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孙景波教授这部图文并茂的"纪实"，我不由得想起四十多年前我们相识相交的那些难忘的岁月。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64年9月。我到玉溪桃源村校"四清"运动和劳动锻炼已经有八个多月，工作队回到昆明作短暂的"学习整顿"后再下去。有一天,进文联办公室，偶然见到了刚刚在中央美院附中毕业后从北京来到省美协工作的两个年轻人：个子高的叫张铁兵，个子矮的叫孙景波.小孙当时只有19岁，比我小10岁。记得美协负责人介绍他时说：“他叫孙景波，孙悟空的孙，风景的景，波浪的波。”我感到这个名字不一般化，新鲜而有诗意，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一道波光闪闪、波涛汹涌、波浪壮阔的风景……。我记住了这个名字，记住了他那一双特别明亮聪慧的眼睛和有穿透力的目光，但我们没有来得及交谈。这时毛泽东主席严厉批判文联各协会的“两个批示”还在传达贯彻，文艺界山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几天后我又回到乡下去校“四清”，他也被送到边疆农村劳动锻炼去了。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云南省文联进驻了省委工作组。工作组把全体职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好的，第二类是比较好的，第三类是有严重错误，严重问题的，第四类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必须批判打倒的。我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中右”，后来又一再批判过，因无历史问题，又没有当领导，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属于“死老虎”一类的黑线人物，所以把我列为介乎于三类、四类之间的“推一推过去，拉一拉过来”的“边缘人物”。究竟算三类还是四类，待进一步揭发、批判后再定。先把我的画架、画柜贴上封条封起来，没收了我的全部手稿和已发表出版的全部作品，等待群众的揭发、批判。这时，到农村劳动锻炼的一批年轻人已经被招回，“根红苗正”的孙景波当时属于“第一类”，是运动的基本群众和依靠对象。工作组把批判我的任务交给他，对他说：“杨文翰就是写《生活的牧歌》的晓雪，是这次运动要批判的黑作家之一，你看看他的这些发表和没有发表的东西，着重分析一下《生活的牧歌》，准备重点批判。”“不料，他看了《生活的牧歌》后，却出现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他后来在1995年“晓雪作品研讨会”的发言中这样说：“当我读完它的处女作《生活的牧歌》却由衷地产生了一种被文字征服了的敬佩感。这流畅为诗的语言，清晰而富有个人简介的论述——令人赞叹的文学才华，竟是他大学生时的一篇论文。20多岁，一鸣惊动了50年代的文学评论界。我如何具有这种批判的资质？适得其反，《生活的牧歌》更加深了我对艾青诗歌的理解和喜爱，尤其对这个因艾青倒霉而受到株连的晓雪，更暗自产生了一种近乎好奇的敬意。我从他有些憔悴的神态中，同情地觉察到他的真诚、善良和无辜。我相信我的直觉，深以为像他这样的形象和素质是我想象中可以依托的兄长，他会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他不但没有批判我，反而主动找我聊天。我们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谈历史，谈现实，许多看法都很一致。从此我们变成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我叫他“小孙”，他直呼我的本名：“杨文翰”。工作组走后，我虽然还一直背着犯过错误、受过批判的包袱，但由于小孙等一批年轻同志的理解，我始终算“革命群众”中的一分子，“文革”中没有再受到大的冲击。
昆明两派武斗期间，单位多数人都回老家或躲到外地去了，只有我们少数人留在机关，坚持学习、读书、写笔记。从他艺术理论，读《资治通鉴》；读《史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我读黑格尔的著作和列宁的《哲学笔记》，还写了几十篇学习札记。我们常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后来，到米勒景东风农场“省第一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校斗批改，再在“插队落户干革命，五七道路走全程”的口号下，去泸西县插队落户，我们又先后走到一起。那几年，他20多岁，我30多岁，都处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艰苦的磨练，严酷的考验，许多交情都是终身难忘的。而“孙景波”也在他人生的旅途上意外地写下了一幅“一波三折的风景”。
