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开洗染店的，家里成天响着棕刷在衣物上有节奏的唰唰声，空气中弥漫着熨斗喷出的白色雾气⋯⋯我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幼年丧母，体弱，生性孤僻，不好言语。说到跟绘画的缘分，既无家传，也无名师指引，更无机会上什么专科学校。细想起来主要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加上有一股对绘画疯狂的热爱和种种机遇，促成了我跟绘画结下不解之缘。
我家地处成都“少城”，这一带是达官贵人、遗老遗少集居之地，又临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真可谓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我家斜对门住着一个身怀绝技的民间老艺人，玩着一手捏泥人的绝活。老人脾气古怪，不让人看他捏泥人，我每每都是从门缝里偷看。他捏的“三国人物”跃马横刀，真可谓栩栩如生，那些人物准确而生动的衣褶我至今不忘，于是我也学着用黄泥巴捏泥人。另外，我二舅喜欢画画，我也学着乱涂。儿时绘画对我直接影响的是“连环画”（小人书），这些小人书真让我着迷。我4岁零4个月发蒙上小学，5岁多得了一场大病差点丧命，8岁时上过几天“私塾”，9岁才重新开始读小学。关于幼年读书的记忆，我几乎一片空白，9岁还搞不清时钟的钟点，为认钟表上的时间还挨了不少打。但看小人书和在茶馆里听说唱艺人讲“评书”的事倒记忆犹新。一天我穿了一套新毛衣，放学回家路上碰到一个中年人，不知为何他知道我爱看“连环画”，声称我给你看很多连环画，条件是把我的毛衣脱下给他，他回家去取“连环画”；我乖乖地脱了毛衣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多小时，不见其踪影⋯⋯我家周围有几家茶馆，什么《三国》、《水浒》、《包公传》、《济公传》等等古典文学作品通过评书艺人的表演真让人倾倒。小孩只能听“站国”，每当说到“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溜到茅房里去了（说评书的该收钱了）。每每听到不知是汉是魏，是白是黑之际，头上响起一声霹雳，老爸巡逻到茶馆捉拿“架屎遁”（谎称到外边去屙屎）的小子来也。我爱把评书中的故事编绘在一张长长的纸条上，用硬纸盒自制“小电影”，自娱自乐，或拿到街坊小伙伴中炫耀。这是幼年爱画画的一点记忆。对绘画真正的酷爱是1952年在邮局门口看到一张招贴画，一张徐悲鸿先生的《群马图》，它像块磁铁吸引着我，每走到画前总要注视良久，在手心里摹写默记，回家用草纸毛笔一张又一张地画起来。画完又跑到邮局门前去看。后来我在一本旧杂志上找到一张徐悲鸿先生的《奔马》，如获至宝，钉在墙上有空就临摹。
小学四年级时我家搬远了，上学得走一个多小时，途经玉带桥、玉龙街一带。这里是当时成都古旧书摊、书店、字画装裱店最集中的地方。四年级至小学毕业的两年时间里，放学途中就是我学画的最好机会，裱画店里经常有四川名家和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叶浅予、张善等大家的作品。玉龙街还有两家篆刻店，其中一家是齐白石的学生姚石倩先生开的，里边常挂着齐白石的画。我往往在裱画店和篆刻店门口一站就是半个时辰，没钱买画册，只好用午餐省下的几分钱买《新观察》等旧杂志，搜集里边的美术作品。当时除了画马之外，也创作一些反映学生生活的漫画，并经常向几家儿童杂志社投稿。开始时往往一投不回，或偶尔收到一点鼓励的回信，投了两年稿终于在初中一年级时，广东的《少先队员》杂志发表了我的“连环漫画”。学校大队辅导员还拿着这本杂志在全校朝会上予以表扬，这更激励了我的绘画热情。
上初中时，教我们的文学老师是个老学者，胖胖的，和蔼可亲，讲起古文来摇头晃脑十分投入。他往往将我带入诗情画意中，我不时画性大发，在课本的空白之处画起插图来，厚厚一本文学书，几乎所有空白之处都画满了画。当时“三面红旗运动”正火热，我的绘画才能在群众性壁画活动中更能施展。在学校里、工地上我画过不少壁画。初中快毕业，班主任老师很器重我的绘画才能，鼓励我和“黑鸭婆”（同班同学绰号）去考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大专）。当时拿去很多自认为不错的创作的作品给招生老师瞧，老师不屑一顾，结果，希望化成了泡影。
