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从事摄影教育与创作工作的王川，其早期作品《觉》系列以通透的影像，打造了少年梦想与青春苏醒的动人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叙事性的，而是在几多变幻的寓言式的画面中，展开了有关生命的诗意抒情与视觉反思。他的这组作品也许预示了他对于摄影的可能性的最初的想象，也为我们理解他的摄影实践的可能性提示了一个也许是最初的指标。
在数码摄影技术以不可逆转的强烈势头进入到当代摄影的影像表现中来时，人们一般多是顺势而为，随时跟进其突飞猛进的成像技术，只图转化其高强的表现力为自己的影像创造带来直接的帮助却无有对此强势的本体论反思。然而，当数码摄影技术的成像可能性、尤其是其图像解析能力达到了几乎可以说是巅峰的阶段时，终于出现了某种重新思考其清晰度的意义与再现能力的努力与尝试。这种努力，有的时候甚至是以反清晰、反再现为外在特征体现出来。比如，王川的《燕京八景》系列就是这么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他通过这种对于数码成像的基本要素的像素的突现，来检测眼睛与图像、现象与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逆向而为，而是一种深深地思考了影像本体为何之后的具体实验。
王川的《燕京八景》所表现的主题，虽然是北京历史上所曾经出现过并且被以优美的文学方式加以命名的、但今已不存（或复建）的八个著名景点。不过他所提示的此“八景”画面，并不是去利用数码技术的强大的再现与再建构能力去虚构出当时的（也是一种想象的）“八景”，而是以数码技术的基本构成要素像素（pixel），来作为半抽象画面的视觉构成元素，给出数码的图像建构与摄影家对于可视性的理性解析的辨证关系。在这些“八景”画面中，数码的基本像素以粗放的形态构成了画面中的景观内容，同时也可以说是以其粗放形态消去了景物的细节特征。以这样的极端放大某种特质的手法，王川以像素作为一种描绘又是消解的笔触，以一种将文化乡愁以新的技术形式推向远去与解体的而不是拉近与凝视的方式，提示了运用一种新制像技术来讨论文化与再现、现实与怀旧等的许多问题。
如果说传统的银盐摄影的主要表现力在很大部分上取决于银盐颗粒的表现上，银盐颗粒即为照片的“笔触”的话，那么数码摄影中的“笔触”，就是经过王川加倍放大之后凸现在我们前面的像素了。他不是以隐去这种像素的锯齿为己任，而是凸现这种在视觉上令人不适的锯齿，以此呈现有别于银盐摄影的特殊形态。大多数接触到了高度发达的数码技术的影像创造者们，一般往往更迷恋于数码摄影技术所具有的影像虚构能力，因为传统摄影不具备这种能力。而王川的《燕京八景》系列，从内容看是试图再现某种景色的，但从形式看却是属于一种半记录半抽象状态的图像。从这种意义上说，《燕京八景》系列，既不是有关影像的纯粹性讨论，也不是有关影像的叙事性呈现，而是有关数码影像本体与再现的关系的讨论。因此，他的这种尝试，作为一种有关观看的实践，很值得我们去深思。
在《燕京八景》系列之后，王川又回归纪实摄影的实践。当今中国，在世界上无论被褒被贬，一旦被形容，总与龙脱不了关系。他的《再聚焦：龙》（2010－2011）这部作品，就是以中华文化的图腾龙为主题，刻划、呈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象征物的龙在中国当下现实中的文化认知与使用、消费和流通的方式。
王川以集中归类的方式，在中国各地大量采集了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龙形象。各种材料制成的、用于各种目的和用途的龙，出现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处所。这些龙们，或金碧辉煌却与某地的贫瘠景象相处一地，或拙劣仿古却也和粗糙的现代家什相以为邻，或昂然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标语口号相安无事地并陈于世，或软塌塌地被收拾于板车之上要载往某个仓库，或化身为龙椅被莫名其妙地安置于景区湖边作历史性想象的还原。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对于龙的处置方式，处处令人失笑，也时时令人哑然。这些附着于各种现世实存上面的龙形象，其工艺或许制作精良或者不避粗糙，却在呈现出一种漫不经心与功利目的的同时，也暴露各种欲望、野心与志向。
