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面对一个全新的文化遗产时代，我们亟需建立针对中国本土发展需求的新专业学科建设，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掘与研究的专门人才。大学应当通过基础研究和合理的课程设置，以及与传承社区关联的社会实践，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与发展的时代课题。

11月2日－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曼谷召开了“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生学位课程发展区域论坛”，教科文组织把教育与非遗课程的关联提到议程，两天的曼谷会议来自十三个国家的二十所高校，带着亚太地区不同地区的非遗研究与教育传承的课程经验相互分享与交流，并提出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教科文组织目前更倡导的原则是：

1、保护区域性的非遗；

2、确保对社区、团体和个人所关涉非遗的尊重；

3、提升本地、区域、国家和国际水平对非遗重要性的意识；

4、推进课程发展资源集中的次区域协作，并促进教育学发展以给予占世界人口60%的亚太地区重要的文化与语言多样性所应有的尊重。

曼谷会议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认证培训师及本次论坛高级顾问Amareswar Galla在关于亚太地区非遗研究生课程态势报告中指出，目前亚太高校的课程设置和计划主要关注有形遗产，一方面，就非遗而言，是通过大量的项目分配进行跨区域寻访，而另一方面，指定主修课程或者课程规划主要针对有形遗产，尤其是考古学和人类学，拥有大量资源，包括人力和技术设施，然而，呼吁推进非遗研究生课程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多考古系通过教授民族考古学这种方式来接触非遗元素。韩国的汉阳大学、印度普纳的德干大学、伊朗的沙希德贝赫什迪大学以及斯里兰卡的帕拉代尼亚大学就是这类案例。活态的习俗遗产，尤其是少数社群被研究，然后活态的过程被再现出来用以理解有形遗产资源。在一些案例中，民族考古教学的贡献在于能够让包括濒危习俗在内的非遗的过程复兴起来。

不考虑理论渊源，人类学系的优势在于田野工作的模式。比如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使用参与式文化映射的方式。目前，在亚太地区已经呈现出了一种思考方式转移的趋向，即走出学院进行田野调查，丢弃已经具有研究者著作权的知识，与社区族群同在，通过他们自己的语汇来映射包括有形和无形的文化元素。

文化地理、规划和艺术史系包含了一定范畴关于有形遗产的方法论，也涉及活态文化和非遗。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遗产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越南顺化美术大学、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区域研究中心等则是这类案例。

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山大学参加了此次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大学与‘非遗’——中国剪纸田野调查与研究个案”的发言，介绍了2002年以来，中央美术学院以美术学、艺术史与美术考古为背景，相继建立了中国高校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与文化遗产学专业，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的专业课程，确立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位专业研究方向。课程教学与学术研究和中国的乡村社区保持着持续的田野关联。同时介绍了中央美术学院非遗中心承担的中国剪纸申报世界非遗相关的一系列社会实践，以及持续十五年的中国多民族剪纸研究个案。中央美术学院以中国剪纸这个最具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物种，进行了跨区域、跨民族的持续调查研究，来探索非遗研究的方法、保护模式以及非遗作为大学课程与专业学科发展的模式与方法。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田野成果引起了教科文和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

曼谷会议上，也介绍了我们对中国教育与非遗关系的价值发现。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许多乡村消失了，而以生活为载体的许多文化遗产也随之消失。虽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可以传下来，但是具有文化艺术独特价值的非遗类型可以进入教育传承的渠道中。我们国家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设刚刚起步，与遗产消失的速度完全不匹配。没有社会需求也就没有了文化发展的立足之地。在中国这样的文化遗产大国，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巨大的可持续的文化使用价值。大学不仅是非遗的教育传承之地，也可以成为有当代价值的“非遗”文化物种的“活态博物馆”，如：剪纸、造纸术、木版雕版术、活字印刷术、印染、陶瓷、民间建筑营造等许多非遗手工艺传统，都可以成为大学新的知识资源和实践的文化艺术类型的课程。尤其是作为文化遗产地的高校，与非遗传承社区的双向互动与交流学习也是非遗传承不可忽视的可持续模式。

