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道先生关于生平和艺术的答问

艺术家史论家策展人

时间： 2020.4.14

采访者：朱京生吕静

采访时间：2008年12月3日

采访地点：通州梨园常道先生画室

整理：朱京生

朱京生（以下简称朱）：王先生好，请您谈谈家庭情况。

常道（以下简称常）：我的祖籍是山西太原，六代至我居天津，先祖做什么，不知道，爷爷是公务员，父亲是会计，家境较贫寒，我出生于1936年6月23日农历是丙子年五月五日。

朱：您的名、字、号的由来？

常：我是秉字辈，秉复的“复”是父亲的朋友段善之起的，后来我见古训里有“常道复？祗梅”知道他有来历，何况古人有陈道复、沈复、严复，似乎复是个好字。而复与常道有关，常道在老子道德经中是个说不清道不明不可知的东西，是乎是命运的代名词，所以在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分子，于是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字叫常道。

吕静（以下简称吕）：您的其他别号的来历？

常：堂号“三实堂”。1961年在北京市工艺美校，任教当时国画教研班。会上我曾说作学问要敢于实践、实干。实际，教山水的崔辑五先生当即总结为“三实”，此后请宁斧成先生刻了一方两面印，一面是“常道人”，一面是“三实堂”，又请李苦禅先生写了“三实”二字。

朱：那“造林指挥部员外郎”的来历呢？

常：1964年我被发往门头沟上清水村的二轻局造林队去劳动，一去二年多，第二年我被借调到上清水村的造林指挥部（下辖北京市在西山的七个造林队），去做造林统计，干了两三个月，我觉的乏味，给校领导写信要求回造林队劳动。1979年我又回到学校任教，旧日学生王宁（当时在海淀文化局工作），被我邀来给学生讲篆刻，此时我请他给我刻了“造林指挥部员外郎”一方印，这事一方面我想附丽杜甫的“二部员外郎”，一方面也是暗指1964年这件事，以志不忘。

吕：还有其他的号呢？

常：“太原王氏”印是自己刻的，“北郭处士”是80年代居安定门外黄寺时自已刻的。

朱：“崇璜尚质”印文的含意是什么？

常：我从少年时即崇拜齐白石，所以1956年到美院后有人叫我“小黑石头子”，1980年代后又逐渐理解了黄宾虹，所以有人给我起个绰号叫“迷齐黄”，因而我请卜希阳为我刻一印，卜先生以为此号非雅，改成“崇璜尚质”，璜是齐白石的名，质是黄宾虹的初名。崇尚二位，意义未变，而入大雅。

吕：您幼年启蒙老师是谁？

常：三四岁时我爱剪纸，用的是当时的报纸，大凡每日剪的是汽车。五、六岁时常看家里的一套绘画读物有如《枪的故事》《船的故事》……之类，有几十种。

再后来就是小人书，可以说小人书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用铅笔临摹小人书的英雄人物，现在还存有当时临的“梁山一百零八将”，是照着赵宏本画的《水浒传》画的，写字没描过红模子，都是父亲写了我对临，他是写魏碑的，在忠恕小学我写字画画都还不错，忠怒小学毕业前由美术老师主持制作一本同学录，扉页有一个《校舍图》是我画的，那是我第一张写生，虽然同学录上明书我是制版者，但我除了绘画那张图之外，其它刻腊版、油印、装订都是王老师一手代劳的。后来到二区一小复读六年级时，美术老师只会画地瓜。甚至有人（包括老师）说我画的比他好，那时几个同学合刻一套木刻画《转战大别山》，版面是我画上去的，当时是临摹。

我的表姑父胡定九是铃铛阁（市三中）的音乐美术教员，书画皆佳，像刘炳森，张仁芝都出自他的门下，父亲曾让我叩头拜师，我不好意思，再说住的较远，又不常见面，所以没机会跟他学习。

朱：您怎样上的中央美院？

常：一个隅然的机缘，1950年看到当时苏联拍的纪录片《锦绣河山》，其中有一段杭州西湖边上画写生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师生的镜头，我知道有这个学校，就立志报考。

