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一部独特的纪录片《天安门上太阳升》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因为动画片和纪录片结合的原创性，它受到广泛好评，也赢得了众多奖项。
这部影片出自华人艺术家王水泊之手， 它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记录了生于1960年代的中国人从“红色梦”到“美国梦”的个人精神历程。
曾经的红色梦想是那一代人生命的源泉和动力。
我和王水泊之间隔着一层布帘。他在布帘那边的椭圆形阳台上吃早餐，打电脑，而我在客厅看完了他的作品—纪录片《天安门上太阳升》和《他们选择了中国》。
两部片子都具有征服性。帘子后的这个46岁的中年男人，没学过一天电影，纸和画笔才是他擅长的，可他有浓烈的梦想和表达的欲望，他拿上画笔完成了自己的手绘电影，生平的第一部作品便入围了1999年的奥斯卡。
历史的变革给了这一代生在1960年代、长在1970年代的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机会。1980年代是一个激变的年代，改革开放使中国重获新生。西方文化思潮重新涌入这个刚刚起步的社会，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一个崭新的多元世界里突然间懵懂和动摇起来。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在好莱坞粉饰过的人生观的诱惑下，开始经历自己的思想变革，那场变革为他们带来了理想主义的幻灭和美国梦的渴望。
我们的话题涉及童年、毛主席、军队、哲学、中央美院、连环画、加拿大、信念、纪录片、爱情、留学、旧城改造、个人主义、历史和梦想。王水泊聊得相当投入，我忘了谈话是如何结束的，只记得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一手托着自己精致的下巴，另一只手有节奏地拍打着翘起的二郎腿，身体斜靠在沙发扶手上。他专注地为我回忆，眼镜后偶尔会射出来自过去和未来的光芒。
爱画画的文艺兵
《生活》：你儿时的梦想是什么？
王水泊：在军队里做一个解放军艺术家。我从小喜欢画画，街上的小人儿书店给了我最初的影响，我想将来当一名画家。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祖父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父母也都参过军，所以，也想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生活》：你是怎样长大的？
王水泊：我11岁时考上了济南市少年宫，开始画素描。少年宫的老师很喜欢我，常骑着自行车带我到有毛主席题词“人民公社好”的郊区去写生。
老师生病时，我就拿块小黑板，帮他给其他小孩上课。所以，我从小就接受学院派的艺术，而且11岁就当过老师。我上中学时，是“文革”后期，大学还没有复办，很多教授、了不起的艺术家都还赋闲家中，我就跟从日本回来的王企华教授学中国的花鸟。画，跟其他老师学西洋绘画的技巧，那时候，家家生活都很简单，老师也都不收钱，敲敲门就进去了。
高二时，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我们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后一批知青，面临的是“上山下乡”。我不想当农民，所以16岁时，我选择了参军。
《生活》：那你的第一个梦想算是实现了，刚到部队是什么情景？
王水泊：我们从济南坐火车到太原，再坐汽车到了山西吕梁地区一个叫做孝义的县。到驻地时，我们非常渴，可从井里打出的水一口也喝不下，全是泥土味。军车一过，漫天黄土。马路上的黄土很厚，厚到把脚都湮没掉，像走在月球上一样。那时候我有些后悔，开始想念还在济南的同学们。
但进了部队，想离开就难了。我是政治部招进来的文艺兵，三个月的新兵连后，本该去政治部的宣传队，可是司令部的首长觉得我能写会画，就调我去作战科当描图员。于是，我到侦察连当上了侦察兵，学习用各种仪器测绘敌人的阵地在什么地方。那时候，山西驻军是防备苏联进攻的北二线军队，内蒙东北是一线。如果山西防线被攻破，北京就保不住了，所以，我们的口号是“随时准备上战场”。不过，我既不想当描图员，也不想当作战参谋，我的梦想是回到政治部，当画画的文艺兵。
三个月后，我调回了政治部的电影队。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看电影是部队很重要的娱乐活动，放电影前，会先放一个幻灯剧，我的工作就是画那些幻灯片。一个宣传干事负责写稿，我负责把稿子画成连环画，翻拍到胶片上，再着上色，拿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请人配音乐。我就开始实验各种简单的特技效果，鸟在飞，海在动，在镜头前放一杯水，再滴一滴蓝墨水就有了烟雾的效果。
《生活》：那你儿时的梦想算是实现了。
王水泊：其实也不是。我们那时最大的梦想是见毛主席。可惜“大串联”的时候，我才8岁。我们只有在电影开始前的新闻简报里才能见到毛主席，他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新闻简报里永远用“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容光满面，高大魁梧”来形容他，我们都相信毛主席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犯错误。我们那代人对毛主席的热爱远远超过了对自己父母的热爱。毛主席去世后的两天是我的生日。在很多年里，我都没过过生日，因为离毛主席的忌日太近。等我见到毛主席时，已经是一个躺在水晶棺里的衰老、缩小的老人，并没有神采奕奕，没有容光满面，也没有高大魁梧。
到西方去
《生活》：后来为什么又决定去上大学了？