这些龙形象的存在，与其周围的环境构成了一个奇观，也成为中国景观之一部分。通过王川的不无讽刺与辛辣的观看与框取，以前在中国文化中威严凛然，俨然不可侵犯的龙的形象，在我们的心目中生成了新的形象，也改变了我们对于龙这个概念的固定看法。在西方文化中，龙往往作为邪恶的化身而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内涵与形象。但是，与西方文化不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龙在封建时代往往被赋予了一种皇权的象征，象征了威严、权威与不可僭越。对于龙之形象的运用与处理，如果稍有不慎，往往会引来杀身之祸。但是，在今天的王川的这些照片里，中国龙在海外虽然仍然象征了经济腾飞与梦想实现，但在龙的故乡中国，它却已经世俗化到了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地的地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目的与各种场合的龙的形象，所有被王川的照片所呈现出来的它们的形态与处境，都在无意间地呈现并且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过程与现状，那就是伴随着经济膨胀、道德伦落之下的龙的神圣感，早已经凋临与消失。龙的神圣感之凋临和消失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龙的世俗化的过程，而这也正好是与大多数中国人这几十年来在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中义无反顾地将自己降低到一种经济动物的历史过程同步。龙形象在中国现实中的地位下降，龙的形象被随意摆弄与操持，当然表明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皇朝100年后，“屠龙”已经变得安全，“戏龙”也已经日常化，也表明令人恐惧的皇权与皇权意识已经确实没落。但从文化上看，龙的形象的简陋粗鄙，却也确实地表明我们的文化本身也在经历一个不断粗劣化的下降过程。王川的摄影，从这个方面看，以精炼却又丰富的图像具体而强烈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看过王川的《再聚焦：龙》的照片后，我们也许还可以发出这样的提问：既然龙这个中华文化的图腾与象征权威也可以根据我们的世俗想象与欲望让它变得这么世俗甚至恶俗，那么，在今天的中国人手中，还有什么不可以不按照自己的低劣想象与庸俗欲望来加以改变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在中国人民推翻帝制正好100年后为龙的世俗化而感到惋惜，而是为这种世俗的狂欢与猖狂背后所体现的精神文化上的不可挽回的世俗化而感到某种隐约的担忧。
而一些来自中国身处海外的艺术家，虽也得祖先的庇荫，以标榜中华文化的“中国元素”（Chinese elements）为创作筹码，在国际上的方方面面占得先机，并且得意于资本主义艺术市场。但是细看那些视觉上具“东方主义”相貌特征的作品，我们发现它们往往缺乏对于自身文化的反思。这些作品卖弄的是一知半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可以轻巧地无涉中国现实，规避对于当下现实的审视与反思。更惊奇的是，这些也算是西方文化中的中国离散之人，居然一无离散身份所应有的痛苦与沉郁。他们个个散发禅味，以玄虚为上，因此早已没有索尔仁尼琴式的因离散而附身的文化身份意义上的痛苦与纠结。他们在返视并且充分利用培养了他们的文化基因的中国文化的时候，毫无反思地利用一把而已，只是以制造一点眩目的惊奇效果为荣。返视，却无反思。这样的艺术，实质上，除了以此自我殖民的方式与西方作一文化交易，并且补强西方文化的开放、健康的体魄之外，对于身陷困顿的中国文化与现下实无任何帮助。当下中国文化的处境与命运，确乎与他们无关，但他们却又可以用一些小机巧左右逢源，既接受西方的名利加持，又以此在这边漫天要价，诚谓两头通吃。
显然，王川与那些以中国元素得意于国际且身份国籍往往暧昧的中国艺术家不同。他的《再聚焦：龙》紧紧扣住中国文化这个主题，其指向却实实在在地反思我们自身身处其间的文化，因此具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批判性。这样的文化反思，从龙开始，却走向广阔的当下现实。《再聚焦：龙》是对于现实中的中国传统与中华文化的处境与命运所作的一种集中考察与考究，它对于我们反思现实的走向与思考文化的前景均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让现实中的膺品龙们继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形扩散，只要像王川那样的具批判性的摄影观看、呈现与反思还在继续，我们就仍然有可能把握我们的精神走向。也许这才是他的摄影最令我们感到振奋的地方。
顾铮
2011.5.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