朱：考前阶段是如何准备的？

常：初中有美术课，画素描，有美术小组，也是画素描，那时我是速写本不离手，在“全市美术辅导讲座”上听过美院张江丰和天津美协主席马达的讲座，那时我也临过像荷尔拜因、安格尔、伦勃朗的素描，还用水彩临过列宾的《给苏丹写信》，还照画册做个雕塑，《肖邦假面像》，自然立体感较差（当时不懂至少要正、侧两个角度照片，才能弄清楚三度空间）。1953年美院附中第一届招生，我报上了名但误了考期，没考成。

吕：中学期间有创作吗？

常：班上版报上我几次给语文课作文插图，现在还有四联画《卖炭翁》留存，这组画后来美院报名时寄去报名，还画过其它，甚至其他老师也让我画过插图，不过都没留下来。

朱：您肖像的功夫也是那时练出来的吧？

常：那时班上的同学都做过我的模特，毕业前每人一张，所以今日我抓形抓的准，感觉敏锐，时而有传神之妙，都是中学时打下的基础，后来上了中央美院，长期作业我只能得四分，而我的速写很得刘勃舒先生的好评。

吕：高中毕业您的志愿还是考美院吗？

常：仍然是要考美院，毕业前共青团委曾推荐保送我去哈军工，或军委俄专，我说明我的宿愿，承蒙关照，其事作罢。

朱：您第一志愿报的是国画系，第二志愿呢？

常：因为崇拜齐白石，第一志愿是国画系，第二志愿是雕塑系，因为我崇拜米开朗基罗，至今我还做案头小雕塑以为消遣。

吕：当时考试考那几项？

常：画素描石膏头像，创作题是《英雄们》，我画的是青纱帐里三个游击队员，用铅笔，很快就画完了，初试发榜，榜上有名，次日口试。主考是蒋兆和先生，他问：“你为什么喜欢艺术？”我答：不知为什么，即如饥饿要食，困倦要睡一样，是一种生理反应，他也没再问，口试完毕，回天津参加统考。

吕：没作别的考虑？

常：统考报师范语文系，想美院考不取作个语文教师，业余时间画画，结果都录取了，我自然去了美院。

朱：当时美院国画系叫做彩墨画系，有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您是否有失落感？

常：当时推行苏联的“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法”，口号是“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中国画也不例外）的基础”。一年级教的课程是素描、水彩、墨画（即水墨写生静物和风景），虽然李苦禅先生带领去拜谒了齐白石（当时李先生也不上课，而是在工会卖电影票），可是根本没接触传统的中国画,我有些失望。

朱：美院彩墨系尚未实行画室制，都有那些老师给您上过课？

常：一、二年级有刘勃舒，李斛、李琦、黄润华（教素描和速写），肖淑芳（水彩），宗其香（墨画），刘凌沧、黄均、陆鸿年（工笔人物临摹、永乐宫壁画临摹）；三、四年级，李苦禅（写意花鸟与书法），外聘高希舜（花鸟写生）、外聘秦仲文、吴镜汀（山水临摹），李可染（山水写生）、蒋兆和（人物写生），叶浅予（白描写生）。

朱：其中是您受益最大的是那几位先生？

常：叶先生是当时的系主任，从小我就知道他，因为看过《王先生与小陈》，叶先生是画漫画出身，以其才华被徐悲鸿请到美院来，但他并不与徐悲鸿和后来的江丰一般见识，他并不谈主义，而在作法上是兼收并蓄，重视传统派画家，像外聘高希舜、秦仲文、吴镜汀授课便是。再有，他利用美协副主席职务之便，大凡外地画家来京，他必请来国画系，当众画画、坐谈，像陕西的赵望云，上海的唐云、王个移，杭州的潘天寿，南京的付抱石，广东的黎雄才，北京的陈半丁、徐燕孙、王雪涛、溥雪斋等等，国画界的精英如何画画我都亲眼见过（可惜1956年齐白石已不能来美院画画了，1957年仙逝）。大凡大家作画，都如李可染先生所言：中国画一大特色（白纸对青天）铺上纸，笔水墨按一定顺序，逐渐生成形象（当时叫做程式化。也有人贬之为公式化），我却体会到那是“作画当如作字法”（黄宾虹语），后来我写了《骨法发微》一书，把这种笔笔相生的法则叫作“骨法用笔”。再有，应该感谢叶浅予先生的是他指出一条明路，让我们对临陈老莲的《水浒传》和任渭长的《剑侠传》、于越的《先贤传》和任熊的《列仙酒牌》，当时有人问好在何处？因为陈老莲画的人物头都太大，叶先生不予解释，只说日后自然有益。这就像黄宾虹听他启蒙师一句“作画当如作字法”一生受用一样，我此后对临陈、任的白描无数次，到我在美校教白描时还是用他们作为教材，1980年代编著《骨法发微》也是在这种实践基础上的总结。我的人物画在用笔上有得益于此，90年代结合用墨，是学了齐白石的人物画补充进去的。

