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建伟前几年从河南老家搬到北京了。闻知，顿感遗憾。我一向认为，艺术、文学和其它文化活动应该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中国各地）。希望艺文界的人都能留在家乡，做“文化守护者”。其实我也曾离开过出生地多年，遨游他乡，体验尽量多样的生活。籍此我得以摆脱滑向地方主义的危险。如今，带着一种不同的清醒和开放的视野搬回祖宅。看着村里伴着我祖辈成长的钟楼，我会抬头注视高飞的燕子，而不是教堂投下的影子。因此，我理解段建伟和其他河南出生或是“偏远”地区（暂且不论这个表述是否合适）的艺术家，他们需要离开家乡，才能知道要保留什么，珍惜什么，留下什么。
我把新作旧作做了比较。我书架上有两本他的画册，一本1999年（收录了九十年代的作品），另一本2006年。很明显，这些作品的主题相同，但两本画册的风格，还有收录的画作，都体现出一种逐渐去芜存菁的简化过程。这归功于艺术家逐渐深入地研究和更强的感悟力。1999年的画册把段建伟的作品简单归类为“乡土中国”；2006年的画册则选择了“小孩”这个简洁的标题。虽然作品的主题一直是“农村人”，他已经离最早的“乡土画家”的称号渐行渐远。
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孩童，就是青年，没有一丝城市人的感觉（更惶论大都市的感觉）。不过，观者能看出九十年代的作品和近作还是大有不同。早期作品非常重视画面感，但从标题就能发现它们还是带有叙事的意图（《抢救》、《做饭》、《打狗》等）。这些作品让观者联想到一种正在发生的情节，或是一个故事。虽然从作品的艺术效果来看，画家摒弃了典型的学院派和苏联风格的现实主义，精心选择了简洁的形式，让这些作品看起来类似圣经故事，而不是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画中人物摆着僵硬的 "规定动作"；一个个简洁风格的画面好像是祭坛画，它们在一起构成了一系列“壁画”；意大利教堂里常常能看到相似的系列画，不过主题通常是圣人“本生故事”。这种类似不难理解，段建伟一直把乔托(Giotto)和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等文艺复兴前的意大利大师作为自己的楷模。
画作中的环境通常反映的是河南普通而贫瘠的乡野，和乔托作品中的风景如出一辙。当我们仔细观察画作主人公和风景之间的关系，就会注意到这两种元素从未自然地融合。相反，我们能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断层、一种停顿，那些人物仿佛画完后再粘在背景之中。他们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让画中描述的瞬间（一个小姑娘从自行车上掉下来，一个手艺人骑车经过，一个爆竹即将被点燃）成为永恒；它们不再仅是一些风俗轶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规定动作。这些作品浓缩了一大群人（河南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为当地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也是画家数年来持续观察的结果。
只要出现风景，它通常只处于画面的下半部。画中的人物主宰景物，完全处在前景中，巨大的身形表明他们才是画面的主角，神圣而庄严；通常他们会直接盯着观者，虽然悄无声息，眼中却包含着疑问，或是挑衅。他们注视着我们，不是在叫我们做些什么，而是专注于个人的心在世界，我们只能通过想象去理解他们的内心。我觉得这些人有些是画家的自画像，尤其是那些叼着烟卷的人，如踏雪而行的队长（《队长》，1992），或是1994年的《麦客到来》中画面左边一人。如果我的猜测属实，那就说明段建伟十分熟悉意大利绘画大师常用的手法，以毫不起眼的方式把自己纳入画中，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共处同一舞台。
他的风景几乎毫无细节的描摹，和画中人物也泾渭分明；这些风景的确是描绘人物的需要：它们相对较小的体量和不协调的比例突出强调了人物的支配地位，尤其是单一人物的主导地位。这些人物无所事事，无什么特定动作，而是处于某种忧伤的神秘梦幻中。有些孩子可能手里拿个玩具，但是他们也在做白日梦，就像是在思考正在做的事情。《月照大沟一》（1995）是少数的例外，画中的人物（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也有着过大的身形，不过画的主角是风景。画中的场景大约参照了《披风之礼》；这幅壁画位于意大利的阿西西镇教堂，画中山石嶙峋，只有稀稀落落几棵树，好像还是后来加上去的，有种鬼魅的气氛。
九十年代开始，农民或农村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段建伟的画作中。有些人会带着农具（《荷锄》1，2，1995，1996），有些人徒手（《读者少年》，1996）；他们都会拿着一本书，翻到某一页，在短暂的白日梦让位给好奇心和专注之后，可以重新开始阅读。不过，画中人物拿书的姿势颇为漫不经心（除了2000年作的《读书》，60 x 50），不像几十年前人们手握毛主席的红宝书时那样激情四射；这些书好像是些诗集或哲学书，适合边阅读边思考，边幻想，让人脱离现实，而不是带着革命的热情投身现实。我问自己，为什么书籍常常出现在这些年轻的乡村梦呓者手中？有些青年人被描绘成在行走中，激烈争论着书里的内容，带有一种激昂的、甚至狂热的神情；有些人在为争执中撕坏的书争论不休（《夺书》，2004, 115 x 85）。段建伟选择这些人物，可能是因为他父亲从事写作，喜欢写同乡的生活，讲述亿万河南人的故事；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如今人口密度很高，经济上相对落后，但传统和风俗保存得十分完好，河南人也都相当大方机智。