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商英喜欢去沙漠、雪山、高原之中创作，他深入西藏、内蒙的腹地，投入荒野之中，独自面对自然的狂暴。在我看来，这不是去写生，简直就是去搏命。其实，对景写生这种方式即便在学院派艺术家里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在我们这个高科技时代，艺术家们可以通过拍摄的图片创作，不必实景作画，通常只是到自然中去体验一下、画些小稿。然而，刘商英觉得面对原始的、有危险的大自然能刺激出他的创作激情。这大概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生命冲动”，人类向死而生的本能，也就是因死亡的威胁而激发出洪荒之力，用自己的创造力抵抗生存的焦虑。

2011年，刘商英去西藏阿里，面对雪山，创作了一批大型的、亮丽的风景画。2015年4月时，以 “空谷纳万境”为题，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使观众眼前一亮。它们风格粗犷而又壮丽，抽象中有具体细节，是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佳作。然而，2015年5月，一场意外的火灾，烧毁了刘商英的工作室，大部分在西藏留下的画作被毁。难得的是，刘商英并没有被这次意外的灾难所击倒。几个月后，他像一个勇猛的战士那样卷土重来，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创作，绘画的表现力更加强悍。

这一次，刘商英来到内蒙边界人烟稀少的额济纳旗，画枯死的胡杨林。胡杨林是当地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它们生命的盛期呈现为最耀眼的金色，而死去几百年之后，仍然枯而不朽，象战士一般，顽强屹立，抵抗风沙侵袭，即便横陈在荒漠之中，也有防沙固土的作用，还能为荒漠里艰难求生的昆虫植物提供居所，仿佛穿越了生死之界。

刘商英在这片“怪树林”中创作，他象美国艺术家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那样把画布铺在地上、挥洒颜料，并不介意掉进其中的树叶、沙土，表现自然本身的力量；他象法国反形式主义派艺术家杜布菲（Dubuffet）那样表现阴郁的气氛，用刀子在画面留下刻画的痕迹，表现原始的神秘感；他象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基弗那样直接把荒草和金属搅拌到颜料中，粘贴到画面上，反映自然重生的力量。不仅受到欧美现代艺术的启发，刘商英的创作也同样受到中国文化的精神滋养。他的作品中渗透出晋唐狂草、解衣盘礴的中国上古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商英的创作已经超越了架上绘画，而是行动派绘画，他把自然当作剧场，在行动派绘画中表现人与自然的博弈。

无论创作还是展示，刘商英的作品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从2015年至2017年三年中，刘商英创作了31幅大尺幅的作品。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他的展览不设在高雅的艺术殿堂，而是离“怪树林”不远的地方：额济纳旗红城，汉代关隘的遗址。这些画错落地树立在土城前，被风沙洗礼，仿佛融进了自然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尽管刘商英的风景画是抽象的、没有重大主题，不讲故事，但是在画面上，他用层层堆积的色彩、质地厚重的材料来表达戏剧性；用砍、刮的方式模仿风雨；用褶皱和破碎象征树干和石头。在艺术的再现、自然的物理属性和人的生存经验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生涩、荒芜之美，这是一种崇高的人生体验。我们通常以为快乐、完美和成功才是崇高的精神境界。然而，如英国哲学家博克所说：人在自然中的挣扎、痛苦更能激发起内心探险、 征服的欲望，唤起灵魂深处的英雄主义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在戈壁滩这个独特的画展上，我们可以同时感受到个体生命面对自然时的脆弱，与超越自我的精神坚韧，这是一种真正的浪漫主义情怀。

额济纳旗，既是图尔扈特后裔的所谓“先祖之地”，也是汉代边塞古城“居延”，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这里曾是兵家必争之地，不同时空下民族文化融合的大熔炉。作为蒙族和汉族的混血儿，刘商英融合了传统与当代，本土与全球化的艺术语言，既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思想情感，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在荒漠中求生存的强悍力量。

邵亦杨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