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自然”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命题，也是当代艺术发展中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如何在当下赋予可以谈论的价值，这包含“艺术实践”和“艺术思考”两方面。
刘商英这些年在中国大地上行走，在许多人文、历史、自然的现场进行创作，这是一种独特的选择，也是解决当代艺术方式的一条路径。他多年来走向自然的目标堪属自然的＂深处＂：一部分在西藏的阿里地区特别是被称为＂神山＂的冈仁波齐，一部分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戈壁荒漠之中，那些地方都是纯粹的自然和静穆的空间，有着洪荒的博大，也是生命的现场。当我看到他那些直接在现场问世的作品之时，我感到那不仅是一种自然的风景，而是他的精神和心灵的风景。他这么多年的确不是在追求画某种具体的风景，而是真正放逐自我，使自己的身心进入到大自然的气息与境地之中，在那里，他找到了灵魂的驻落之所。
几年前，刘商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空故纳万境》，他在跟我交谈中说到他投身到西藏阿里冈仁波齐这样的无人地带时，他不是在聚焦看风景，而是让自己融入到风景之中。在具体感受中使用一种环顾方式来取代凝视，或者说在凝视中更多的感受他所投身的那个世界，从中获得一种身心＂放空＂的体验。这种“空”是对自己已经拥有的绘画经验特别是形式技巧的放弃，更是在与自然的无碍对话中直通自然的本质，获得自然的＂澄明＂。＂空＂的观念在中国绘画里如是一种神秘的心灵体验，包括在文学、诗歌、书法各个领域都追求一种在熟练的技巧表达后达到的“无我之境”，这个“无我之境”有时候就用“空”这个词来指涉。对于用形象来表达的视觉语言，＂空＂的观念更是一种新的出发，是语言之后的言说，唯有“空”才能容纳真正的万境。
刘商英所追求的“空”的境界，实际上是要摒弃已知的各种技巧技能和图式经验，甚至要排除眼前提供给他的景象的实在性，但他又不能离开那个现场，所以他的绘画方式首先是一个悖论：人必须在现场之中，又要超离现场；人必须面对一方实在的风景，又要避免去描绘那个风景的实在。这个悖论也是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处境：在有过那么多历史性的艺术经验之后和拥有如此便捷的图像信息资源之时，中国艺术家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论表述自己的精神世界。刘商英试图探究的就是一条建构自我与自然、体验与表达新的关系的绘画道路。
古往今来所有的绘画都需要用形象来传达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把自己的感受变成一种可视的形象，这个形象指画面的空间、形体，也包括使用的媒介和点线面构成的形式语言。在面对风景之时，刘商英谋求的是自我这个主体能够得以在画面中呈现，于是在他那里，自我与自然之间不只是表面的关系问题，而具有更深层次的内在关联。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江山如画”，显然艺术比自然更生动、美丽，也更重要。老百姓看到一番美景会说“这个风景跟画一样美”，这是中国很普通、大众的认识。但是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如何能够立足于自然，进入自然提供的那种广袤空间，特别是当身心投入进去的时候，感受到的不仅是眼前的具体风景，而是得到一种心境，所以与其说是画景，不如说是画境。正如刘商英自己所说，他不是为了画一个风景，他是身体力行地投入自然，我们才看到他作品中的生命、生态和生机。他在长期“独步天涯”的艺术之旅中既包含巨大体力的付出，更是精神、智慧和才情的付出。
刘商英投身荒原、孤旅边塞的艺术方式，体现了直面历史、向往自然和叩问人文的宽阔胸襟，在自然风景中投注了关切生命的情感和思接千载的情怀。他的大尺幅现场绘画集感性与体验为一体，置自我于放空和纯粹之境，写意挥洒，淋漓尽致。他笔下的苍茫高原、湖山光色、沙漠胡杨都成为生命与精神的象征，也是对丝绸之路历史的咏叹，但是，他作品的结构更在具像与抽象之间，以强有力的笔触、有性格的色泽浑厚的肌理，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内蒙古额济纳的大漠深处不仅是刘商英创作的现场，也是他举办展览的现场。从现场绘画到现场展览，他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惊人的艺术意志，更表现出执着的艺术追求，因此才有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展览。刘商英笔下的胡杨，画出了胡杨树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的悲壮风姿。在刘商英的感受中，生与死在那片荒漠中实际上没有界限，因此他的艺术在自我和自然之间也没有界限。中国概念在讲到＂生＂的时候，讲的是生命和生态的内在统一性，也就是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他的作品与之浑然相融，构成历史、自然、人文交织的“生命场”，可以说开辟了当代艺术“文化还乡”的新路。
展览题目《生命场》富有深刻含义，它体现了艺术家个体生命和自然生命的内在关联，也使得我们的思考和感受能跨越时空，与历史和人文联系在一起，也更多的能够聚焦与展示刘商英创造过程中的生命意识。这对于艺术家来说是清醒的取向，也是多年坚持的方向。而从中国艺术的当代发生层面来看，能够引发我们思考今天的绘画如何能够有所作为，如何围绕东西方关于自然、艺术、生命的哲学思考，在古老的命题、逻辑和轨道上形成当代精神的突围。刘商英的每一次艺术行走，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生命的历练，在每一次踏访的现场，他将感受到的景观与自然历史的景观结合得更加紧密，由此产生源发心灵的创造激情。我觉得这正表明了今天的中国艺术所需要的一种原发性的创造，同时它也作为一种跨越文化边界的艺术产物，能够引发更加多维的理论探讨。
正是在这样一种不断地向历史回望和不断地向未来前瞻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刘商英这样的创造方式和他坚执的艺术信念，就显得特别可贵。实际上不仅是中国艺术，整个国际的艺术在今天都面临着新的文化挑战，全球化的进程为我们的艺术交流和交融带来了新的便利，但与此同时艺术在今天如何能够呈现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用新的艺术的理念或者观念来促使人们共同思考艺术的创新之路，这的确是一个世界普遍性的难题。而刘商英正是用他的实践来面对新的挑战，破解这些难题。
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