那时候，小孙在我心目中是这样的一个可爱、可亲、可信的青年：第一，他兴趣广泛，好学多思，博览群书，聪明过人，有很好的记忆力，又喜欢想象题，对许多人和事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我交谈时，他能把《资治通鉴》整段整段地背下来，有些古诗古文的名句也能随口引用，使我感到他这个美院附中毕业生的古典文学修养，似乎比我这个大学中文系本科生还要强些，自愧弗如；第二，他五、六岁就开始喜欢画画，十二、十三岁就站在高台上在众人围观仰视下大笔挥洒画巨幅宣传画，在中央美院附中的四年专业的系统学习，更为他打下了作为一个画家的坚实业务基础：他对大自然、对生活、对艺术的敏锐观察和无比热爱，以及他那种渴望在艺术上有新发明、有新创造的充沛激情，在交谈中常常是我深受感染和感动，我感到他是一个有着巨大创造潜力的青年画家；第三，他正直正派，待人诚恳，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使人性被扭曲、人们变得六亲不认、许多人变得无比疯狂的年代，他却能相对地保持冷静，保持善良天性和仁爱之心，这更显示出他的高尚人格的可贵品质。
“文革”初期，他曾一度地被推为“云南省文联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战斗团”的“勤务员”（负责人之一），他也写大字报，也批判“文艺黑线”，批判“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但对省文联原定要打倒的几位领导同志和“反动权威”、“黑作家”，他却一直抱同情态度，有保留意见。1968年3月至8月，他先后到贵阳、重庆、成都、西安、太原、石家庄、北京、吉林、长春、哈尔滨、沈阳、郑州、南京、上海、苏州、杭州、武汉、长沙、安源等地外调，历时半年。外调时，他总是一再向知情人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的真实情况，提供真实材料。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到我家谈他半年来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他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混乱局面产生了疑虑，谈起他调查的几位“审查对象”，滔滔不绝地讲他们当年都是热血沸腾的爱国进步青年，对他们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向往延安，克服重重困难投奔解放区的艰苦历程，充满了赞赏的感情。他认为要“打倒”人家的那些“叛徒”、“特嫌”、“历史反革命”等等问题都不能成立，都应当推翻。本着一个知识分子和普通干部的良知，他根据调查取证材料，实事求是地写了一个不符合“造反派”要求的“严重右倾”的调查报告。他知道这个报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便主动提出“辞职”，并通过张贴大家报的方式宣布：“退出省文联造反派联合战斗团，自我解除战斗团勤务组负责人的职务和权利。”后来的历史证明，他那个“调查报告”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省美协老画家陈蜀尧同志，全国解放前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美术系，由于1957年被划为“中右”和所谓的“历史问题”，“文革”初也被当作“三类”、“四类”之间的“边缘人物”。某些激进的造反派是于之保持距离的。但“勤务员”孙景波却仍然尊重他，把他当作同志和朋友。1968年初一个寒气袭人的深夜，陈蜀尧的爱人临产，敲门求助，小孙立即披衣起床，叫上我和另外两位同志，把孕妇抬下楼，放上一辆机关食堂用来拉菜的三轮脚踏车，直奔孕妇保健院。那天晚上两派武斗的枪声不断，我们的三轮车到达妇幼保健院大门口时，一颗子弹恰好射在离我们头部不到一公尺的墙上……。
1968年底在米勒东风农场成立的云南省第一五七干校，我们省文联同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的干部职工编成一个连队——“四连”，统一搞斗、批、改。下放到干校来“劳动锻炼”的“五七”战士，除了各种有问题的人之外，就是一些暂时还不便使用的干部和“造反派”。在这种边劳动、边搞斗批改的“锻炼”过程中，人们要表现得特别老实、听话、按上级领导的要求行事，才有可能有个好的组织结论、争取早日调回昆明安排工作。有一天，昆明押送下来一个“最凶恶的阶级敌人”，是省委宣传部原理论宣传处处长尹国举（白族），罪名是“大地主出身混入云南地下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漏网的右派分子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下车就给他戴高帽、挂黑牌、剃鬼头，押着他在干校范围内游街示众。无奈这个“最凶恶的敌人”连续斗了几个月，过去吹捧他、歌颂他的通知、朋友、部下都“反戈一击”，声色俱厉地狠狠揭发他、痛批他，甚至动手打得他头破血流，他却始终“顽固抵抗”“死不认账”。为了最后落实其罪状，以便“教育群众”干校头头决定扩充来案组人员，进一步深入调查取证。