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展厅中，杨茂源的羊都会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并猛烈地撞打人们的眼睛。羊从来就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风头主义者，但是在这里，这些由羊皮手工缝制而成的羊，却表现出一股巨大的视觉力量——的确，这是羊的色彩、体积、怪异形状和姿态所构成的符号力量，而不是羊的真实生命流露出的要么暴躁要么柔弱的动物力量。这些力量并不直接粗暴地撞击心扉，但是，它肯定会令人产生一种额外的震惊。这种震惊，悄然掠过了最初的短暂视觉惊讶，而径直抵达了广袤的街头和触手可及的日常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震惊在历史的表面上反复地拍打。我的意思是，这些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现实隐喻，是对今天日常生活表意实践的一个高度浓缩，是历史的一个回声和铭写。这个所谓的图像和化妆时代――大家都在这么说――在这些羊身上得到了活灵活现的表达。羊，以一种表象的方式暴露了时代的秘密，尽管这是种空洞而浅薄的秘密。

所有的人都看得出，这不是一只真实的羊，它没有生命，它不能流血，不能心跳，不会发情，也不会恐惧而忧伤地哀鸣。这只是一只虚拟的羊，它只有一支或几支真正的羊的皮和毛，它由这些皮和毛精心地缝制而成。因此，这里只有羊的外表、形象和不眨眼睛的面孔。是的，这里表现出来的是羊，但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羊，而是羊的形象和符号——艺术家殚精竭虑地为这些羊梳妆打扮：他千方百计地让它们熠熠生辉，同时又不让它们泄露蛮横的身体之力。他让它们变得楚楚动人，同时又紧紧地封闭起动物固有的任性和暴躁。这样一个化妆过的羊出现在我们面前：绚丽的色彩，茂盛的毛发，慵懒的姿态和庞大的体积（它通常由一个滑稽的圆形肚子构成），总之，我们看到了一个放大的形象：它呆滞但却耀眼夺目；它没有生命，但却在炫耀它的漂亮、俏丽、奢华；它是轻巧和轻薄的，但却表现得厚重、稳当、塌实；它内在深处是空洞和苍白的，但显得饱满、富态、满足——还有什么东西像这些羊这样更能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某些人群呢？

如今，处处都是符号，处处都是形象，处处都是膨胀的奢华，处处都是愚蠢的炫耀。这个时代充斥着表面的真实，充斥着形象崇拜，充斥着过度的符号。历史在今天将自身变成了历史的剧场和舞台：这是一个化妆社会，它嘲笑了真和假的逻辑。或者说，化妆放肆而娇纵地铺满了时代的每个角落，并且还自鸣得意。没有什么比它们，比这些羊所流露出的符号证据，更自以为是地认为是时代的宠儿了。本质的退隐，真实的退隐，内心的退隐，甚至血的枯竭，都被符号崇拜不屑一顾地置于一旁——这就是我们的震惊之所在：内在的空洞和贫乏同外在的奢华和膨胀相辅相成。一个没有生命的羊，却可笑地让自己占据一个巨大的空间，并且珠光宝气。这真是一个喜剧空间――的确，它喜气洋洋，惹人喜爱，毫无危险，但是，不无讽刺性的是，这个喜剧性的空间却被一种悲剧色彩的氛围所悄悄地笼罩着：它不是由倔强的生命力而是由空气来支撑的。

这就是化妆的含义。在此，化妆不是遮盖了真实，而是取代了真实，变成了真实本身。化妆不是对身体的修补，掩饰和乔装打扮，它变成了身体本身，它成了一个重新制造的身体，一个符号身体，一个剔除了动物性的身体，一个虚拟的但却具有物质性的身体。这样一个身体压倒性地挤走了血肉躯体。化妆，其初始动力来自于血肉之驱的粗糙，是对这种粗糙的耐心抚慰，但是，其最后结果，不是抚慰和掩饰了这种粗糙，而是消灭和根除了这种粗糙，以及这种粗糙寄生于其中的动物躯体。身体的修补术，不是改变和掩饰了身体，而是创造和发明了身体。

如同身体在化妆的过程中不是被掩饰了而是被丢失了一样，羊，在这里也本末倒置了，符号驱赶了身体。羊在精心打扮中，甩开了它的动物本质，而在一个盛大的符号游戏中起舞。在这个舞蹈游戏中，羊不是戴着面具，它就是全部的面具本身。而面具和符号游戏，这些形式主义强迫症，正好是这个时代的绝妙注脚，一个浪费主义的奢侈注脚。

这就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时代。如果说，生产主义的时代是拼命地积攒，并且将这种积攒转化为再生产的动力的话，那么，这样一个时代――符号崇拜和形象崇拜的时代――只能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我要说，它甚至是一个浪费主义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生产主义的积攒让位于非生产性的耗费；节俭的人群让位于浪费的人群；实用主义让位于形式主义；苦行的功利主义让位于奢侈的享乐主义；内心世界的盘算、充实和坚定的目标让位于虚空、迷茫和精巧的表演；玩具、形式和游乐取代了焦虑、意义和所指；物质生活挤走了精神生活；此时此刻的炫耀排斥了短暂的记忆和历史：人们沉浸在一个即时性的形式主义的浪费快感中。这种浪费主义的经济学就是非功利的经济学，就是无用的经济学，就是将能力和经济的重心置于奢华的耗费之上。正是在浪费的过程中，在完全非适用的劳作中，在形象和符号的过度挥霍中，在形式的沉迷中，一种耗费而华丽的生活风格出现了。它被一个庞大的耗费人群培育出来，这样一个人群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

汪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