王水泊：20岁那年，我回家探亲。当年一起学画的伙伴这时很多已经考到了各个美术院校，在聊天中，我发现他们读了大量西方哲学的书，他们聊尼采、萨特、叔本华，在和西方大师和最先锋的思潮对话，可我参与不进去，我发现自己失语了。那些个人主义的思潮在军队里是不存在的，部队仍然是一个革命现实主义的圈子。在艺术上，我们还在做“为人民服务”的作品，而他们已经开始在追求个人艺术风格。尽管我是在批判成名成家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中成长的，可成为伟大艺术家的梦想一直藏在心里。我很受刺激并开始羡慕他们。1979年，解放军艺术学校招过一次生，但部队首长不同意我报考，这让我很失望。首长说可以让我提干，父母也说，提干好，稳定。可我坚持要回济南考大学。最后，我终于说服部队，让我退伍。准备了半年后，我考上了中央美院学连环画。
《生活》：为什么选择学连环画呢？
王水泊：当年中央美院只有美术史、国画山水、年画和连环画几个专业。美术史显然不适合，山水太窄，年画又过于通俗，而连环画要求掌握各种绘画形式，画中国故事要用线描、水墨，画西方故事用油画、水粉。考连环画还因为我有画幻灯片的基础，而且已经发表过连环画作品。当时，唯一有稿费的是连环画，所有专业画家都画过连环画，翻一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连环画，你会发现连环画也绝不是小儿科，现在的很多大师当时都在画连环画。
《生活》：从军队到大学，在你看来有什么不同？
王水泊：军队的教育是理想主义的。训练人大公无私，愿意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党的利益牺牲个人一切，是一个革命“清教徒”式的环境。美院恰恰相反，那里训练学生从对大师的模仿到挖掘个人风格，是西方个人主义式的环境。我们第一次看到人体模特，看到西方大师的画册。大家都拼了命地读书，写日记。尼采、卢梭、萨特的著作是我们的枕边书，我们沉浸在达。芬奇、拉斐尔的世界里，我们看好莱坞电影，听肖斯塔科维奇和马勒的音乐。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汲取一点也不过分。
《生活》：于是就很自然地想到了要出国？
王水泊：在学校里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思潮后，我就开始想出国读书。那时候出国的唯一渠道也只有留学。出国前的两个星期，我跟女朋友结婚了，她那时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我们很相爱，为了将来还能走到一起，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夫妻。出国时，我身无分文，分别向两个同学各借了500美元，加上一个日本朋友送的100美元，1100百美元就出国了。
《生活》：出国之前，记忆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王水泊：我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走的，那时候，腐败现象还是小范围的，大家都还很蔑视拜金主义，不像现在赚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造化弄人，当年蔑视拜金主义的人，现在恐怕也成了“资产阶级了”。走的时候觉得，最后的理想主义的梦想破灭了。
《生活》：刚到加拿大时感觉如何？
王水泊：我去的是蒙特利尔。那是北美最有欧洲风情的城市，也是巴黎以外第二大的法语城市，号称北美的巴黎。市中心是一座山，城市呈放射状发展，那里的夜生活很丰富，是一座不夜城，俊男美女的比例在世界上数一数二。那里有各种名目的电影节，各种类型的电影资料馆，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最受关注的电影。它是魁北克省最大的城市，也曾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上个世纪70年代，魁北克闹政治独立，很多英裔搬去了多伦多，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就成了多伦多。
《生活》：有没有感到什么中西方的文化冲突？
王水泊：文化冲击首先是语言上的。第一节课，好多比我小很多的学生热烈地和老师交流争论，可我一句没听懂。我看了很多西方的书，到了西方却没了交流的能力。在中国，我是国内最好的美术学院的老师，天赋是有的，如果再努力的话，我将来注定是著名艺术家行列里的一。分子，不可能不是。可在加拿大，没人在乎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只是某个国家留学生中的一个而已。
《生活》：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去美国？
王水泊：蒙特利尔开车20分钟就能到美国边境，美国和加拿大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家家都插国旗，你到美国就必须融进去，有大国沙文主义在，感觉是暴力的，不安全的。而加拿大虽然国土面积很大，可居住面积很小，是一个国家概念很淡的国家，它有很多政策鼓励多元文化，它从来不发动战争也没有能力发动，你是中国人还可以继续做你的中国人。还有就是，白求恩是我们那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他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象征，让我觉得加拿大人是宽厚和善良的，过去之后，也验证了这一点。
《生活》：如何验证的？
王水泊：刚到时，我跟人合租了一套公寓，我住客厅，每月200美元。
也就是说，带去的钱只够在加拿大住5个月，还没算吃饭。那时候，学生打工是违法的，即使偷偷打，工作也很有限。好在学校有个“帮助中国学生委员会”，他们帮我联系了一个当地家庭免费提供食宿。这家男主人罗伯特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律师，女主人苏姗是继承了大笔遗产的艺术家。
他们家很有钱，漂亮的白色楼房，大片的花园，养着英国的猎犬，还有一个用过去的马厩改成的画室，窗户外是海湾，飘着茫茫的大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蒙特利尔最有钱的人住的地方。第一天，苏姗对我说，水泊，平时我们在一起吃饭，但有时候，我会只和我丈夫吃，市内电话你随便打，但打长途你要自己出钱。我当时想到的一个词就是“寄人篱下”。不过，在跟他们相处的一年中，他们从来没有单独吃饭，无论听歌剧，还是去朋友家，所有的活动都带上我，让我感觉很温暖。
