和坏事负责,这不公平。我创作的毛主席,其实就是想把他还原为一个人,我的生活不再让他负责任,我自己负责。”隋建国说。

他决定做一个睡觉的毛主席。可是他不愿意自己做,因为他要与现实主义保持距离。于是他请了陕西泥塑家王文海制作毛主席睡像。2004年,这个作品以《睡觉的毛主席》名字展出,作者署的是“隋建国、王文海”。

 隋建国认为通过这个作品,让他找到一个方法摆正毛主席与自己之间的关系。隋建国还是喜欢做大体量、纪念碑状的作品,喜欢模仿毛主席的挥手动作去拍照,说话常常引用毛主席语录:“我觉得我虽然是想从毛主席的阴影里摆脱出来,但是其实毛主席已经给我定了型。”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起怎么看待中国艺术家在国外打“中国招牌”,隋建国说:“海湾战争后,中国年轻军事理论家创造出一种理论叫作‘超限战’,意思是说,在各种条件比如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无法和西方抗衡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打一场不择手段的战争,否则只有失败。这个世界是由强者来制定规则的,弱者若按强者的规则来行事,下场只有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如何进入国际角色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不要按照西方已经形成的艺术的基本规则行事。”他还引用法国策展人马尔丹的话说:“艺术本来就是建立在抄袭、借用、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包括打品牌等手段。”

这里的“抄袭、借用”该如何理解?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系主任的隋建国说:“如果有人拿玩具恐龙再去做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也不是抄袭,因为这不是我的东西,我只不过是把一个玩具放大,有人去用它来做别的东西,我觉得很正常。甚至‘中山装’有人去做,换一个方法去做去卖,我也觉得很正常,艺术我觉得不是专利。”

比起这个问题,隋建国更多在思考的是:50岁过后,时间的沙漏将如何流逝。他想追求永恒、不朽的“不健康心态”仍然健在:在他的工作间里,一根巨大的骨头横亘在中间,这是他正在制作的将一具尸骨同比放大10倍的一部分。

角落里,一个蓝色的小球闪着幽光,从去年12月25日开始,隋建国每天都把这个小球在蓝色油漆里蘸一次,球直径每星期大约增加4毫米。他说这将是他制作时间最长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