小孙被派出去参加调查，了解了许多罪名的真相之后，吃惊地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问题纯属莫须有的捕风捉影，甚至是颠倒黑白的陷害。而更令他吃惊的是，根据他参与查证的事实和材料，尹国举的问题不但未被澄清，反而对他得定性结论比重新调查取证前更严重。他的道德良知、正直品格和他对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坚定信仰，使他在宣布尹国举为敌我矛盾的大会上，勇敢地站起来，说出了他参与调查所了解的真实情况，明确表示不同意大会宣布的组织结论，强调按照党的实事求是地原则，尹国举得问题不能算敌我矛盾。这与上级意图和组织结论完全相反的爆炸性的发言，使台上的主持人和台下的全体“五七战术”都惊呆了，全场一片沉静，可能有不少人同意小孙的意见，但谁也不敢讲话。会场鸦雀无声，大约持续了三分钟。小孙的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举手发言，我站起来说：“我赞成小孙同时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干部问题，我们大家都应该站在党性原则立场上，采取治病救人的方法。根据事实和政策，我也认为尹国举得问题构不成敌我矛盾的性质……。”我发言后，许多同志也接着发表了赞同的意见。尹国举的问题被暂时掛了起来。粉碎“四人帮”后，尹国举的问题完全够平了反，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担任了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1969年8月，我因痔疮发作请假上昆明治疗。8月13日傍晚，我去医院换药回来正躺在床上休息，在干校的省文联行政干部张庆稳突然来看我并告别，说他已请假回湖南老家一趟。原来他最近家里遭到极大地不幸：他爱人两个月前在家乡农村病逝，留下一个四岁的男孩，一个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孩。他母亲和岳母都早已去世，父亲和岳父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双方的兄弟姐妹也都在农村，生活艰难，各有各的家庭拖累，无法代为照管。更为遗憾和难过的是妻子病故的加急电报因只写“云南米勒省第一五七干校”，未写“大兴地四连”，在校部压了近两个月，他到前天才突然收到电报惊闻噩耗，他悲痛欲绝，哭了半夜。他含着眼泪对我说：“小孙昨晚得知后，在我房间里一直陪伴着我，为我收拾东西，补衣服，直到深夜两点。今天又一大早起来送我上车，临行塞给我一封信。我同他挥手告别后，在车上打开信，才发现信里还夹了三十元钱（当时小孙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六元）……现在想小孙这样的好人，到哪里去找啊！”张庆稳这个人很左，我知道平时小孙很讨厌他，谈不上有什么私交，但得知他遭遇不幸，却如此同情，并慷慨相助。这就是孙景波的为人。
在干校，小孙除了参加劳动和斗、批、改，还兼“干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编导，参与宣传队在干校和附近农村的宣传演出活动。不论在劳动时、会议上和乡下演出，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有空就画速写。节假日，他就到附近的村子里去写生。有人曾在全连的大会上揭发他：“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紧张的情况下，孙景波同志还要跑到村子里去画画，念念不忘发展自己的“一技之长”。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倾向，应当检查批评，不能放任不管!”而揭发他的人只会在节假日打扑克。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峨山发生5级大地震。小孙第二天即报名参加了干校救灾队奔赴灾情最严重的通海，担任《抗震简报》编辑组组长。2月，他向省军管会宣传部军代表提出举办《云南省抗震救灾展览》的建议，并起草了三万字的展览提纲和讲解词，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被暂时借调回省农展馆，任命为省美术创作组组长。他从省内各单位点名调最有实力的美术创作人员，为日后成立的省美术创作组和云南画院奠定了基础。2月29日，通知他回干校参加讨论“纳新”的支部大会，却因他对尹国举以及省文联陆万美、刘澍德，孙凯宇、李鑑尧、陈蜀尧等人的看法“右倾”，批评他“觉悟不高”“党性不强”而取消了讨论他入党的议程。小孙在抗震救灾中得表现和组织美术创作的才能受到上级表彰和重视，又被任命为省美术创作组组长，有的人妒忌和眼红。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3月29日，我们一起照了几张相，我还写了一首诗为他送行——《赠孙景波日志》:
碧海青天作画笺，
壮思豪兴注笔尖。
松格梅品需珍重，
大志宏图不必言。
静水深流纳百慧，
徒目远眺八级间。
