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一望无际的额济纳旗的沙漠腹地，当地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语称为“先祖之地”，有一片枯死千年却不腐不朽的胡杨树林，当地人称呼它为“怪树林”，它们是死去上千年的死胡杨，干枯的身躯在自我扭曲中似获得一种拯救。自然的生命力场在哪里？它们相互缠绕，我们能否想到，在步入无水的死亡之境，生命是如何作最后的顽强挣扎，它所展现出来的是生命在绝望中所诞生的力量之美。

这是一种死亡之美吗？一个遥远的地方，在大沙漠的腹地深处。没有直达的目的地，在高山与荒漠之间，仅有一架小航班，从宁夏“米粮川”之称的银川，往返于额济纳旗。广袤的荒漠，刮着横过大地的风，刘商英围了一圈厚厚的围脖，但无论怎样遮挡，也无法挡住他脸上已被风沙和烈日所焦灼的沧桑。

早在2011年，刘商英就开始了野外创作。在这样的，长年于野外荒漠的人而言，旁人是难以想象其中感受的，笔者似乎从这些充满着沧桑与强烈表现形式的笔触中，依稀能感受到艺术家在面对自然、面对生命、面对自我与广袤的天地之间的某种力量，那是一种精神的洗涤，在绝对的死亡与绝对的道法无情的天地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关于生命的最原初的呼唤之力。这种力量似乎穿越苍穹与大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当老子在《道德经》中写下这句的时候，想必他也站立在这万物沧海之中，如蜉蝣般仰望天地。

刘商英正是在如此的荒漠之中，寻得了他心中的某种不可言喻之物，只有强烈的情感，才能驱使他完成心中的广袤与深邃的世界中去。策展人卡佩兰说他具有一种行动绘画的方式在展现这些内容，使他一下想到了波洛克，想到了日本具体派的白发一雄绑着自己的腿从空中俯冲下来作画的情景。波洛克更像是一个在平面中和时间舞蹈的舞者，而白发一雄则更像武士，展现了一种在瞬间行为上的速度和强悍，而刘商英的方式，则更接近中国古人。

刘商英在作品里并没想着特意去表达死或生，一切就在那里，不需要人为的评判或讨论，他只是在体验，而且希望慢一些体验，因此，他在那里连续呆了三年。额济纳旗的死胡杨林，大约有两万平方米，当人身处于其中，那强烈的场域，似乎要将人吞没，有一张看不见的巨口，匍匐在这片荒漠之上。猛烈的风，扬起沙漠里的尘土，席卷而来，刘商英的帐篷被风卷走了两次，被掀翻的画，在胡杨林死去的身躯上被拦住。当地人的传说中，那里有一位黑城将军战死在怪树林里，他与士兵们的灵魂，便永远地停留在那里，守护着古城，守护着胡杨林。

自然是个太复杂的东西，刘商英想要抓住它，但它又是如此的变幻莫测和转瞬即逝，它不仅仅是生与死的关系，在这样的场域中，作为人类，我们只能感受到整体中的极小那一部分，刘商英说：“但即便是一部分，也是无穷的。我真的说不清楚，但我知道我不能通过绘画去诠释某个东西，我只能通过绘画更专注地去感知那里。”

卡佩兰在评论文章《生命场-刘商英》中写道，在艺术家刘商英抛弃掉普遍概念的绘画作品里，“不断涌现的绘画形式”，“正是自然化生的具体，是荒漠中央的戏剧呈现，而刘商英则是为我们拉开大幕的那个人。”死寂无生气的胡杨与荒漠在艺术家的画作中，显现出另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而一种正在生成的“新的自然”成为对“自然”本身具有启发性的怀想与一次全新的到达。 

2016年5月，一场大火烧毁了刘商英的工作室。在这场雷雨的午夜里，刘商英在西藏和内蒙古荒原上留下的画作几乎被毁于殆尽。烈火的吞噬，如同沙漠中卷起的狂风，那样的无常，人在自然之力下是如此的渺小，几年来的画作化为灰烬。当刘商英用镜头拍下那些已化为焦炭的画作时，看到那墙上留下的画框的痕迹，我们都知道，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重返额济纳旗。是的，刘商英决定重返故地，这是一场死亡与重生的转化。如果说死胡杨林给刘商英带来了什么，那这样的缘起，是否也是一种机缘和冥冥之中的安排呢，或者说是这死胡杨林与刘商英之间的某种影响？向死而生，往生向死，这是一种如凤凰磐涅之后的浴火重生。刘商英选择了再次踏入这片荒漠，再次拿起了他的画笔。

艺术生命力更多是关于精神层面的，是一种在长久的体验中才可以生成的，是浓缩的情感产物，更重要的是艺术的生命力具有某种对未来的启示。刘商英认为，从这点上看，美术史上那些杰出的艺术的确超越了自然。但自然的伟大恰恰在于它永远就在那里，纵有什么也不会改变它，始终如一。

在展览开幕式当天现场，日落的角度刚刚好。拉长的阴影让我们感受到遥远而空旷的空间和时间，如果说这死胡杨，古堡，文化，生命来自于时空的深远，那么，这大漠，则来自于它们所诞生之前更远的地方。

自然和艺术，哪一个才是恒古弥久？这仿佛是一个永远无法得出准确答案的问题。如果说，对于一个人而言，在何时才能体会到关于“伟大”二字的真正含义？那就把他抛到自然中吧。但是，在这当中，又有某样的东西被浮现了出来，一种关于力量的力量，与一种关于自然的自然，难道它们不都存在于人心和感官的每一个毛孔之中吗？当风吹过沙丘，滚烫的沙粒摩擦着皮肤，哪里才是真正的伟大，是人还是宇宙？当刘商英用画笔，将那些死胡杨的形象与他在这场域中所感受到的全部力量，挥洒在画布上时，一种新的“伟大”诞生了。在这样的伟大中，不再是自然与艺术的二元对立，他们形成了一体，正如策展人卡佩兰所认为的那样，刘商英创作了一种新的风景绘画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如圣灵般，笼罩在这片土地，人与自然的完全合一。

消除了一种界限，这种界限在西方文明中，它被称之为“主体”和“对象”，在这样的二分法下，世界本身成为了一种对立。刘商英说他在中国古人文画中，洞察到了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那既是：世界与我的同一。那在艺术中是如何体现的呢？刘商英的“生命场”就是一条线索，一条注释：

身体成为绘画、精神成为绘画、自然成为绘画、场域成为绘画，而绘画又成为身体、精神、自然和场域。刘商英用一种行动绘画的方式，将自身与自然完全地融合，而画布，则是它们的投影。它所形成的每一个线条，每一个色块，每一道沟壑，每一块空白，都是二者在时间的切割下的永恒的切片。于是，在这里，超越并永恒了宇宙的瞬间连续体。但是，仍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它所造成的影像，是一个时间胶囊，而不是一个时间平面。

于是，在这里，人们奔向了夕阳的最遥远处，伟大便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