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尚谊，林岗老师：好!
方才我还躺在竹楼外面的晒台上，领教从对面缅甸群山方向吹来的晚风。进入四月之后，阿佤山的白天就热得令人闷燥，因此每天入夜之后，我常常到竹楼的小晒台上去纳凉，看着远远近近总是在燃烧的阿佤山之火，是怎样和天上的繁星混淆在茫茫夜色之中的。也许在我国只有云南和西藏才看得到这样明净的星空，这常常引起我对少年时代热衷过天文奥秘的种种回忆。寻找星座的位置永远会给人一种莫可名状的乐趣——总要先找到北斗，然后再依次巡找其它。可我，每每一找到北斗之后，思路就转移了，便油然想到了北京，想到学院的一些同学老师，想到下半年毫无把握的创作，便忽然间感到我—个人在阿佤山的空茫当中的孤零。
我到阿佤山已经半个多月了，开始一些天，我住在部队边境的一个情报站里。西盟县宣传部为了多方面安全考虑，指定—位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当地人陪同我在阿佤山活动。不知为什么，我一到阿佤山就产生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说不清是因为天气闷热所致，还是我开始几张油画写生使我陷入的失败情绪所致，我对自己是这样失望，以致使我想很快就离开西盟，到一个新环境中去换换情绪。
正是农忙季节，白天在寨子里找不到肯为我作模特儿的人，晚上又没有电灯。一个月前中央工艺美院有三名研究生也到这里耽了半个月，当时播种还没开始，他们每找到一个模特儿画—天便付八角钱。因此为我这(第—个受影响的人)开辟了一个不付钱便找不到人来画的新局面，我的经费令我尴尬，所幸我只带了不到十张油画纸，负担不觉沉重。只好画速写了。三四天后，我索性丢开画箱，只带一个本子和一个小照相机，叫上向导，去走乡逛寨。山高谷幽，随遇随止，不觉然倒使我对阿佤人的生活——他们的历史，风俗，民族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表达情绪的方式，渐渐地产生了心情颇复杂的兴趣。
也许正如西盟县委宣传部长同志说得那样：“既使是在西盟，岳宋公社的佤族也不能说有现实的典型性，它近乎原始的生产状况也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不知为什么您要选择去岳宋公社？”而我违意地到岳宋来，却觉得仿佛看到了一部行进中佤族的形象历史，当我综合这些印象渐渐地有了一些画面的轮廓时，我又因此犹豫了，我不知道这些情景能不能入画?(我不能不相信，今天我国整个文艺界的作者，在现实题材面前都会先在自己脑子里打这样—个问号)我自己也认为，我眼前的种种景象，确实不能说有典型的现实主义和代表性的广泛性，我在云南生活过十四年，到过不少地区，由于历史根源，也由于那些年农村和边疆的政策的反复，这些地区贫困的生活现实总是给人深刻的印象，而像岳宋这样的原始景象也可能还不只是“只此一家”的突出。
云南民族历史研究所和新闻纪录片厂，曾于一九五八年到西盟佤山拍了一部介绍佤族生活的纪录片，并导演当地人形象地回顾了一下他们的历史和民族生活风俗。因而给西盟的解放前的社会状况下了一个“氏族部落社会末期，奴隶社会早期，同时又带有封建社会萌芽因素的的社会形态”的定义。电影中可以看到阿佤人向头人纳贡的场景，可以看到每年一度收割前的阿佤寨之间，用砍刀，弓弩为武器相互械斗，将获取俘虏的人头插在村寨路口的情景。在祭祀丰收的场景当中，也可以看到阿佤人表现勇敢精神却极为野蛮的剽牛活动。电影还介绍了佤山生老病死，恋爱结婚，判断诉讼以及与其它民族之间贸易往来的情境…