朱：之外还有哪位先生？

常：蒋兆和先生好讲“人的视觉敏锐是天生的”，他举例婴儿能认人（母亲或乳母），但是把视觉形象固定在纸上就要经过训练了。

朱：有人不认为蒋先生的画是中国画，您怎么看？

常：外表不像，因为有些调子的皴擦。实际是中国画，因为他是笔笔相生的，他画头像是直接用毛笔，从鼻根横向画一较正的眼，再找另一眼相对应的点（眼角）和眼线（眼脸），然后他再画鼻子，两额、鼻颊沟（不够深即不够与视线平行的面，或不形成切线他就用擦），再接下是口、下颌、两腮，眼以上眉毛，眉弓，额头，最后是耳与头，这种由内而外，笔笔相生的画法，与元人王铎的《写真密诀》、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篇》所叙中国传统肖像画用笔顺序大致相同的。

吕：您教我们临摹永乐宫头像也是这个“骨法用笔”？

常：大同小异，一个“骨法用笔”，临摹、写生、创作一法贯众法，“骨法用笔”就是《石涛画语录》开篇“一画章”，其实中西画都是一笔笔加上去的，不然就是照像了，一按快门就都生出来了，不过中国画笔是有秩序的，经过锤练的，油画可以覆盖，所以有些起稿时群青和熟赭的大调子的笔触，最后是不见了，中国古代壁画像唐永泰公主墓，最初勒定大形是用木柴棒画的。中国画在文人画产生之前也有“作画不如作字法”这种画，而西洋画也有下笔很准的画，马蒂斯的人体线描何其简洁，毕加索在暗室里用手电光画了个一笔画（人像）那岂不也是“骨法用笔”？所以“骨法用笔”与否，不可以中西分野，也不尽以今古分野，用线造型是中国绘画工具毛笔和中国画法的特殊性造成的。

朱：您在美院时有山西永济永乐宫、广西、敦煌三次远行，都有哪些收获？

常：1958年秋到山西永济永乐宫去临摹，三门峡水库蓄水之前要将永乐宫从黄河边上的旧址，搬到北面中条山台地以上，当时北京古建所负责拆迁，文化部特命所属中央美院国画系，临摹全部永乐宫壁画。

在我们去临摹之前永乐宫正殿——三清殿朝元图已经让五年级临完了（就是卢沉、蒋采萍那个班），后面纯阳、重阳两殿，吕纯阳与五重阳生平仙迹是由我们班和上一班（那班人少，只三四个人），加上陆鸿年、黄润华、黄均、王定理几位老师，不足20人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将两殿壁画临完，最前面还有一个龙虎殿是次年由几个青年老师去临的，全部临本后来都归文化部收存，三清殿临本曾几度在国内外展览。

陆鸿年作了一堆泥版，在上面临了三清殿神头像，那黄泥土是我跟他从黄河边上挖来的。

陆先生还临了一壁《钟离权度吕洞宾图》。后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元代部分陈列着，那时临摹都是用玻璃纸或考贝纸直接从墙上勾勒，然后再过到横竖两层裱在一起的高丽纸上，每人画宽二尺的竖条，自上到下卷着对临壁画，业余时间我搨下三清殿全部拱眼伎乐，勾摹三清殿神首三四十尊，着色临摹神将头一尊，后来我上白描课都用作教材。其他我用速写本对临纯、重二殿的人物，对前、后、侧、立、坐各种动态的人物衣纹进行记录和比较归纳，这对我教学乃至后来编著《骨法发微》，对衣纹的规律把握起了奠基的作用。