经历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生活》：那怎么开始你的导演生涯的？
王水泊：罗伯特介绍我认识了加拿大最著名的动画大师巴特，那是获过两届奥斯卡奖的大师，代表作是《种树的老人》和《摇椅》。巴特当时已经退休了，但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的动画部又拨出专款来让他拍人生中最后一部电影。他想找一个助手，用了很多加拿大的艺术家都觉得不合适，看完我的作品后，巴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已经很多年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作品了。于是，我就当上了巴特的助手，进了加拿大电视台，成为了一名艺术设计师，有了中产阶级的收入。和巴特合作了三年之后，一个终身制的艺术设计师的职位被空了出来—有人退休了。我当时是最资深的合同制的设计师，可以得到这个机会永远待在电视台。但如果待在那里，我就只能给电视节目做三维动画片头。我不想给别人做嫁衣裳，还是雄心勃勃地想做导演。我花了一年的时间，靠着失业救济金，做了纪录片《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文案，送去了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的动画部，幸运的是他们接受了。
《生活》：那是一部怎样的电影？
王水泊：一部自传体的“两维纪录片”，用手绘动画和照片结合35毫米胶片逐格拍摄而成。这部纪录片以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我的家庭背景，来透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西方的政治文化冲突。影片的前半部分描述了我童年时代的所看所闻所思，主题是“六七十年代红色的梦”；后半部分则通过我个人在艺术风格上所受到的外来影响为线索，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国梦”以及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最初的想法是把天安门作为一个舞台，好似独幕话剧，近一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都用动画来表现。但加拿大电影局的制片人建议在这个史诗般的设想里加入一些个人的经历，于是乎我就朝花夕拾，把记忆里那些散落的珠子串联起来，形成了这部以第一人称自述的近乎是一部《忏悔录》的电影处女作。在艺术处理上原打算采用动画、照片和纪录片影像三种元素组成，但最终决定舍弃影像部分，以保持作品的单纯性。1999年这部片子获了奥斯卡最佳短纪录片提名，评委会评价该片在纪录片的风格上做出了革命性的实验，并给了最高的提名分数。可惜在最后的投票中，该片以微略票数输给了一个日本女孩的关于纳粹集中营犹太人幸存者的学生作品。原因很简单，80%的奥斯卡会员是犹太裔，这是好莱坞一个publicsecret（公共秘密）。否则我应该是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大陆华人。
《生活》：中国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和西方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
王水泊：西方年轻人很多还是瞧不起富人，不会把富人当社会精英来崇拜，也不会没完没了地聊赚钱的事。他们不喜欢政治，投票率很低，却喜欢参与环保、战争、人权等问题的讨论。他们热衷于参加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中国年轻人现在最在乎的是自己名利上的成功，最爱玩儿的是在虚幻的电脑世界里杀人、发泄和掠夺，在他们身上，我们这代人的那种社会责任感很少见了。而我在中国放《他们选择了中国》时，学生们觉得和平反战跟他们没有关系。我们五十年没打仗，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这种责任，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此时此刻，人类都在相互残杀，都有人在战死。如果有机会把这个呼声喊出来的话，我就要喊。
《生活》：拍《他们选择了中国》的初衷是什么？
王水泊：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故乡济南见过温纳瑞斯，那是1970年代初，我去少年宫美术班学习的路上偶尔能遇到一个身穿油腻的工作服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中年西方人，他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大家都叫他老温。当时的济南除了个别苏联专家的后代，几乎没有什么外国人，所以老温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对他的身世的好奇则成为我编导《他们选择了中国》的初衷。
这个纪录片的产生过程很漫长，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寻找到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的22个战俘中的幸存者。这无疑像大海里捞针，因为他们大都先后在1960年代返回了美国和英国，有的还去了东欧国家。回到祖国后他们大都受到了政治上的歧视和经济上的困扰，在众叛亲离的情下他们大都隐姓埋名地四处迁徙，早已离开了他们的故乡。在中国目前只有霍华德先生还健在，但他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我们本来打算以霍华德为中心，但他通过养女转告我们他从未后悔留在中国，只是他不想再次伤害他的亲人们。