至今应该感谢云南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和摄影师们当时所持的客观态度，他们曾以还原历史原貌的态度，诚实地再现了阿佤山的过去。一九七五年春，当我第三次看到这部影电时，阿佤人那刀耕火种，刻木结绳的生活，以及他们裸露着的肌体麻木的神态，引起我种种异常的感受，竟然忘记场合泪流不止……五八年平息了一场这里和西藏相呼应的叛乱，从而使西盟一步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因此想看看阿佤山现状的欲望驱使着我的行径。——“一步越千年”的变革进程，作为一个创作的题材，总是使我想入非……
——西盟岳宋正是当年拍过电影的地方，三个月前公路正好修通到公社，半个月前才学会开手扶拖拉机的佤族小伙子，用豪迈的感情把拖拉机开得风驰电掣，惊心动魄，我乘坐他们在驾校毕业后第一次驾驶的拖斗车，居然能安全到达实在是万幸！（第二天(三月九日)，公社六辆手扶拖拉机在这条公路上翻到山谷里三辆……）
(写到这里我的蜡烛快熄灭了，夜深了，想得很多，却写得离题很远，原谅我在浪费老师们时间。三月二十六日)。
(今天是四月十日，三天前我离开了西盟，二天后才能回到昆明，我在阿佤山正好一个月，其间有几次我想接着把信写完，但又放下了，因为接着再说什么和画什么都使我感到矛盾—样。)
一个月间，我在岳宋跑了不少村寨，并到—个生产队住了—些日子，这使我能够比较方便的体验，他们的日常家庭生活，有机会和他们一道出工，了解阿佤山生产劳动的情况。
——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仍然是阿佤山保留的耕作习惯，这段日子，收获春小麦和播种夏收作物正在同时进行，我先后用五天时间参加了这类劳动，看他们在山坡地上烧荒、用木棒破碎土块，用像米勒描绘的那“播种者"的姿态撒种，用小弯镰收割长得稀疏的小麦。．母亲们完全裸露着的上半身，在田边给小孩哺乳，完全裸露的十岁以下的孩子们在麦垅中拾穗，收割的人们不时的把搓出的麦粒一把把地塞到嘴里“品尝"。在这样的队伍中，只勒着—块遮羞布的中年男人也屡见不鲜，那乌黑闪亮的皮肤像是给“强捍”一词做注，这种时刻，诚实地说，我觉得自己也回到了悠远蛮荒的时代。
云南博物馆有—件出土铜像，塑造了一位两千多年前云南石塞山妇女织布的形象，而在岳宋你可以处处看到它活的模型，勤劳的阿佤妇女每个人都会捻线，纺纱，织作自己的筒裙，这种劳动无疑曾占去了她们一生中的大半时间。我喜欢这里的阿佤妇女结实的形象，喜欢他们使人体显示出形体美和节奏美的服饰，更因为她们才是阿佤山生活的真正主力军——较比一个阿佤男人的一生，她们不知道要付出几倍的辛劳……看她们散开盘头，长发像黑色的瀑布—样倾泻到腰部以下，这瞬间也会使我惊讶——阿佤女人们的生命力何以显见得如此旺盛啊！
——每天只有两顿饭，多半是稀饭，三四月天气干旱、燥热，看不到—片绿菜叶子，在稀饭上撤一点盐和辣子面，倘若拌上一点酸笋就很不错了。“老鼠稀饭"是—种佳肴，每天晚上我的房间主人都用渔网在竹楼中，柴堆中诱捕老鼠，用火去毛，掏出内脏，做成千巴，如果没有成见，在这里习惯之后都会确认同“它”在这些食物中的地位……全公社四千人，去年国家接济了一百万斤回销粮，我惊讶的是——这种状况下，有生长得如此茁壮的阿佤人，这使我感受到一种生命力的奇迹。当我用自己难得挑剔的胃口去消化阿佤人种种奇特的食物，无可顾忌地饮食路旁泉水，半个月后我的食欲也变得空前旺盛的时候，我信服了，相信在阿佤山的水土之中含着强化生命的因素。