1959年春，国庆十周年之际，为十大建筑之一的民族宫画壁画《毛主席和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代表在一起》，由陆鸿年先生带领到武汉民族学院参观，然后赴广西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龙胜和三江采风，这是我第一次远游画了些少数民族写生，游了漓江，也画了些速写。

1960年秋，全校五个年级中除版画系，国画、油画、雕塑系到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学习古代艺术，国画系有临摹任务，我被分配临摹初唐323窟南壁中央部分，上面有一堆一平方尺的剥落痕迹，那是条大船，被华尔纳粘走了，我临的是其右下方三个骑牲口的人和站立的三个妇人。

再有就是61窟南壁的城防战争，61窟最有价值的是西壁的五台山图，我临了一些局部，在任务之外，我用速写本临了相当多的局部，包括藻井、平棋、供养人，包括彩塑也都写生，那时千佛洞栈道窟门尚未修好，只有第三窑，（那里有元代千手观音白描画是锁着的），其他都是横向开洞，洞洞相连，所以那时我是拿着小本，一个水彩盒，几技小红毛到处乱窜，眼不停的搜索，手不停的临摹，自况为一贪婪的耗子，这些记录现在仍存。敦煌一月收获，终生受用，过去接触的传统只是故宫收藏的传世卷轴画，最早推到顾恺之，而且是宋摹本，到了敦煌无论数量还是年代都是传世作品所不可比拟的，当时只知临摹，不期20年后这些吸取传统的营养都在《世说新语》的创作中发挥出作用。记得有一次穿洞忘了来路，日落西山，东面三危山已经由红变紫，天快黑了，该回去吃晚饭了，在五六个洞子里来回跑了四五次，也出不去了，确实有些心慌，最后在一个力士塑像的背后找到了出口。

朱：沉迷如此，流连忘返，真有“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的意思了。

常：1980年我再访莫高窟时，这些横穿的洞门全用白灰封死了，洞外修了栈道，每窟都按了门加了锁，非导游引领不得进入，入内光线也暗了，更不得临摹了，我怀念1960年敦煌之行，于是就翻了我当年的小本子。

朱：您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这事可以谈谈吗？

常：1957年入夏之后整风，大鸣大放，后来发展成反“右派运动“，其时我们正在河北满城要庄农村写生，所以我没鸣没放也没写过大字报，可是回到学校，我就成了被揭发批判的对象。不过是我在宿舍里说过的一些话，什么”马克西莫夫滚回去“，”张仃长得像西特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公式等等“，还有狂枉自大，看不起人……，不久学校”反右“转向院长江丰集团，我以为就没我的事了，那时每个“右派”戴顶帽，都在雕塑工厂厂房背面有一张大字报，那是定性定案标志，忽然一天我被画了一张大头像，两个眼睛里各书一字“反”“党”，这样我就成了”右派“眼睛里有反党二字的人，创意是来自批判会上某同学一派不实的揭发材料，当时我说“你这样说敢对着我的眼睛看吗”，由此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判词：右派分子王秉复反党情节虽不严重，但是态度极其恶劣。

在那个张榜的墙上，我是倒数第二名，最后一人叫刘小溪，他之后运动就结束了，他是”右派“榜上的孙山，八十年代才有人告诉我，我是替补队员，此前有人被保护下拿我去顶替充数，还有位革命群众，“文革”时看过我的档案，说我的“右派”言论承报了三次，头两次夏衍部长都批“不够”。是指我的言论质量差，同时是否也指美院”右派“人数不够呢？不得而知。

吕：一个”右派“学生，会有什么待遇呢？

常：这在你们今天的年轻人，是很难想像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是党是宽大为怀，虽是敌我矛盾都按内部矛盾处理。

朱：对您怎么处理法？

张榜、行政处分是留校查看、开除团藉，当时“极右分子”是到北大荒劳教，院内右派大多数都到双桥农场去劳动，教师只留一个王逊因病没去，学生里三人没去，袁运生、薜士圻和我，后来他俩也去了双桥，全校就剩我一个跟班上课。