赤胆红心为革命，
斗雪迎风向未来。
第二天（30号）离开米勒回昆明。不料，第三天（31日）晚上，他就被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用军车押送回干校来了！原因是：他是云南省第一名“五.一六”嫌疑分子，省革委宣布对他实行24小时“监护画画。”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中央工艺美院上学的一个老同学，在自己查“五.一六”时，咬破手指，给他写了一封血书倾吐自己的委屈，信一发出即被人告发（小孙未收到此信），工艺美院工宣队电报云南省革委，要追查“血书”及“血书”作者与收信人的关系。刚任命的省美术创作组组长孙景波，便在一夜之间，突然莫名其妙地成为云南第一例“五一六”嫌疑人。
我当然不相信他是什么“五一六”分子，所以在两双眼睛的监视下，仍同他作简单的交谈。他在两个监视人的看管下，每天早上仍到连队驻地对面的小山坡上去放声高歌，朗读毛泽东的诗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为血……”
1970年5月7日，我同一批有各种问题的“五七”战士（包括有“历史问题”的、犯了“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和有其他问题不宜调回胜利使用的干部），一早就捆好自己的行李，带上自己的蓑衣、农具等，从各连驻地集中到校部，戴上大红花，开过“欢送会”，便统一乘车厢上写着“插队落户干革命，五七道路走全程”标语的大卡车，从米勒东风农场到沪西景农村“插队落户”，我分在沪西景永红公社五星大队大村三队。记得头一天，小孙还在别人监视下，帮我收拾东西，帮我钉搭床的凳子（各人自带，那边山区农村不能提供凳子），还给了我一个装书籍杂物的木箱子。
大概因为那封写给小孙的血书落到了“组织”手里，小孙的问题即使有也不大，所以对他的“监护”也放松了一些。不到一个星期，5月13日，他同另一批“五七”战士也送到沪西“插队”来了。对他的“看管”不再派人，改为“由所在村的的民兵监视”，而且就把他分在我所在的“大村三队”，同省委统战部、省委党校、省总工会的夏林、龙庆华、李兆森等和我编在一个班，同吃一锅饭，让他就住在我楼下民兵活动室的一个小房间里。我是班长，我们几个轮流做饭，一起下地劳动，一起上街买菜，平时说说笑笑，这时的“民兵监视”实际上也就有名无实了。
也许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太亲密无间”、“太轻松愉快”、“太自由自在”的缘故，1971年1月又把他调到更边远的山区雨龙寨去，我们就只能在赶街天才能见上一面。
五、六月间，我被抽到搞沪西县和红河州的“学仪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材料。六月十三日，我将到州府个归去，约小孙到县城相聚，我们一起吃晚饭，喝酒聊天，依依惜别。他连夜赶回村子里去，几十里的山区道路，一度迷失方向，走到大半夜……。几天后，收到他寄来《卜算子》四首——“送文翰去个归，别归赠词”：
六月十三日文翰将去个归，吾赴沪西县城与别，即归，路惑于荒谷。其时霜月中天，冷照千山，山景明灭，松声鸣咽，感时遭遇，心中多悲，诗情泪涌，次日还庐记行吟于纸。呜呼，吾之为词未尝有此之凄苦也！
其一
月照千山冷，漫谷松涛声；
浪思茫茫接天涯，翻覆昨夜梦。
坎坷回肠路，行行垂行行；
孤影鸿飞何处是，冷落天狼星。
其二
流萤乱引路，惊风鹧鸪鸣；
野草荒天路明灭，前面可堪行？
疑问欲回头，黯然千嶂峰！
霜影踏碎心徘徊，何处是归程？
其三
寂寞北斗斜，无声河汉冷；
泪眼看天天欲泪，流落满天星。
千山醉欲动，墨浪连天横；
对此当歌《垂头越》，借送万里风！
其四
忽忽君又去，空余沪西城；
从此不敢再赶街，怕生相思情。
疏星雨龙寨，灯火云锡城，
难得与君话来时，异窗寻同梦。
我反复读他的这几首词，想着他那天晚上在“孤影鸿飞”、“野草荒天”、“黯然千嶂峰”的迷途中，“泪眼看天天欲泪”的情景，最后又因我的离去而“从此不敢再赶街，怕生相思情”，忍不住也流下了眼泪。但我相信他的冤屈只是暂时的，应当给他以鼓励，所以回他以卜算子四首《和景波同志》：
其一
千山飞云怒，万壑松涛吼；
壮思如潮连天涌，四海翻心头。
最爱崎岖路，练就长征足，
黑风骤雨不停步，永远向前走。
其二
不理流萤扰，岂恋鹧鸪鸣；
乱石野草脚下踩，何处不堪行？
健步踏群山，举手摘众星；
万垂险峰安可阻？展翅任飞腾。
其三
月冷心血热，云暗眼睛明；
夜行千里不迷路，胸中怀北斗。
雄鹰乐云天，骏马恋征途；
大地长空任遨游，处处东风送。
其四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与君别后长想忆，异地心连心。
疏星雨龙寨，灯火云锡城；
但愿彼此风帆顺，互听凯歌声。
1970年7月9日，我收到他托个归新华书店史一同志（后来成为云南艺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带来的信，告知他的问题已作结论：与“五一六”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此前“云南省美术创作组组长”的任命就无形地取消了。他仍很高兴，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读文翰赠诗有感》：“心头热浪滚，胸中风雨激；豪情鹏飞鹰扬，笔下生云雨。扫灭词客幽怨，涤去骚人沉郁，气势贯长虹。谁云本性固，归怀君能洗。抬望眼，九天外，有并翼。扶摇直上苍穹，搏浪河汉里。撩起漫天怒涛，说尽故道尘泥，鼓角壮东风，诗画海天阔，新雷奏宇。”我们当时写的这类诗词，有点强作欢颜的悲壮成分，但自我振奋、互相激励，期盼将来还能有所作为的感情是真诚炽热的。