他选择这些人物，可能是因为想强调文学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文学对他也是画家的妹妹段建宇同样重要），文学帮助我们脱离现实，逃离日常生活的琐碎，创造出只属于我们想象的诗意世界，在艰辛中忍辱负重。此外，即使最卑微的人都有可能享有文化，这值得尊重。这些人可能不得不在田间劳作，没有像城里人那样享受各种文化教育的条件，但是他们懂得如何最充分地利用自己读到的书；他们可能躺在地上，周围是舒缓的山坡，读一小会儿，花些时间冥想，眼神迷离眺望远方，好像让刚刚吸收的词语在胸中产生共鸣，然后再读下去。也许画家更想“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很重要，这种事件形成的气氛把画面中所有的东西都笼罩在里面，给人一种隐隐的紧张感，人物的关系包含某种隐秘的让人捉摸不定的因素，他们超出了时间本身的意义。让这个小小的事件有了多元性，一个有意思的动作带来一种不确定的东西，有点像火上浇油，让事件更加紧张和不好捉摸，显得更加有意思。”
我认为画家在这些人物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把许多梦想融入到了他们之中，把年轻时的许多激情灌注了进去。这些人物没有显著特征，画家注意的是整体气氛，而不是细节描摹，这些人物带着些乡情，带着些许顺从，或许是画家已逝青春的化身；虽然画家有着不同寻常的抱负和诗意的念想，但可能他和其他同乡都不大一样，不得不忍受孤独，甚至误解；即便如此，这些人物代表了他对家乡的情感。这让我想到了意大利一位伟大诗人和音乐家法布里奇奥•德•安德烈（Fabrizio de Andrè），他曾经写过一个有音乐才能的农民的故事：他不在土地上耕作，而是以此为灵感创作出了音乐：
“在飞扬的尘土里，别人看到干旱，我看到珍妮的裙摆在逝去的舞蹈中肆意飞扬。我感到脚下土地的爆裂，那是我心。何以继续耕作？怎将土地改变？”
段建伟描绘的大多是年轻人，有些是很小的孩子（一到三岁），还有些是约莫十岁的少年，这些少年已然熟谙各种调皮捣蛋之法，他们常常带着生硬的骄傲“面具”，这些为自己打造的面具隐藏了背后的梦想和温情，只让观者感受到他们尖锐而微妙的眼神。这些人物几乎都是男性，或许因为画家还记得自己年轻时的情形，或是观注到儿子的成长，因而更容易和他们产生共鸣，加以描绘。这些人物可能正在进行某种活动，但是并没有一种动态的感觉，而是呈现出悬停感。比起九十年代的作品，这个特点在画家的近作中尤为明显，他越来越倾向于注重画面，而不是叙事。每一幅画都创造出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人物在做某个动作时，看起来是如此的寻常、直接、突兀，为此观者不会去想象接下来这个人物会做什么，而是会陷入画面的效果中。我认为，每幅画的支点都是眼睛，有些定格于神秘莫测的表情，有些（几乎）没有任何表情。这些人物的双眼十分引人注目，有些人物会直接注视着观者，就像在进行无声的对话；有些人物的双眼会微微偏向观者身后的某个遥远世界，让观者觉得无足轻重，被忽视或排斥于人物的世界之外。在这里，真正存在的世界是画中的世界。在乔托的壁画中，人物好似在互相对视，但是我们却会觉得他们实际上在注视着我们无法定位的“彼方”；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给人以神圣的感觉。他们的情感和动作被定格于那一刻，归于不朽，他们的脸上写满尊严，不被任何喧嚣惊扰。
我之前提到，段建伟的近作是主动简化画面元素的结果。画中的细节、人物和事物的数量以及故事被简化。在几幅作品中，风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物身后单一或两种颜色的背景。画家摈弃了地平线带来的纵深感。同样，他也抛弃了所有地理 “特征”。画中年轻人来自河南与否已经不再重要；段建伟已经准备好成为一名“纯粹的”画家，而不是地域艺术的代言人。现在，他的作品已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它们表现出的强烈感觉不再需要外部参照物的支撑。我觉得它们带有一种形而上的味道，就像二十世纪艺术大师乔治•德•基里柯（De Chirico）笔下阳光普照的寂静风景；不同的是，在段建伟的作品中，正是由于人物的出现，才让我们深感“寂静”。
我感觉段建伟十分享受这种绘画过程。他不会绞尽脑汁寻找让观者出乎意料的新主题。他更不会担心因为没有追随最流行的绘画趋势，被别人说成不够“当代”。他所做的研究需要时间，需要谨慎；他可以躲在自己安静的画室里，远离喧嚣世界。如果把他比作另外一位意大利艺术大师，我会选择摩兰迪（Morandi），虽然他们作品主题截然不同。这样的比较并非出于爱国主义，而是我真心觉得恰如其分。段建伟和摩兰迪一样，在每一个笔触里，在一笔一划勾勒的光线效果中，都带着率真、自然而毫不造作的专注，充满技巧和耐心，透出超乎寻常的宁静。段建伟一直画孩子和青年，似乎不是因为对他们有多么特别的兴趣，而是因为对他们已然非常熟悉，因此可以专注于纯粹和绘画有关的问题，例如不同的材质（皮或布等）在光线下不同的质感，颜色和线条之美以及两者之间和谐的并置。我个人的观点是，有着“较简单”主题的绘画通常更有意思，因为在这样的作品里，只有绘画的“复杂”视觉语言在和你对话。段建伟证明，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有些人认为绘画这种最古老的媒介已是昔日黄花，但我们仍然有可能挖掘出它表现力的潜能，不仅变化多端，更极具个性。
段建伟做为画家变得成熟，但随之面临（可能性不大）的一个风险是：有人说服他“与时俱进”。这会让他牺牲作品中已确立的超越时间的绝对气质。
希望这只是杞人忧天。
莫妮卡•德玛黛（Monica Dematté）
2012年2月15日写于 Vigolo Vattaro
英中翻译：黄一
感谢: 罗永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