朱：看来还是区别对待的，跟班上课又怎样，右派总与非右派有区别

常：当然，当时要最大限度地把”右派“分子孤立起来，那就是没人敢答理我，过去要好的见面微微点头那就不错，但是有人警惕性不高，版画系某同学”反右“后还与我一同去画水彩写生，不久见了我表现出鄙夷的神情，好像是我欺骗了他，自然是我的”右派“身份提醒了他。当然还有些同学好象脑子并没有左右这根弦，油画系的某同学还和我讨论油画民族化问题，我承蒙其看得起竟把1957年春节苦禅先生所画六尺《双鹰图》送给了他。

1958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有一次忽然想起学校还留着一个活靶子，那是一次游行，回来后几位左派同学把我叫去，问为什么游行时中途退出了，我说没有这回事，我是一直跟队伍回来的，他们也没说什么让我走了。还有一次全校集体参观军博，在门口等侯集合的人事科的人瞧见我，告诉我的监管人，没让我参观，叫我单独回去了。
1958年全民皆兵，还发给我一个民兵的红箍，不久又把那箍要回去了。其实后来也没看见谁戴那箍，在那敢想敢干的时候可能对右派怎样处理也没一定的章程，选举人民代表，发给我选民证，虽说不缺我这一票，但那时不算敌人，还算公民，那时班上都在画连环画，我也画了一套《战斗故事》草图，监管人把他交给了叶先生，叶先生把我叫了去，翻阅着我的画稿说：“红旗打了那么多窟窿，战士衣服破烂，有损英雄形象”，我点头认可，心想那不更说明战斗激烈，英勇顽强吗，但是我得照顾叶先生的苦衷，让我画是考验我，让叶先生教育我也是考验叶先生。

1958年批巴人“人性论”，我也受命写了一张大字报，把“人性论”批了一通，这次没有什么反响，总之那时总想知道我换了招有什么反应，那时是一个月还要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一次我写了个什么句子，好像触犯了什么，一帮雕塑工厂的右派被召来批判了我一通，表示非常气愤。我心想你们气愤的着吗？对现实（大跃进）的想法要写，还要挖思想根源出身背景、历史问题，我的历史问题，深挖是解放前（十三岁之前）当过童子军，还入过一贯道（我姥姥拉我去的），后来没其他历史问题，可能是不够年龄，家庭出身是我生之初，家道虽已败落，但还有一个五进院落的大宅院。还听说一个笑话，我的远房本家的叔祖，本来是铃铛中学的校长，后来也不知怎么来了官瘾，捐了个知县当，哪知一到任就让土匪绑了票，这些深挖的东西大都存在挡案里。到1964年工艺美校再批判的时候，开了个黑画展，介绍我出身就变成大地主大官僚了，这展览后来由李书记陪我看，我说这成份不对吧？没那么高，他说你档案里就这么写的。我至今不知道是美院还是美校把我的成分提到那么高，可是我想归根到底，怨我自己那时挖的太深。

1958年夏天，我总觉的有个生人跟着我，后来我到我二大爷家去，那是我在北京唯一亲属，每去他家要向监管人请假，二大爷说学校来人问你最近有什么异常，为什么表现沉默？说国画系走廊东头的厕所里发现反动标语，怀疑与你有关。我才知道跟踪我的那人的来由，才解开我心中疑团。

古人云“动则得咎”此时我是“不动也得咎”。

吕：那时您是否心情很不好？

常：刚”反右“时心情不佳，久而久之“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偶发变成常态，也就无所谓了。

吕：您受了打击，屈辱，如何排解，什么是您的生活的动力和乐趣呢？

常：我就靠读书画画，留校跟班上课就是有这个条件，除去什么除四害、打麻雀、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的劳动（其实那些所有同学都一样的），总是有时间读书画画的，1958年在留学生食堂（在学生食堂南面五八年留学生全走了那里空着），监管人挑了我几张画，记的一张是L同学的油画像，一张是头年去满城的印象，几个女社员收工后在河边洗脚、洗铁锹的一张水彩画，那个画展好像都是”右派“写生的。不过当时留在学校就那么几个人，记的有傅小石的铜版人体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画展，不知主办者意图何如。我也没从中提高认识，因为我被最大限度孤立起来，所以也无人提及他们的感想，那几张画不知去向了，那时我还刻了些木刻。

