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壁画学科博士生导师，从事美术教育二十五年。同学们说：他是美术学院中受欢迎的老师。他自己说：他一生都在当学生。——常年和学生们在一起，他的行动、行为常常也像个“孩子”性格活跃，喜欢说笑话，开玩笑。他为人诚恳、坦率、正直、思想敏锐，好读书，博闻强记，古今、东西，通有所好，处事通达，重情谊。同事称他是个“学者型的艺术家，”他自我定位：“我是一个“杂食动物”一个有手艺血统的匠人”。他喜欢游历，不僻险远，作人作画都志向明定，百折不挠，真情直说，不大顾及听者脸色，因此，生活经历多坎坷、波折、风险，听他讲个人经历，颇多传奇色彩。
少年有志——“长大我要做画家”
1945年，孙景波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出生前，父亲抗日参军离家，多年杳无音信，母亲与他相依为命。母少丧双亲，十二岁被送到烟台绣花厂做童工。嫁后务农。闲时以绣艺传于乡邻，孙景波说自己“四五岁就能针线，对画图的喜好，得于母亲心性的传染。”
六岁时，他随母寻父，到东北黑龙江省，在松花江畔的通河县镇里读小学，当时，他说，他能看到的最好的图画，就是书店里卖的那些年门画、月份牌画和小人书中的插图。而到镇里来走江湖的艺人，用九宫格、放大尺，给人们画头像的技艺，曾让他看得如迷如痴。模仿他们那种立竿见影的方法，曾让他欣喜地以为，他真如周围人们所赞许的那样——也有绘画天才。但他的美术、体育老师腾云峰对他说：“孙景波，你不用放大尺、九宫格，你比那些街头画匠画得好！”——这样的夸奖，在他朦胧的心灵中，无疑如一道开启理想之门的闪光——五年级时，10岁的他写了一篇作文——《长大我要当画家》——可以说，那是他少年时代表述未来理想的宣言。
十一岁后，孙景波随着参加重工业基本建设的父母亲转到了城市，后来，他和家庭又随着国家建设的脚步，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不断迁移。初中三年间，他读了五所中学——从黑龙江到吉林，从湖北到江苏、到安徽——这样的经历使他眼界大开，也使他恍惚，在一个个，还来不及结识新朋友的，不断变换的环境中，绘画成了伴随他孤独感的最好伙伴。他回味：“那是他最富于幻想的岁月，因为还没有意识到日后道路的艰辛，所以天真热烈、所以幼稚无忧，充满信心。”
1958年，他转学到南京二十三中时，正遇上“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激情岁月“——伴随着一场诗、画满墙的宣传运动，时代也把他们一批中学少年推上了街头。——跟着美术老师，提着油漆桶，抬着画板，从校园内，画到校园外，从洪武巷小墙，画到市街大墙——当他站到防火队提供的三层云梯上，为市体育馆独自完成着一幅几十平方米大的壁画时，来往观众如堵，不时听有沾沾咂舌、赞赏之声传来——一个十二岁半的少年，曾因此感受过那种让人忘乎所以的自豪。要知道，正是这种自豪感，多年以后，使许多和他有类似经历的青、少年学生、工人、农民美术爱好者，从此走上了绘画的道路。
他开始读到一些美术常识，听傅抱石先生到少年宫，给他们这些孩子做讲座的情景，至今难忘。从那时起，他才知道中国有吴道子、顾恺之、任伯年、徐悲鸿、齐白石。。。。。知道了文艺复兴三杰的名字。。。。。他用水彩和油彩临摹过拉菲尔的天使、董希文先生的《藏北妇女》——他说：当时，他面对那些很粗糙的印刷品，引起他的惊羡和模仿的欲望，甚至超过他三十年后真正见到原作时的激动。1958年那段画壁画的经历，使他自少年时代，便有了心仪于巨幅宏篇的大型绘画的爱好，没想到，后来，他真的与壁画创作和教学结缘。
他最难忘怀1958年春天离开湖北武昌工人子弟中学，到南京之前，他的美术老师——黄乐生先生语重心长地叮咛：“孙景波，你能学得好画的，记住！初中毕业后，你一定要去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你能考得取的，进了附中，你再进中央美术学院就不难了，你一定要信我的话。”——他的鼓励，更像是命令，让孙景波坚定了对艺术的信念。
考试进京，几经挫折——“非上中央美院不可”
1959年：6月，临近初中毕业时，填自愿时，他记着黄老师的话：“你一定要去考中央美院附中”于是他就一定的——写信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但他意外得到附中的回信是：“你报名已晚，附中考试已经结束。”因错失机会，他悔伤不已。毕业后决定辍学，不听任何劝告，回到安徽马鞍山父母亲家，边做家务，边自学绘画，一心等待下届应考。
