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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凯访谈:作品不能成为理论的图解

时间: 2011.8.5

采访时间:2011年7月4日
采访地点:中央美院美术馆 咖啡厅
采访人:张晨
摄像:王灏凝

艺讯网记者(以下简称艺): 您此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雪融残荷”,与中央美院造型展时所展出的“融”有所不同,是不是加入了一些温度与味道的元素?
潘公凯(以下简称潘):对,加了两个元素,一个是有点香味,还有一个就是将展出空间的温度调低,比外部温度低了四、五度。

艺:这主要是策展人的意愿?
潘:对,因为策展人的理念是讨论香味的问题,我最初的考虑是没有香味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应策展人的要求加上去的。

艺:据说策展人彭锋老师最初邀请您去威尼斯,是看中了您在“穿越杜尚”中的“宇宙飞行器”?
潘:对,其实他对这两件作品都挺喜欢的,他刚开始想用我那个杜尚的飞行器,因为那件作品也能散发气体、散发香味,最早考虑是想用它在展场中散发一些茶的香味。但因为那件作品太大、太重,展场容纳不下。

艺:我看过一些报道威尼斯中国馆的专题片,您在接受采访时对于策展人的主题“照亮”这个概念,彭锋老师更偏向于一种中国美学的解释,如气味的弥漫,而您似乎更强调一种世界文化的互动、共存,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
潘:彭锋的理念其实也是跟中西文化的互动有关系的,他的“弥漫”主题本身还是应了本次威尼斯双年展的大主题,即“光照、照亮”,“光照、照亮”更多地是从一方向另一方,是一种单向的关系与过程,而彭锋觉得这种照亮应该是一种互相的关系,是互相的影响,所以他觉得在中国概念中的“弥漫”一词就比较合适,因为“弥漫”既符合大主题,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所以选择了这个词。

艺:彭锋老师讲到中国的美学是有关味觉的,与西方美学对于“光照”与“视觉”的注重不同,所以想到了对味道的表现。
潘:中国美学当中对于“味”是非常重视的,“味”这个词是从“味觉”中转化而来的,而把它放到美学的意义上,“味”就成了一种引申义或假借词。但是彭锋用“味”来说明中国美学当中的各种倾向与问题,这种理解是很中国式的。因为西方的理解一般是比较量化的,比较几何学。西方人在理解美时,都涉及数学、比例等问题,他们的形式美与数学有关,而中国人的形式美,则与更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感觉有关系,所以这其中还是有差别的。

艺:在您的作品上,投射了《论西方现代艺术的边界》一文,您的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西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您的作品中有体现吗?
潘:这篇文章与这件作品并没有一个内容上的直接对应,这篇文章是对于一个纯粹西方问题的研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而这篇文章在去年的世界美学大会上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因为它关系到八十年代以后西方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艺术终结或死亡的问题,因为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框架,所以西方人很重视。

丹托在谈到艺术终结的时候,其终结的原因就在于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已经不存在了,而我那篇文章就是讨论边界问题的,我认为边界还在,所以艺术还没有终结。这可以说是对西方学界关于终结论的讨论,提出了一个在近二十年中最重要的反驳。

这篇文章是纯粹讨论西方问题的,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对于西方问题的理解,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象征性,象征了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因为这篇文章出自于我这样一个中国人之手,所以这篇文章的产生也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结果。

艺:我们熟悉的您所提出的“自觉”与中国美术现代性的问题,在这件作品中有体现吗?
潘:事实上,艺术作品并不能够具体、准确地去解释一个理论,作品也不适合去承担这样的任务,作品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东西,你在作品中呈现的是一种感觉、一种象征。我在这件作品中呈现的是一种中西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在理论上加以说明,但在感觉上又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希望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性方式来阐述这种关系。所以这件作品不能够直接把它翻译成一个理论,它是一种感性的呈现。但是这种感性呈现与它背后的理论也有一定的关联,只是这个关联不是那么直接。我想是把这种感性的呈现做得更加诗意一点,让它很文化、很诗意。

艺:我有一个疑惑,您的“现代性”问题与艺术、生活边界问题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潘:现代性的问题,主要着眼点在于西方的现代性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那么这个边界问题则是纯粹研究西方的问题,这个研究本身没有直接涉及到中国问题,但是这个研究却能够成为中国美学与中国艺术问题的参照,就是说一个中国人在西方的参照系之下,对于西方艺术史与西方当下美学核心问题的理解。

艺:您认为今天的中国艺术有没有一个艺术与生活边界的问题存在?
潘:中国当然也有这个问题,就像我们美院这次的“千里之行”学生作品展里,涉及到观念的作品都会关系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的,它是西方的,中国人所遇到的也是西方问题的延伸,不是中国人的原创与原发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的艺术形式采用了西方的观念艺术,所以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