1972年初，我们先后调回昆明。2月14日，归历除夕，我请他和张铁兵到我家吃年夜晚（他们两当时都还没有成家），祝贺彼此最终都回到昆明工作。他立即投入了参加全国美展的创作。
第二天，即壬子（鼠）年考节第一天，我一大早起来，去军事展览馆看小孙和张建忠，姚钟华正在创作的画。张建中画《苦聪人的第一代大学生》和《探亲》，姚钟华画《北京的声音》，小孙画的是《阿细新歌》。三位青年画家的新作都给我留下了题材新、角度新、有鲜明的边疆民族特色和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的良好印象，姚钟华的画表现雪上峡谷中藏族同胞扭开新买的半导体收音机刚刚听到北京的声音时的那一刹那喜悦的心情，很有诗意；小孙的《阿细新歌》则描绘了九个阿细姑娘在田间插秧的动人情景，背后是水库、青山、蓝天、白云，九个姑娘以不同的姿态在水田里站成一排，有的正埋头插秧，有的手持秧把正准备插，有的戴着草帽，有的包着头巾，中间的似乎与画外另一地田里的姐妹们在对唱山歌，灿烂的笑容，欢乐的歌声，清新明丽的色彩，生动鲜活的画面，使人有眼睛一亮的感觉。平常的劳动场景，朴素的生活感受，却表现得新颖别致，很不平常。这幅油画，入选当年的全国美展，受到好评，成为孙景波的成名作。
1978年，在“揭、批、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孙景波是有条件有可能进入省文化局（厅）的领导班子，但因为有人嫉妒和压制，他的入党申请始终没有通过，进入领导班子也就受阻。应当感谢嫉妒和压制他的人。他顺利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从此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专门学习、研究和从事美术创作、美术教学和美术理论的崭新生涯。云南文化系统失去了一名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中国美术界却拥有了一位有发展潜力的画家。三十多年来，他在美术高等教育、油画壁画创作、艺术理论研究各方面都努力专研，开拓创新，在当代中国画坛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和广泛的影响，同时又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教授和才思敏捷、见解独到的艺术理论家。他1980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壁画系研究室任教，随后成为美术学院这一新开拓的学科——壁画系副主任、主任、第一工作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被评为北京市名校名师，为复兴中国壁画源远流长的辉煌传统，为创建和逐步形成中国当代壁画的教学体系，为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壁画艺术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创作的《黄鹤楼史话》、《孔迹图》、《凝韵图》、《与天地同辉》、《神州灵韵》、《成吉思汗》等一系列气势磅礴的巨型壁画，成为我国当代壁画创作园地中的代表作。他在油画创作和各种题材、各地风景风俗、各类人物动物的速写、素描以及文学插图等等方面也都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而硕果累累，显示了他广泛的兴趣、扎实的功底、深邃的思考和出众的才华。
他酷爱读书，敏于思考，勤于笔耕，善于总结，是一位德才双修、学思并重、情理交融、中西兼用、古今贯通的学者型、教授型的杰出画家和具有诗人气质的教授和艺术评论家，如《时代.民族.个性》、《大师素描读记》、《人体艺术赏析》、《油画肖像技法》、《壁画绘制技法》、《孙景波说速写》等论著，均广受好评。他为《中国素描经典画库》所作的总序中，开头引用他自己对素描的诗意概括，他说：
素描
是神理自在于造物的迹化
是灵感自觉于形象的肯絮
是性情自然于形态的流露
是个性自得于笔法的批示
是观念转化为造型时最本质的语言方式
是创作欲初炽时最急切最直接的选择
真是精彩独到，精确深刻！这样的评论，要有画家的真切体会、诗人的激情和思想家的哲理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写出。
万丈高楼平地起，参天大树扎根深。读了这本《云南往事纪实》，我们就会感到，孙景波后来在艺术田地里的展翅高飞、大放光彩、全面开花，同他在云南十四年的生活体验、曲折经历、勤奋刻苦和思想积累所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看了他在云南留下的这些“往事”，这些速写、素描、油画和日记、诗文，对孙景波其人其画及其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会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