我也爱上了阿佤人醇制的水酒，他们用发酵的小红米、苦荞一类粮食兑上泉水——这是招待客人最好的饮料，家家都有，来客就盛出—竹筒，非让你喝干了不可。开始，这使我为难，随后在不自觉间却也上了瘾。亲友们聚会时，举杯传呼，小有醉意，便在一道唱起来、跳起来，曲子平缓悠长，听来如怨如诉，仿佛是叹息声无休止的周而复始，莫辩终始，兴奋时，常常唱到天明才各自散去，听翻译讲给我一段歌词，歌词唱道：“啊……我哟，苦命的阿佤呀！就像一个孤儿，就是一个孤儿耶！从土里生出来哟，土生土长，就躺在土地上，就我—个人儿！天上小鸟，也有一个窝哟，就在窝窝里住，啊—啊哟。我这个阿佤哟，什么也没有，没有哟”……这词配上那曲子，如我不在现场观听，一定会让我沛然下泪。可看那唱歌的人们哪！他们扭曲着身子，用脚使劲地蹭蹬着竹楼地板，击打着使人摸不着规律的拍节，沉浸在兴奋和快乐之中，歌声在小竹楼中回荡，小楼与节拍共振，不知什么时候，一屋子人忽又站起身来，男女老少相互拉起手来，开始跳舞。火塘的木柴烧得噼啪作响，小楼震得吱吱扭扭，烟尘飞扬。我看见汗水流过歌舞者的面颊、脊背，与和酒气混成一阵阵热乎乎的气浪，不断发散开来，让人体验这个民族的感情温度，也许正是这种时刻当中——于是我感到了一种异样的疑惑了，幸福快活的阿佤人啊，他们还会为明天，再想到些什么呢?
(又写到夜里十二点了，明天还要赶路，我得停止了)
(今天是四月十五日，我回昆明三天了，这几天有两个消息对我影响够大的，一是；听到胡乔木对文艺工作一个讲话精神，一是：关于袁运生“壁画风波”和要修改他在机场壁画一事……不知北京反应如何，但我对此感到惊异、惶惑)
——那么还能够，还可以说些什么呢?’
关于毕业创作，我本来没有打算表现阿佤人生活的构思，去西盟时只带了两个速写本子和几张油画纸，一个月内我全部用光后才离开，这时脑子里渐渐有了一些画面，而且想把阿佤人出工的场面作为—个创作的重点方案考虑，想了个题目叫“佤山春歌”，不画背景，一群阿佤人，大多半裸体的红铜肤色的阿佤人踏着歌行进，我想使它富于生活的真实，同时又是比较乐观的，用—句话概括这种想法，就叫做“阿佤人拖着自己的历史在行走着”。这个题材的平凡，想法的单纯我从构思的同时就意识到了，我甚至梦见了它的完成以及其他同学的评论“这样的画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展出的，能展出也不会有多大意思——无论你怎样画!”
那是三月十八日的事，结果我倒真想画了，为此收集了不少素材，也拍了不少照片，当然此外还勾画了些其它的小东西。所以，当我离开西盟的时候心中不再感到那么空茫了。
可回昆明后所听闻的北京消息，却仿佛证实了我梦中听到的那种评论，证实了先前我种种令人矛盾的现实存在。
“创作”两个字在我国现代绘画中形成的概念给绘画本身带来一些什么影响呢?单在“选材”一点上，给每年一届准备毕业的美院学生——如每年一度准备参加全国美展的专业作者是什么影响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梵高、莫奈、如惠斯勒、齐白石、石涛、八大，尽一生作品挑选，用哪一幅参加学院毕业创作为宜呢?我真诚地说出我的烦恼，我相信三位老师不会感到慎怪的。
一个星期后，我还将去圭山、石林一带的撒尼族地区，离开前，我原打算过画火把节的，可“火把节”要到八月份才举行。“火把节”牵扯到一个庞大的场面处理，我觉得倘若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物质条件，用我眼前的能力是难于在十月份画出来的。虽然——
我还是打算打起精神来，准备在圭山，长湖、石林—带，再走上两个月，如学校在我们时间安排上没有重大变动，我按原计划六月底返校。
（按我的经验以较写意的手法，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能够完成，我目前的构思）
没想到写得这样罗嗦!请原谅!