艺:您的《融》这件作品,更应该把它叫做国画还是装置?这是不是就涉及了中国画现代转型的问题?
潘:它肯定不能是一件国画作品,这个是一定要说清楚的。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赞成要把国画画成这个样子,国画就是国画。我的这件作品,底子是国画,但是我对这个底子进行了一种投影的转变,那么就使它纯粹成为一种观念与装置的作品,而不再是国画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国画的延伸,国画如果这样延伸是没有必要的。我是想把国画作为一个底子、一种材料,国画在这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就像是杜尚把小便器搬到美术馆,是一种借用的关系,一种媒介。

我觉得如果说中国画的转型问题,那么国画的转型不应该这样转,因为我的这件作品,它的背后是有一个结构框架的,这个框架的观念性是来自西方的,不是中国的,所以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国画转型的方向,因为它转成这样就不是国画了,不能把国画转成不是国画,如果那样的话,那将是国画的自我取消。所以我的《融》这件作品,虽然用的底子是国画的,但它完全不是国画。

艺:您的这件作品,包括您对最近靳尚谊先生“向维米尔致意”作品的解读,都涉及一个后现代主义挪用与拼贴的手法,是不是您对这个问题也颇为关注?
潘:以拼贴为特色的后现代状态,在当下的社会发展中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在于文化的普泛化。过去的文化是一种高端的积累,一种少数人所拥有的精英的、处在象牙塔里面的东西,而现在的文化成为一种资源、一种碎片,任何人都能够拿来使用,这种使用的方法就是拼贴。就像我们说现在的衣服是“百搭”一样。那么这种拼贴与“百搭”是后现代社会中人类文化的一种新的呈现形式,这种呈现方式的基础就是文化的普泛化,而文化普泛化的基础则在于:知识已经不再是知识阶层所独有的,而成为普遍的社会公民所共有。只有知识被少数人所拥有时,它的精英性才能够保持,知识如果被百分之百的老百姓所共用,那么它的精英性也就消解了,拼贴与“百搭”正是在这种精英性的消解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阶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拼贴与“百搭”是后现代一种本质性的特征——它不是一个风格,而是文化的承载方式发生了变化。

艺:您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
潘:对,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是一种趋势。因为知识一旦被大众所拥有,反过来讲大众又不可能成为专家,不可能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所以这种拼贴、拿来乱用,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也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段的文化现象与文化的播散方式。

艺:您认为这种阶段性的趋势,会发展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潘:在我看来,大概“百搭”与拼贴会越来越严重,就像这个杯子里的水,一旦杯子破了洒了满地,这个水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艺:您作为中央美院的院长,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这样一个当代艺术的展会,您对于当代、或者说前卫艺术,与学院艺术之间的关系,看法是怎样的?
潘:学院与前卫的关系,照理说不应该有什么对立的关系,非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很多时候是一种人为的做法,比如对立起来有好处之类的。实际上真正地研究当代艺术或者说前卫艺术的机构,肯定是学院,除了学院之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样强大的学术队伍与学术眼光,以及更为国际性的条件。但是学院与前卫之间又有一定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的产生不是由于对立,而是因为在学院之中,其实有两块,一块是研究一块是教学,研究可以是非常前卫的东西,而教学来讲则需要一定的成熟度。

所以在前卫与学院之间,首先我认为不应该划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另外二者之间又有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学院永远是一个体制,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欧美,学院都是一个体制的产物,它最早来源于基督教的教会,怎么可能不是体制呢?那么所谓体制的产物,它就要进行甄别和挑选成熟的体系,以作为教学的范本。因为你的这个东西必须是成熟了,才可以拿来教别人,如果太不成熟,有时候教起来就会乱套。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世界上各个美术学院,包括综合类大学都要面对的,就像物理、化学中正在试验的一些东西,就不太适合编入教材,当然老师可以告诉学生,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正在讨论、争得乱七八糟,但目前还没有定论,你们将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作为教材我这里就不写了,所以肯定是这样的,否则让学生怎么学呢?

至于实验艺术进入我们的学院,我跟吕胜中老师他们提的建议就是,我希望把这个东西能够做得学院化、学术化与理性化,因为如果不这样,实验艺术就没法放在教学体系中来教,它只能永远是实验,不能够成为一种成功的范例。

所以学院与前卫之间,既不要人为的把它分出界限,又不能忽视这二者之间在时间上的差别,就像印象派刚刚在实验时,就不能放入学院体系来教,因为老师们都还没闹明白呢,一旦它比较成熟了,印象派的几个艺术家都已经被社会所承认了,那么学院就可以教授印象派,把印象派的艺术家请入学院了,是这样的。

艺:能不能请您最后谈一下威尼斯双年展在您心目中的地位?
潘:威尼斯双年展几十年以来,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肯定是很重要了,但是现在几年看来,好像是有点衰弱,很难再具有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冲击力,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出自威尼斯双年展的本身,而在于西方当代艺术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还是面临着一些困惑。

艺讯网记者:张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