曼谷两天的会议，发言与讨论是紧张而又充实的，首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与专家进行了主旨发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专区主管Tim Curti以《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关键原则概述》为题做发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非遗部建设和政策处长Susanne Schnuttgen演讲题目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加强非遗保护能力的全球战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认证培训师及本次论坛高级顾问Amareswar Galla演讲主题为《对亚太地区存在或潜在的研究生课程和计划的情景分析》。随后各国专家根据相应议题进行分组讨论，具体议题：1、非遗研究生教育的领域、学科和结构；2、共享教育方法论和教育学在研究生层面非遗教育的发展；3、将非遗保护观念嵌入非遗研究生层面教学的发展。

亚太地区参会的不同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生课程与教学方面呈现出普遍的特点，即各个国家的高校没有与非遗相关的专业学科。由于非遗所涉猎文化复杂性与多学科性，许多高校是在人文类学科，如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地理、生态学、历史学、博物馆学的课程中融入非遗的教学内容和社区实践。在东亚地区，日本与韩国建立起了比较专一固定的非遗类别的研究，尤其是在手工技艺、建筑营造、习俗节日研究等方面，在保护类型及社会互动方面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中国的高校在专业学科设置方面也没有进入到议事日程，但由于体制的模式，中央美院、中山大学以及国内一些非遗相关的大学，实际上也具有了学科专业的初创模式，如中央美术学院在民间美术专业学科的教学、研究、社区实践和遗产保护等方面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经验积累，已初具教学课程模式和比较强的社会实践专业能力，并对国内同类大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分组讨论的过程中，会议探讨分析了非遗研究生课程的可能模式与专业教学发展的愿景，与会代表普遍希望教科文组织能够建立亚太地区高校非遗课程交流的网络平台，尤其希望能为年轻的硕博士研究生提供机会。同时，大家希望非遗研究生课程教学可以融入到高校专业内，并希望把校园的非遗课程扩展到与田野和社区的关联。教科文组织官员表示会尽量考虑帮助高校建立网络，但大网络的可能性比较困难，小网络可能更有效。同时，教科文官员还表示，关于非遗的专业学科问题是建立独立的核心系统，把非遗归入其他的专业系统，因为，非遗涉及种类太多，教科文组织也在探索这一问题。这次曼谷会议的讨论显然是在探讨合适的原则与方式，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各国有各国的社会背景和非遗实践，各国有各国的非遗教学经验，中国经验在新西兰可能不适应，因此，教科文组织不会制定单一的政策。

随后讨论中，我介绍了中国当前大学与非遗关联的现状，目前在中国，大学和非遗的关系仍处在项目化的参与和科研项目课题的研究上，非遗课程普及仍处于起始阶段。社会化的非遗保护对大学的参与需求是急迫的，许多大学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进来，但从可持续的视角来看，由于缺乏相关非遗的专业学科建设和课程普及，大学在社会化非遗保护实践项目当中，欠缺活态保护的实践经验以及系统深入研究的专业能力。由于缺少与非遗相匹配的专业学科，高校的研究缺乏长远的眼界，忽视基础研究，很少有高校来跟踪一些非遗濒危物种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和文化与保护方面持续深入的研究。教育领域对本土非遗作为文化传统资源的接纳与知识价值的确立还没有真正开始。

非遗相关联的专业学科设置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普及与可持续的基础，中国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非遗大国，她的文化资源不仅丰厚，而且包含着独特的本土文化特性，这也是高校知识体系当中所欠缺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也是推动高校开拓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专业学科与课程的内驱力。当今，面对一个全新的文化遗产时代，我们亟需建立针对中国本土发展需求的新专业学科建设，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掘与研究的专门人才。大学应当通过基础研究和合理的课程设置，以及与传承社区关联的社会实践，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与发展的时代课题。

文/乔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