最后在美国的三四位幸存者中只有住在加州的霍金斯同意接受采访，其他都一概拒绝。霍金斯1957年返回美国后曾接受过美国首席电视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后来他去了护士学校学习，后来又从事了很多年的运输行业。在去洛杉矶和霍金斯会面时，他竟然还记得一些中文。当然他的夫人自始至终都坚决反对他参加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毕竟连他最好的朋友以及他的上司都不知道他的这一段历史。霍金斯是个极其有勇气的人。
我们去了猫王的老家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采访该片的另一个主人公黑人战俘亚当斯的遗孀刘林风，她是少有的嫁给黑人的中国女人，“文革”之前随丈夫返回美国受尽了歧视和磨难。她当时已经身患严重的心脏病，片子拍好后不久她就去世了，永远留在了那个并不爱她的第二故乡。
这是一部有争议的纪录片。在美国政府和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人看来，他们至今是不能被原谅的叛国者，但对那些热爱和平的人们来说，这22名美英战俘为了在敌人之间建立桥梁而超越了国家利益的局限，是一群和平反战的无名英雄。他们背负着叛国的罪名，在歧视和贫困中悄然离世。希望他们不要被遗忘。
《生活》：你现在最关注中国的什么？
王水泊：最关注北京和济南这两座我最熟悉的城市。因为我开始必须打的士……才能去某个地方，老城区成片被拆毁，到处都是类似的高层建筑，我甚至认不出回家的路了。西方在上个世纪60年代犯过的错误，在21世纪的中国重新上演，全国到处都是相似的城市，北京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古城就这样消失掉了。在西方，如果这样来“建设”城市，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谁家要在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房子上装个防门都要先申请，公民委员会同意后才能装。可在现在的中国，历经战乱和各种运动还幸存的老房子，却在我们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中成片成片地被拆掉，多让人心痛啊！
济南火车站，曾是德国境外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却被贴上“殖民主义象征”的标签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像公共厕所一样贴着白瓷砖的丑陋建筑，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改建成铁路博物馆呢？现在被毁掉的，再也回不来。
《生活》：经历了那么多以后，再回头去看自己那代人的“红色梦”，有什么新的感受？
王水泊：“红色梦”是我们这代人生命中的一部分。理想主义，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大公无私的人生观都是我们身体中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消亡，这些经历是我们这代人的财富。在我的电影试映时，一个跟我同岁的加拿大同事对我说，水泊，你经历了这么多，跟你相比，我像没有活过。
跟国内的很多人比，我算非常幸运的了。父母安好，没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自己一路走来，事业家庭发展得都不错。即使这样，我在西方人眼中，仍是历经磨难的，能过来都是个奇迹。
你说什么才是中国艺术家的财富呢？受的教育？语言能力？掌握的技术？
都不会比别人强！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经历。前苏联有部片子叫《安娜，6到17岁》，导演从安娜6岁开始就采访她，问她最爱什么，最怕什么。她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回答说，最爱我们的伟大领袖赫鲁晓夫，最爱少先队，最爱青年团，最爱青年近卫军。那是一种为了国家和民族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崇高激情。我们也一样。直到现在，我看这部片子都会流眼泪。对我们来说，那不是黄粱一梦，我之所以有今天，当初的梦想是基础。那个梦想教我们要做一个坚强的人，在某种情下懂得服从大局、懂得克服困难和隐忍的人。这些后来都变成了我们这代人的某种品质。
现在，80后的学生经常问我会不会觉得彷徨和无聊。不是我吹牛，我真的没有彷徨和无聊过。在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真的充满了梦想和激情，我们的口号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去改变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们有那么多的书要去读，哪会有时间去无聊和彷徨呢？即使失恋，也只是暂时的，我们很快会找到更重要的事情去平衡自己的感情。也就是说，那个曾经的红色梦想是我们这代人生命的源泉和动力。
撰文：晏礼中
人物摄影：高尔曼
王水泊
1960年出生，山东济南人。1998年完成第一部独立制作的自传体两维动画纪录片《天安门上太阳升》，讲述了作者及其同代人从“红色梦”到“美国梦”的成长历程。次年，该片因动画片和纪录片结合的原创性获得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短片提名，并获得了多项国际奖。
2003年至2005年拍摄纪录片《他们选择了中国》，获得了第49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最佳长电视纪录片奖GoldenGateAward等多项国际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