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蜕变至立体主义是一个节点，其后跟进的硬边主义、极简主义、大色域主义等就语言探索虽更纯粹，却远不及印象主义及其相续而至的野兽主义等后印象主义诸风格霸气强悍。印象主义以来语言蜕变的周期很短，倏忽而来，倏忽而去，由十年而五年，而三年，甚至更短，以至朝秦暮楚。至后现代势起，语言变革的深刻性则变化了方向。其实，最初对语言失去热情是从达达主义开始的，杜尚是始作俑者，波普艺术承袭了杜桑的衣钵，不断地演绎语言的定义，使语言复杂化、模糊化。最直率的表达对语言的立场者是封塔那，他在画布上留下的那锐利的一刀，表达了他与语言决绝的态度，不像诸如光效应艺术，照相写实主义等在与古典主义与科学技术的角力中表现得那么暧昧那么缠绵。总之，廿世纪的多数时间都处于叛逆心理的怂恿和驱动之下，廿世纪经过了由寻找并建构语言的自觉、自主，走向与语言疏离、隔膜、最终搁置语言的历史，造成了空前的在概念的意义上对语言的颠覆，语言之于艺术甚至陷入迷茫的状态。廿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逐步张扬的观念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亦包括新媒体艺术，似乎已很难在语言层面进行解读。

但我仍对语言保留一份矜持，这不是或是不止是一个艺术的从业者的自恋，艺术对语言的冻结不只是对艺术的历史的背叛，亦意味着对艺术的未来丧失憧憬。我坚信无论用怎样的方式介入艺术，在行为的意义上语言都是不能回避的，这包括行为的过程与行为的结果。语言说到底是支撑艺术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本质的存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艺术，无论怎样变换花样对艺术进行诠释，艺术始终与语言形影相随。依今日言之，我们也许特别需要重建对语言的信心，从而重塑艺术的尊严。观念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亦会不可避免地接受与语言的亲缘性，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如果期待其存在的合目的性，它们对语言的冷漠与轻率总有一天会走向它们的反面。至于架上绘画，我仍相信会因为语言长久存在下去。语言如就样式而言是有时间性的，仍相信会因为语言长久存时间性的，但语言本身会超越时间。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我所说的语言的重要性是对应于艺术的，对于非艺术的存在，语言的意义自然可以另议别论。

我一直很欣赏袁元对艺术的执着，在袁元这样的年龄，持守这一份执着更需要一种信念，袁元坚守着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本份。他对语言的探索是没有边界的。题材、笔触、色调、空间、肌理、形态、民族性、时代性，一样也不放过，整体的全方位地推演着他对艺术的诚实和钟爱，袁元已做得很纯粹，他的艺术已完全具备了一个成熟的艺术家的所有秉赋。今天看来，说得及严重些，对语言的执着本身就是对一个艺术家意志的考验，但我相信，对语言的执着不是一种冒险，也不是一种赌博。袁元的画还使我看到了今天的中国人驾驭油画这种工具的从容与自在，它已经是一幅完全的中国面孔，全然摆脱了一百余年来邯郸学步似的矫饰与尴尬，已没有半点舶来品的痕迹。这让人十分欣慰。

我忽然想到约翰内斯•维米尔，那个已离开我们三百余年被称作抒情诗人的荷兰画家，那个语言大师多年以前，我曾经在纽约大都会看过维米尔的回顾展。寒风中，大都会博物馆外有一排长长的身影依序购买参观券。维米尔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语言的精湛被人们不断记起，很显然，艺术因语言而不朽，我对此毫不怀疑，我应当知道袁元心里也有这份坚持。

2007．11．20

注：该文为《袁元油画》之序言，标题为编辑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