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姜德义

喻红出生于1966年,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之际,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方面者面临着重新评价。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的沉积时,很难想象诞生于那个剧变时代的生命将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我们常常更关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进程,而忽略了深受其影响的个人的成长经历。在很多被视为个人化的艺术作品中,时代政治经济的影响已经凝结为个人艺术创作表述中最显著的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的成长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成长的具体体现。喻红以一种叙事的方式将其突显出来,成为故事的中心。

以西安童车里6个月的自己作为创作系列的开始,喻红的作品展示了生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所真正需要的坚韧。个人生活虽然根植于政治之中,却从未完全被政治所左右。经历了太多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迂回曲折,我们更加确信作品中所体现的那份凝重与波澜不惊的力量。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流行与现实主义》一文中写道:“一件作品是否是现实主义,不能仅看它的内容和风格是否与公认为现实主义的作品相类似,或者是当时时代的现实存在。针对每一件艺术作品,我们必须将作品中的描述与现实所描述的对象进行比较而不是与其他作品的描述相对照。”只有当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绘画作品所叙述的情感与历史照片的区别时,我们才能够真正进人到它所传达的个人情感体验的世界。

在传统上,我们更倾向于把照片定位于真实,而将绘画视为对现实生活的虚构诊释,即使绘画完全是照片的翻版亦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绘画可能比照片更加真实,因为在艺术创作中,绘画往往加人了更多更真实的成分,而不象老照片,只是对过去历史的见证。在《流行与现实主义》一文中,布莱希特还写道:“我们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或许可以有这样一种关系,图片展示给我们的是社会政治的构筑和演进,而绘画却试图将一种更宽泛的社会生活样貌呈现于观众面前,让人们更加深切地了解,在那样的年代,政治和经济运动不断被构筑、打破而后呈现迥异而全新的特征。

历史图片只是对绘画所描述的时代真实生活的说明和标注。它们将短暂的政治化内容记录下来,使其不会被湮没于模糊的想象之中。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瞬间,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记忆作出对那个时代(喻红自传绘画系列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结论。而她则选择了一种用文本和视觉双重描述来激活我们记忆的方式,引导我们进入她所创造的当代中国历史片段与其个人生活的视觉联系之中。

与喻红同时代的很多艺术家常常以反讽的方式,对官方媒体所传播的信息进行解答,例如经济发展以及私有化主题,这种方法是对现有叙述的拆析与分解,而不是全新的构筑。而喻红的作品则着眼于通过对个人叙述的构筑来影射当代中国的历史情节。这种联系甚至更加平实而直白,所有在左边的历史形象为右边的个人化表述提供了一个接触点。喻红对个人生活与历史形象的关联性的论释,也激励着观众去进行这样的思考。

如果记忆主要是以视觉为基础的,那么历史事件与个人生活的关联点,就更有可能通过视觉的形式联系起来。尽管喻红的绘画并不是对历史形象的直接回应(画是先完成的),将历史照片与个人家庭相册中的形象相互对照,开启了个人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对话,从而让人无从区别究竟谁先产生。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两者相互推动,反之亦然。而两者之间的游戏,却没有正式的问题和回答。

历史照片往往描述一群或数群人的集体经验,但是喻红却试图将个人从群体经历中分离出来。孤独的情绪即使在描述群体活动时依然十分明显。这种个人主义的品质更加充实了喻红个人化的叙事内容。她的故事与中国的现代历史并行,但是同时又凸显出集体主义背景下个人化的情绪。艺术家和同时代的人们共同获取经验和洞察力,但是个人化的生活曲线与民族的发展曲线平行却没有真正的交点。这一点在喻红有了自己的女儿之后表现得更加显著。女儿的生活也与母亲以及国家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循环往复又重新开始,尽管世界已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

喻红这一代人具有独特的经历,他们的成长与国家的成长并行。当时中国已经渐渐走出了孤立,而喻红也是如此,开始恋爱;其间迪斯科进入中国大陆,从而预示着中国剧烈改革在拂晓诞生。这一组作品将中国当代历史的重量与个人最纯粹、最简单的状态并列呈现在观众面前。喻红不是英雄,至少不比我们其他任何人更像英雄。她宁静的生活与中国不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运动并行。

(选自《目击成长》画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