1960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收到他报名作品后、通知同意他参加考试，但却疏漏了告知他参考的地点和时间。6月，当他再次去信北京询问时，却又被意外地告知：“我校考试工作已近结束，你可考虑报考其他学校”——他因此痛苦而愤怒的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办公室，发了一封数百字的电报，电报中申诉说，“我为此已经在家里等待了一年，让我忍受因为附中招生工作中的失误，从而改变我的命运是不公平的！”他说——“我告了附中”，但在绝望中度过了两天之后，他却收到“北京”拍来的一封急电——“孙景波同学，速去上海戏剧学院找沈今声老师补考。”——他于“绝外逢生”，连夜乘船由南京到上海。——在上海考区的附中老师们为“一个”考生“监考”——考“素描头像”、“色彩静物”、“命题创作”。第二天下午，当口试结束后，沈今声先生和他“谈话”，说：“你可以放心回家等待通知了，你考得很好，会被录取，可以不必参加普通高中考试了。”沈先生明明白白的一席话——使他由对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抱怨，转成了此后一生难忘的一种幸运感！
有趣儿的是：那年八月中旬，在他还没有收到美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却焦急得已经不愿能在家中等待了，他决心到北京去，：“我知道，我考取了！要是万一，我没被录取，我就在附中当模特儿！”父亲居然答应了他，给了他去北京的路费。——1960年8月20日，他用一根木棍挑着自己的行李，夜里从北京站下车，穿过天安门广场，走过王府井大街，问到隆福寺大街78号，敲开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大门——没带任何证明，附中好心的门房李大爷，居然同意安排他住到了学生宿舍——第二天，他一觉醒来，才真的知道，他是考上了！从此开始了正式学画的道路。——那年他15岁。
1960年到1964年，附中四年，其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同学们倍尝生活与学习条件的双重饥渴。但六十年代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丁井文校长的支撑下，聚集了一批富有责任感和创作活力的中青年教师，师生同有患难与共的感受，同心同德，营造出了一种感奋图强的校园氛围——孙滋溪、赵昔、李华卢沉、赵友萍、王光楣、以及他一年级时的辅导员张京生，等等许多老师，都给与了热情、无私的教导。虽然当时只能学前苏俄的东西，路子不宽，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教学要求严格，成果扎实，得到全国美术界的认可，同学们自我感觉普遍良好，面向社会时，都不乏自信之情。
云南十四年，历经磨难，锲而不舍
1964年9月，因应云南美术家协会到附中商调支边之需，孙景波和同期留校的张铁兵同学报名到云南。他乐观的以为，从此可以踏上独立创作的道路开始了。殊难逆料，一往十四年间，正遭遇“十年浩劫”——斯文扫地之变。孙景波因个性难与时风磨合的原由，前后被下放农村劳动有七八年之久，期间、又被莫须有之“五、一六”的嫌疑，监护、隔离审查了两年时间。。。。回味“十年文革”——那段生活，他说：，“那是种特别难忘的考验和磨练，是我们一代人“得天独厚”的人生大学课堂。”比较对心灵的磨难，边疆近乎原始的贫困生活已经算不得艰苦了。云南多民族，风俗朴真醇厚，自然风貌奇丽多彩，在边疆民族农村生活的岁月，相对于城市、机关里的斗争，温情而平静得多了——无论是去放牛或是牧马，上山砍柴，下田插秧，春种、秋收、他都能”天高皇帝远”的想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书包里面装上一个巴掌大的速写本，几支铅笔，一本文学书和其间夹着几幅小画片。每天往返出工的路上，或在田边地角休息的时候，还可以看点儿什麽，写点儿什麽，画点什麽。在山野之中，一个人走路，随行随歇，可以望着山海静思默想。若干年后，他有机会创作的《阿细新歌》，《乌蒙山人》等许多构思，还有许多小诗词、散文、，都是在那些山路上，在山寨油灯下，在那个书包中的小本子里勾画、记下的。