总之，现在留下在美院画的东西，像广西、敦煌、永乐宫的东西都是戴着帽子画的，我可以自豪地说凡是与我同行的人，没有一个比我画的多的。

朱：文王拘而《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您是否也是这个效应？

常：圣人的逆境中大有作为，凡人在逆境中有小作为，运动方向是一样的，这是积极的人生。

朱：您”右派“的帽子什么时候摘的？

常：毕业前摘帽子，我既然一直跟班上课，所以1961年8月毕业前摘帽子，然后好分配工作。

朱：帽子戴了四年，”右派“学生戴几年帽子有依据吗？

常：不知道，版画系的薛士圻与我同年级，1961年入夏在操场见到说是让他回来搞毕业创作，我俩同时摘帽子，毕业同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袁运生比我高一年级，可他是1962年毕业的。

朱：什么时候平反的呢？

常：摘了帽子就是人民了，但是有人习惯叫”摘帽右派“，文革时又叫”右派“。因为那时红卫兵不承认摘帽能改变其反动本质，所以”黑五类“是”地、富、反、坏、右“，皆属被横扫的牛、鬼、蛇、神，直到1978年我在地毯厂图案室工作时，接美院通知回校把当时的言论去重存轻，变成了改正“右派“，不久又接到通知，彻底销毁那些材料又成了错划”右派“。

朱：这”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错划右派“，从1957年到1979年，竟经历了二十余年。

常：要知道有人是戴着帽子死的，高庄（国徽主要设计者）的夫人说，高庄在平反会上一直不承认是”右派“，如今死了，我也不必要平反。

有人一直戴了21年的帽子，比之他们我是幸运的。

朱：对那些整过您的人，您怎么看？

在一场悲剧中我们都是演员，我是命运悲剧的演员，他们是性格悲剧的演员。

吕：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工艺美校，情况如何？

常：1961年正是困难时期，物质贪乏，饿其饥肤对我倒不算什么，能教学画画我很满意，那时学校刚建校在阜外白堆子轻工学院的，地方不大，十几位教师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双层床多，这样的条件对我也是无所谓，因为四年帽子给我压得太累，忽然得到解脱，心情愉悦，物质条件的困难不在话下。

当时教课正两三年，我又遭到批判。从1964年春开始就进行教改，讨论来讨论去，矛盾指向两人，装璜那边揭批的是薛士圻，基础这边揭批的是我，不过那时不像以后“文革”那样要“喷气式”，还是可以“负隅顽抗”，揭批材料包括L（校长）脑壳像灯泡，L（书记）工资已经一百多，每长工资还不落空，暑假前忽然弄了个展览会，我与薛的黑画，薛的画都是水彩沉淀效果图，我的好批，有反诗为证，“曹霸画马”，批词是唐玄宗翘二郎腿（画时我从未考虑影射谁，批时也未说明我影射谁，但那二郎腿就成了要害），“自画乘马像，仆笔嗜如狼，奔跑终日忙，赴（干）李（公麟）笔下马，皆作果腹粮”，这好批，即有狼字，那就是狼子野心。

“林冲夜奔”五律末联，“路穷方知本无路，何不早登忠义堂”，这句最要命，非问我你的忠义堂在那里，我自然说不出来，于是由着他们在地图上乱指，展会由L书记陪着我看的，他小声对我说（其时当时只我二人）你要是不写这些字就好了，（我心想不写字，不说话，也一样，时运又该我倒霉了），后来68年我又成了内部矛盾，革命委员会让我批判，我就把他那句话端了出来，革命群众高呼：L有那么回事没有？L低着头回话：“有、有”。下面也没深究，意思都明白，走资派，形左实右，和“右派”沆瀣一气。

那位胡批的醉雷公，L君文革时因为画“大红马”又让别的醉雷公胡批了一顿，他也尝到被胡批的滋味了。

朱：此后呢？

常：1964年7月至1966年9月，我在西山双林寺（二轻局造林队）劳动了两年

吕：两年多没画画

常：每年造林分春季、雨季、秋季，造林去劳动的一期一般两三个月，主要是挖水平条和鱼鳞坑，冬季只是护林，像我这样长期户口，冬天就是每天上山走一圈，看看放的羊有没有啃树，下山到上清水村里指挥部取一下报纸信件，所以有时间画画。