祝：老师们愉快!
学生：景波1980年4月于昆明
后记：
实际上，这封信寄出之后，我在昆明休整了几天，还是决定到了路南石林的撒尼族地区。此前我曾多次去过撒尼山寨，一个愿望——我想“火把节”的内容或许更适合画成壁画。我在云南工作的十多年间，曾三次去过撒尼族地区。手头原就积累了不少相关资料。我因此到了石林，圭山、长湖一带，顺及大糯黑和小糯黒的撒尼族村寨，此后大约三十多天的日子里，我画了上百幅速写和油画写生。并且在速写本子上勾画了一个人物众多，场面庞大的“火把节”的构图。这个构思画出来的同时，才让我猛然警觉到了我面前时间的紧迫性！我得赶快回学校了！
——1980年五月中旬，当我赶回美院的时候，我同班的同学们已经都进入正式绘制的中后期阶段，距离毕业展览只有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了！因此，我只想、也只能画《阿佤山人》了。——我意识到：在阿佤山那段有点苦涩感的日子，回味起来，在感情上，比画火把节的“欢乐”更揪动我的心。而且《阿佤山人》的场面和人物也单纯得多。
——我预订了五块一米乘两米的纤维板。准备动手前，导师侯一民先生看了构图——（就是画集中这张巴掌大的小构图）说：“看样子你想就这样上正稿了？我劝你还是先画一个等大的素描稿吧！你需要把把可能出现在绘制过程中的麻烦，在一比一的素描稿子上解决好了再上板子稳妥些。不要着急！”
——也就在那天上午，我在板子上涂了一层灰蓝色调的底子，下午回到画室，坐在那五米宽的画板前向对面看时，看底子涂得不那么均匀，但看着、看着、恍恍惚惚之间——眼前画板的底子间，幻化出我那些朝思暮想的人物们，——我的“阿佤山人们”似乎就在其中走动着，——这种幻觉让我冲动，就在那个下午——回忆起来，那有点“疯狂”——我“一鼓作气”用一支大号油画笔把那些人物“全部”都拉到了画面上！第三天，侯一民先生来了，庆幸的是：在一段令我紧张的沉寂之后，他没有批评我的“操之过急”——“哈！”他说：“听说前天一个下午你就起完正稿了？还行！状态不错！看来，你还是信你自己的那个上帝了！倒是下一步，如还得能保持这个步骤中的某些感觉，可能会画得有点意思。”他的一席话，让我感动，——他学者的“胸怀大度”和导师的“诚挚重恳”不言而喻——以他传递给我的眼神，让我感到自信——那使我的自信受到鼓励。
接下来一个星期可能是我《阿佤山人》进行过程中效果最好的一段时光。画面进行得很快，这“开荒”似的的感觉让我兴奋！我能够从那期间同届不同系研究班同学们来“串门”时的感觉中得到鼓励。但，我未能，同时也不大可能在深入刻画的时候，保持住开篇初期那种激情，我对一件作品的自我认识，还不具备吴作人先生所提示的——“要知道如何深入的画下去，更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笔来。”的判断力——《阿佤山人》前后画了二十多天，开初那些颇有写意力度用笔的“泼辣气”渐渐妥协于对完整性、完善性的期盼而陷入拘谨。最终，是以我的无能为力，渐渐看到了我顾全“周到”而陷入败兴的谨慎而告结束。《阿佤山人》真实地代表着我那时的绘画水平，如侯先生所愿：毕业后我留到了本院新成立的壁画工作室。成了新时期学院壁画教学和创作研究的一名新兵。
回顾我留校后的近三十年间，客观地说：在我的《阿佤山人》之后的“壁画”类作品中，并没有在高度上产生新的突破。直到去年完成《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时，才体会到能“如愿”的画一幅自己想画的“壁画”，在实践中“机遇”的“可遇而不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