小孙到北京这三十多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每次我到北京，都要给他打电话，不是我去他家，就是他来看我，除非他不在北京。有一次突然接到他从巴黎打来电话，说他在广播里听到我老伴赵履珠还在唱歌。他爱人张明伟是昆明人，每次他回昆明探亲或重新到云南一些地区去写生，也一定要约我见面畅谈。每次收到他寄赠的画册、专著、我都要仔细阅读，反复翻看，为他不断取得的新成就感到高兴。他也曾在1995年北京举办的“晓雪作品研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应人民日报海外版《名人漫像》专栏之约，为我画了一幅漫画像并以简洁精美的文言文写了一篇《快哉！白族诗人晓雪》（刊于2000年2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给我以很大的鼓励。2004年春节他同夫人回昆明探亲，恰逢县城下雪，他特意到郊外写生，画了一幅以我的笔名为意境的油画《晓雪》送我。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客厅里，我每天看着、读着、写下了《读油画《阿波画晓雪》》：
雪，早晨的雪，一尘不染的雪，把大地铺成一片洁白。
一条清澈明净的河，在雪野上蜿蜒着，静静地倒映着天空、雪景和朦胧的树影。
近处的树林，枝叶上有雪，银花朵朵。在灰蒙蒙的晨雾中，远处一排排树，隐隐约约，不见边沿。
天空同河水一样，一片青灰色，高洁纯净。
整个画面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字：清。
雪、水、天、树，共同营造出这么一个意境：清。
清爽、清新、清秀、清明、清澈、清澄、清逸、清纯、清逸、清净，甚至有些清冷。
一切杂质、杂色、杂念，一切污浊、混乱、喧嚣，一切粗鄙、浮躁、狂暴，都没有了。
五光十色、纷繁斑驳、杂乱无章的世界，被提炼得如此简洁朴素、如此单纯、明净、如此平易精粹！
这是身泰心宁、清淡纯真、谧静深沉的境界。这是自然的诗化、艺术的深化、灵魂的净化。这是诗的圣境、爱的结晶、美的极至。
我想起东山魁夷的画和散文。我想起艾青的诗《东山魁夷》：
好像是幻觉
好像是梦境
人和自然得到谅解
自然赋有人的心灵
我非常喜欢这幅油画，百看不厌，百读不倦。越看越读越感到意境深邃、诗味无穷、妙不可言。小孙好多年前就说过他要以我的笔名为题画一幅画送我。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没想到他这次主动兑现了诺言，而且画得如此的超凡脱俗、精美绝妙。我认为画是送给我的，倾注了小孙对我友谊深情，表达了我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境界，但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反映了他在艺术创造和思想精神上所达到的那种“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真水无香”的境界。小孙既能够“巨刃摩天”，也善于“金针刺绣”，既能够在巨型壁画中“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行神如空，行令如虹”，表现波澜壮阔、气吞宇宙的历史画面，也善于在油画、素描等艺术小品中举重若轻、以小见大，“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寓丰富于单纯，寄深沉于平易，从而创作出看似平淡无寄、实则美妙耐读的艺术精品。
孙景波已经是在艺术道路上跋涉了近六十年、至今已七十岁的艺术家，但我还习惯地叫他“小孙”，他似乎也乐于接受。因为他永远保持着一颗天真的好奇的童心，有一颗永远充满青春活力和创新勇气的火热的心，他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生命永远年轻。
他说：“我看自己的风景画，始终还像是一个大自然学生的学习笔记。”
他说：“绘画经历随感生发，法无常法，师无常师，自我感觉是永远的“实习生”。”
他说：“（我）如走路的人，随感遇的不同，走走停停，遇岔道迂回，常觉陌生，每一步都仿佛具有试探性。”
他说：“我的——太阳在前面，在上头！我还在走。”
真正的艺术家的追求没有终点，他永远不满足，永远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我为有孙景波这样的知己而感到幸运和骄傲。
2013年5月5日，昆明。
（注解：晓雪，著名白族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文联理事，中国文联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会长，云南省文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