读成都第二师范学校的三年时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不少同学因食不饱肚而荒废了学业。我们班上不少同学来自农村，他们有很多生存本领，跟他们一起种瓜、种菜很有收获。我全身心地投入绘画，成为一种静功的修练，于是在是饱是饿几乎没有明显感觉之中度过了“三年”。在此期间成都群众艺术馆办的“群众画廊”，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创作的大量年画、漫画和国画每期都有机会在这个“画廊”中发表。这一点微薄的稿酬，加上每个假期都在建筑工地上担砖、挖土的劳动所得，足以提供我绘画材料的消耗，还可增加一些生活费。
当小学教员的几年中，这个“画廊”一直伴随着我的创作足迹。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我研究西洋画的十年。最初我用油画复制毛主席肖像，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去安源》不知画过多少遍，后来被调到区上搞“宣传栏”，这成了我画画的大好机会。各种大型招贴画、插图、连环画画不完，每天12小时的工作量也不嫌累，我的水粉画技巧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文化馆汤荣新老师搞了一个自发的绘画沙龙，几个画友经常聚在一起对模特儿写生，以提高绘画基础和技巧，使我受益匪浅。我成天迷恋于水粉、油画，一有机会就借些苏联画家的印刷品临摹，苏联小说《决斗》的水粉插图就临摹过好几遍。作者构图新颖，用笔概括，色彩洗练，使我十分佩服。没有油画写生箱，就自己动手做。我经常邀画友骑辆破自行车跑到乡下去写生，近的十几公里，远的四五十公里。油画、水粉画了一大捆。《成都日报》社曾聘我当美术通讯员，在连续三年的时间里我深入农村，创作反映“学大寨”的美术作品，跑遍了龙泉山的村村寨寨，画了不少速写。我父辈以前是农民，亲戚也是农民，青少年时期常走农村亲戚家，也常下乡劳动。那潺潺的小溪，竹影翠茏的农舍，充满柴烟味的灶房，甑脚下米汤煮的菜浓浓的清香，田间老牛拉着犁头翻起油黑油黑的泥土，散发出的芬芳，令我心醉。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觅食，河里老水牛悠闲地沐浴，小路上毛驴拉着小车哒哒地奔跑，暮色中小姑娘赶着几头山羊走在回家的路上⋯⋯农村是我依恋的故土。牧歌情调的作品占据我很大的绘画空间，这些都跟我的经历有关。
35岁以前我的绘画历程总的说来本是一种自发的力量，一种单纯而强烈的绘画欲望。然而这种“力量”和“欲望”正是一个艺术家成长的原动力。
对个人艺术风格的追求是从近40岁时开始的。当时我对周思聪的一些描绘儿童生活情趣的水墨小品非常神往。我从事教育工作且家又在学校，表现儿童生活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几乎每天中午我都会利用饭后的一小时，拉一个乖娃进来画水墨人像写生。工作之余创作了不少儿童与小动物为题材的、情调甜美的水墨人物画，逐渐形成了个人的绘画风格。后来对我绘画影响较大的是陈子庄与石鲁。“文革”前我曾上过陈子庄在工人文化宫举办的美术班，当时我热衷于西洋画，也看不懂子庄先生的画，加之陈先生酒后爱“骂人”，我也就没再去。后来子庄先生的不少弟子跟我要好，我看过不少他们手中收藏的画，并借来临摹。对子庄先生的绘画艺术慢慢地有了较深的认识。这期间我也很喜欢石鲁先生的画，石鲁用没骨法写景画人，笔墨极具张力，开创了一代画风。他们注重研究传统，深情地关注人生，给我启发很大，在我的作品中无形地也流露出石鲁没骨法的笔调与子庄的散淡。