——从那时，一个背书包的习惯——直延续到今天，成了他对自己信念的，一种时时刻刻的提示——“一个艺途曲折，见识有限的孙景波，应该始终清醒，自觉：自己是一个永远背书包走路求学的行者。”
云南十四年间，他还庆幸遇有姚钟华、晓雪、张建中、张铁兵、丁绍光、王晋元、程犁、蒋铁峰、朗森、李忠翔、朱维明等一帮头脑清醒的、勤奋的、志同道合的画友、诗友，在“十年浩劫”期间，患难同忧，彼此相支持。在交往中，他从朋友们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得到许多支持、鼓励——他说“回味那段“相濡以沫”的岁月，是云南美术界共同的精神财富“。
1972年，孙景波创作的油画《阿细新歌》入选全国美展，因到北京加入“改画组”。在改画组，又有幸结识靳尚谊、朱乃正、唐小禾、陈逸飞、陈衍宁等师友，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大家朝夕与共，每“公”事毕，则相约走访在京画坛诸多前辈，在这些肝胆相照的诚心交流中，使他受益匪浅。
抓住机遇，学习再学习，“业余”作业勤，自强不息
“十年浩劫”结束。1978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停办十四年之后，孙景波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他说自己：“像一个浪迹江湖的游子，又游回归到了岸边，油画班的指导教师是：吴作人、侯一民、靳尚谊、林岗。在后来的两年当中，堪称是国家的“乍暖还寒”时节，师生同感幸运的是：始逢改革开放，画坛最早露出春天气色。共享来自不易的机会，欣逢一段难得的缘分。油研班特别活跃，学习中同有如饥似渴的感觉。八十年代初，在校园中他与袁运生、朱乃正、吴小昌、陈丹青等良师益友的结识，交游，是一段很“开心”体味，他们曾经一道营造过一种活跃的，令人眼热的学术气氛。
1980年正值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筹备阶段，候一民先生为此多方奔走，孙景波在完成毕业创作《阿佤山人》之后，被候一民先生选中，留到新创建的壁画研究室任教。又二十五年以来，以教学为主。他在壁画系当了十年的副主任，十年的主任——可以说：他为健全、拓展中央美术学院壁画学科的教学和创研，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这二十多年，他抓紧时间工作，勤勉自策，但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后二十五年他实际是个“业余画家”。
这些年间，他利用假期的机会，先后到过巴黎、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国家，参观了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在国外拜读了许多他景仰日久的艺术大师的原作，这些经历，让孙景波又一次开阔了眼界，充实了他的艺术思想和理论，对一个中国画家而言，这些学习过程，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艰辛的多——如他所说：“钱少，住不起旅馆，我揹着一顶帐篷，只能在所到城市的帐篷营里过夜，每天吃咸菜，喝自来水，吃面包干，无论心理或是生理，时时都有一种饥渴感，像一个苦行僧，饥不择食，也许，那时我更像一只野狗，在一个一个城市中流浪汉般的游荡，有时为了赶时间参观博物馆，多次“露宿街头”——一位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竟能如此流浪生活，印证了他在“野狗般”的生存能力。也体现了他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的求索精神。
