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2日下午三点,“杨福音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市恭王府举行。研讨会由著名美术史家、理论家、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先生主持，与会的理论家、批评家以及美术界学者有薛永年、易英、徐虹、贾方舟、李人毅、尚辉、宛少君、杭春晓、刘礼宾、盛葳、梅墨生、朱中原以及艺术家杨福音先生。

研讨会上，梅墨生首先发言，他对于杨福音先生真诚、执着与单纯的人品，与大气、流畅、融汇古今的艺术风格表达了由衷的钦佩，希望杨先生的艺术在继承前人风格与结合现代元素的基础上，走向更为深厚与丰富的面貌。

贾方舟认为，杨先生这种简约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美术史中早已有之，如梁恺、八大山人等，同时又可归入今天崇尚古典、文人气息浓厚的新文人画群体之中。具体到绘画创作中，杨先生不仅在用纸用笔的材料上均颇为考究，更借鉴了新日本画的某些特点，使得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纯净的、与纷繁都市相隔离的艺术风格。

徐虹女士则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其实始终未曾中断，而是以一种新的情感与精神，面对新的时代问题，而去唤醒在历史中湮没的旧的艺术样式，形成一种原本为我们所熟悉的艺术样式陌生化的别样效果。无论是八大山人，还是林风眠，再到杨福音先生，都在运用一种新的情感将传统艺术激活的手法，这种手法到了今天，更是对于全球化语境下人心如何求得安静的探索。

杭春晓回溯历史，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花鸟画的装饰化倾向，认为杨先生不甘于简单的装饰趣味，而是多种风格相杂糅，先后吸取了马蒂斯、八大、林风眠、常玉乃至日本画的多种特色，形成了自我的风貌。但是这种吸取的背后也存在着问题，即如何在采纳新的语言因素的同时，又不损害中国花鸟画特有的既灵动又沉稳的特点，是我们今天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宛少军认为中国传统绘画体系的完备，更加彰显了杨先生在当代创新的困难与可贵。这种创新表现在：近于抽象的探索，对于传统审美意趣的保留等。他指出杨先生的这种抽象，不是来源于客观的物象，而是从前人的图式中提炼出抽象的形式，由此形成了源自古人又不同于古人的独特面貌，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问题提供了借鉴。

李人毅则侧重于从为人与品格的角度，结合杨先生外表平静、内心火热的性格，以“诗意丹青”四字概括了其艺术与人生。朱中原同意李人毅的说法，指出杨先生“画如其人”，并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高度重新审视了杨先生的作品。尚杨同样以“不熟悉的四零后”阐述了杨先生艺术上不拘一格、不按常理出牌的特点与个性。

薛永年先生以“变易、不易、简易”三词描绘了杨先生艺术的全貌，即一种“静静地在动”，淡墨清玄而又互相融汇的境界。同时指出，杨福音的三种创作类型：人物、山水与花鸟，在风格上还没有完全统一。在这里，薛先生引用八大山人的例子，提出一种认为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始于八大、石涛的观点，建议杨先生如果能在这方面深入研究，有助于实现三种类型的高度统一。

而在盛葳看来，中国的传统文人画就今天而言，士大夫的阶级已经不复存在，留存至今的更多只是技法的层面，因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学院派的艺术形式，却导致了某种精神的缺失。但是从杨先生的画作来看，他能够重拾文人画的精神，在现代生活之中追求人的自由，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易英老师结合了自己对杨先生的了解，认为杨福音本人并不崇尚西方，而是相当传统与世俗。在这里易老师援引自己考察中国传统民居的收获，将民居几千年在形制上一成不变、在与外界的互动关系中顺其自然的特点，转换到对于杨先生绘画的理解上，即杨先生其实并没有刻意学习、模仿马蒂斯或林风眠，而是在一种自然的创作条件与环境中，不经意间完成的结果。这一点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杨福音的艺术，更让我们警惕西方现代艺术的框架对于理解中国艺术的局限与约束。

刘礼宾老师的发言，同样表达了对于理解艺术家困难的感慨。他站在20世纪中国画转型的高度，认为古今对比之下，不仅仅存在着艺术风格上的断裂，更重要的是人的断裂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杨福音先生意识到了这种断裂，表现在他的艺术中，便是致力于不断完成自我主体的建构。

至此，邵大箴先生对于诸位的发言做了一一总结，在大家对于杨福音艺术不同理解的基础之上，指出从各个角度与理念出发来理解艺术，虽然难免有偏差，但却同样具有意义。艺术作品一旦创作出来，便已属于公众、属于社会，对于艺术的不同理解，恰恰增添、丰富了艺术的魅力与内涵。

最后，邵大箴先生请艺术家本人杨福音先生，对在座的理论家、批评家的观点作出回应，并畅谈自己的感想。杨先生首先对于徐虹女士所指出的“熟悉形式的陌生化”、贾方舟的“日本画的影响”、杭春晓的“风格杂糅”等观点，表达了由衷地赞同，继而结合薛永年、易英等先生的建议，谈到中国画发展至今的继承与发扬等问题，流露出作为一位画家与老人的真性情，和对艺术的深深热爱。

中央美院艺讯网：张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