敦煌壁画中北魏那些很像没骨画的人物造像给我很大的震动，我直觉地认为我的绘画源头在敦煌。1981年的暑假，我拖着重感冒后还未恢复的病体，不顾洪水塌方的危险（当时四川正遇特大洪灾），赴敦煌、新疆进行美术考察，历时两个月。因铁路不通，只好从甘南经川西北大草原回成都，一路风尘颠簸，当车开过“玉垒关”（灌县），见一只苍鹰在蓝天盘旋，我油然生出一念，“天不收我，吾将倾力一搏也”。由于感冒之后，屡遭风寒，肩背痛症一年有余。丝路一行，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大山大水的感染，对我的艺术灵魂是一次深刻的撞击，此后我在较甜的画风之中增加了些厚重。
周思聪凉山写生时路过成都，我看了她的“速写”，顿然领悟到“凉山”能治我的“甜”、“俗”。1983年秋，我只身一人去了大、小凉山，在那充满令人窒息的“兰花烟”味车厢里，在摩肩擦背的集市上，我静静地观察。白天饱看，晚上，在夜灯下，用一管颓笔，将脑海里录下的形象，倾泻在卷卷纸上。一个原始粗犷、古风犹存的民族，一张张饱经风霜岁月雕刻出如刀劈斧砍的脸⋯⋯从普雄、越西到昭觉、布拖、美姑，画到兴尽而归。此行期间我完成了十余米长的“凉山人物写生卷”，创作的《凉山小市》入选了“第六届全国美展”。这一年（1984年）是我的绘画生涯的转折点，四川省诗书画院成立，我被调去任专业美术师。人生苦短，一晃十六年过去，当年以青年画家身份调入画院的我已步入老年。这十几年正是中国社会、艺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中国画经历了“’85思潮”、外来文化的强劲冲击、“90年代的传统回归”和各种现代艺术思潮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细想起来我倒还有几分自信，从1984年至1989年，这五年间，我完善了自己的绘画风格，作品《长恨歌》、《西厢画意》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
我认为玩中国画要玩出自己的风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时常告诫自己和画友不要轻易地将自己得到的宝贝扔掉，要对它精心雕琢和打磨，让它发出耀眼的光芒。1990年香港“荣宝斋”为我举办个人画展，很成功。艺术市场的冲击最初也给我带来一阵欢欣。可是，严重的颈肩病，使我整整一年多时间不能作画，痛的折磨倒使我清醒：成熟的艺术家不能被市场牵着走，名和利只是过眼云烟。病愈之后我的节奏虽然放慢，但学习与思考却更加自觉。从1993年至今，我的绘画风格走的是一条从完善到深化的路程，其间，1994年我应邀访美，在30天的时间里从东部到西部，美术馆、博物馆，参观访问的“美术饕餮之宴”览尽世界古今东西方艺术精粹。我为凡高的激情、塞尚的冷隽、毕加索的狂怪、马蒂斯的典雅、波洛克的潇洒、德库宁的色彩⋯⋯激动，但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一种东方的精神在其间跳动。东西方文化本是两座高峰，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也不能自我封闭。我开始从“密缜”和“疏淡”这两方面完善自己的风格:“密”——融汇光色因素，力求挖掘水墨在宣纸上丰富的表现力，作了“水墨重彩金铂画”的探索；“疏”——将没骨点染破墨法玩到神工鬼斧之妙，求空灵、高古之韵。
水墨仕女画并非我的专擅，我主张在热爱生活、拥抱自然的氛围中，跟着感觉走。时令之变，花木的春醒、夏茂、秋凋、冬残，往往撩起我无限的思绪与画意，怀着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我画了不少瓶花和花鸟。游山所得又画起山水来。近年欲作大画，试将人物与牛、马用作点景，所作的《溪山归牧》、《溪山行旅图》、《浓荫消夏图》等倒玩得有些意思。
中国画的艺术道路有点像马拉松赛，路途漫长，要造就一个成熟的中国画家，一是学养，二是勤奋，三是悟性，四是寿命。创作的状态时而如大河奔泻，时而似涓涓细流，时而会堕入走投无路的困境。我觉得中国画的创作要靠“养”。一养传统，二养笔墨，三养心，四养身。性急没有用。只要你一往情深地投入生活，只要你心中创造的火花没有熄灭，只要你觉得画画是自己一种内在的需要，还有“欲望”，你将永葆艺术青春。
彭先诚
1999年岁寒于闲牧山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