1988年，他从巴黎美术学院结束进修后，第一次回国时，竟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买了十多箱图书，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和幻灯片资料，还在旅途中用文字记录了他丰富的印象和观摩体会。他把这些资料，先后编成了十多种电教教材，在八十年的后期，对美院的直观教学和艺术欣赏课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艺术家的求索历程，不免充满着甜酸苦辣。这些年，尽管他说：绘画是他教师的业余“作业”，然而，他还是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出了一幅幅动人的创作，带给人们艺术上的享受。除了他大型壁画的创作之外，用他在云南多年的生活积累，他三次去青藏高原行的写生的印象，他还是创作了不少和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相关的绘画。如：表现云南民俗风情的〈乌蒙山人〉，〈阿佤山人〉，〈佤山人家〉，〈永远快乐的阿佤〉，《版纳秋暮》，《苗寨记忆》、、、以及他创作的藏族题材，如：《鄂错湖畔》、《青海湖》、《巴格达少年》、《卓玛》、《牧羊女》、《寂寞的大峡谷》、《消失的回忆》、《小路》、《高高山那边》、《晾羔皮》等作品，都深情的表现了，他对他生活过的民族地区，民族人民的热爱，他的画面，在把握色调、人物组合、人物和背景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映射着一种自然、和谐、严谨、细腻的感觉，画中回荡着一种人性纯情的韵味，笔法中体现出中国绘画传统中的“书画同源”意象。让人有意无意的被画面所牵引着——在那原始生态环境与现代环境之间，有种生活的，“诗意”的境界感。
孙景波于绘画的兴趣广泛，他说自己：“什麽工具都想试试看，什麽画法都想学学看，什麽题材都想碰碰看，古今、东西，心无时空界限，兴因境生，情不自禁——如走路的人，随感遇的不同，走走停停，遇岔道迂回，常觉陌生，每一步都仿佛具有试探性，所以难得形成一种成熟的——人称“驾轻就熟”的章法。”在不断反思中自我认识——他说：“我“无意为我”的“我”，也许，就是自在的“我”了——无奈只是“本性难移”吧！”
——“以物观之，物物见笔，以笔观之，笔笔见物”，这是他作画的追求，他力图在笔和物之间寻找一种象与意的契合，每一物象都要看得出笔触、笔意；每一笔都要反映出对物象的依附和认识。他的创作风格既是多样的，但观念、作风大体都在写实主义范畴，在探索多样性发展中，在开拓新技法领域中的尝试，寻求在有限定性约束的壁画创作中，适应多样环境语境的研究——在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认真地总结了，一些有他个人独到见解的观点和技法。撰写和编辑了《壁画绘制技法》、《油画肖像技法》、《当代素描经典》、《孙景波说速写》、《中国当代壁画文献系列》等等几十种丛书，给美术院校的学生们和美术爱好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学习教材。
教学育人，甘作奉献
他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学育人，辛勤耕耘了25年，桃李满天下，为我国的壁画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25年来，在教学工作中，他一直坚守一种理念，“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他主张：教育不是无本之木，任人随意发挥的个人行为，不能把学生当作实验品，而是必须把中国和世界的传统艺术中之精华和成功的经验，传授给学生。要重视基础知识结构与技能的掌握，更要培养他们创造精神，提倡个性化发展，二者不可偏颇。为了鼓励学生创作出更好的优秀作品，他先后捐出自己的稿费十多万元，在壁画系设立“优秀作品奖和优秀学生奖励基金”，从1996年至今他前后为教学捐款20多万元，他甚至曾把自己一学年的课时工资，全部分发给在搞毕业创作中有经济困难的学生。
2000年孙景波被授予，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奖。2003年荣获北京市高校名师奖。他把这些奖金也全数的捐给了有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得这些荣誉，是中央美术学院对他多年教学工作的肯定。他倾注心血在为中国的壁画教学的开拓和科研事业的发展方面，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这就是我了解的——可敬、可亲的艺术家——孙景波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