1964年冬用铅笔画了一套《李娃传》连环画，画了一套《飞将军李广》连环画，画了一套《唐诗里的妇女》其中有一张《玉阶生白露》，1980年代再画了一张，最近又画了一张。

朱：在西山赶上”文革“了吧？

常：1966年夏文革开始，“十六条”发布了，其中竟有这样的字样，说可以不参加，我还真的找队长说我不参加，但是个人意愿不算数，造林队里有个M同学是64年在校看过展览的，她的记性还真不错，把那次展览的“材料”全搬到双林寺，这下我又被隔离了，每天找个清静地方写检查，其实那时城里大小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派，造林队长，大小也是个头，尤其在山里，一跺脚四山乱颤的，所以他心里紧张，不让大学生回城度假（那年分配二轻局的大学生一律到西山锻炼一年），后来顶不住压力，还是让回去了，但是他不让我回去（亏了他不让我回去），不然赶上8·18我非死既伤。

学生们回去取了经，回来就把老冉打倒了，戴上高帽子，技术员（戴帽右派）和会计（伪警察）作陪，到村里游街，开批斗会，后来有的村民喊，给他的手表摘下来，其实造林队与当地村民本来有利益之争，革命小将一瞧情势有些失控，赶紧收兵回山了，后来来了个工作队，给造林队收了摊，我也得解脱，1965年造林队在坍毁了大殿的地基上，造了五间房，中间迎门我画了张壁画《红林图》，以双林寺为中心，周围几座山，山上有各种造林运动，场面很大，那时照像都在那里以它为背景，1966年我被隔离，这《红林图》自然被抓了现行，我把冉队长画在大门左侧的黑版前看版报，批我的人说我不表现队长参加劳动，我解释说那是他关心政治思想工作。

现在冉队长成了走资派，《红林图》的问题，工作组一句话，拿白灰刷了不就得了吗，这一句话我得到解放，可那张宏篇巨制也毁于一旦。工作组先走了，留下话，让队员都回二轻局分配工作，我和薜士圻被两位红卫兵送来学校，在火车站看到有剃阴阳头被压解的牛鬼蛇神，而我们四个人，与犯人和押解人之间有分别，暗中庆幸，9月9日到校，武斗风已过去，什么剃头，挂牌子，挨打等等也错过了。

吕：回学校以后呢？

常：那时武斗风已过。回去自然归入牛鬼蛇神队伍，每人一把扫帚，一把拖布，两人一组，我正好和L书记一起扫二楼楼道和厕所。得空我问他1964年搞我和薛士圻是为什么，他说1963年毛主席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学校总得响应吧，不知毛主席要搞谁，你们是明摆着的，所以……。我说现在知道要搞谁了吗？他答：搞党内的走资派……后来，L副校长和我透露，批了我等二人，报告崇文区委去报功，说又打倒两个右派，崇文区委回复现在没这个指示，他们也无权发帽子，结果弄巧成拙，最后没法收场，开个画展胡批一通，最后也没结论，放到西山存起来，等过两年知情的学生都毕业，再回来上课。

朱：劳动之外还能做点什么？

常：那时所有黑帮都集中在地下室的男浴室里，不过是读读报纸念念流行的传单小报，有时扫地时看看大字报，有一次全体黑帮男女20多人在操场劳动，搬一个篮球架子，我抬头一看这边就我一个人，所有人全跑那边去了，学生们在宿舍楼窗户里看热闹，指指点点，说说笑笑。还有抄家的东西堆放在地下室女浴室里，让黑帮清理，其实就是装麻袋，运去回炉，我在里边发现了一本唐人传奇，还有郭风惠先生（他本是代课教师，是美校红卫兵抄来的）的《风惠楼诗抄》（印本），还有一本小册，里面都是郭先生小楷的诗抄，还有一方石章，印文“燕南赵北”，都被我抢救了出来。

朱：您与郭风惠先生有交住吗？

常：郭先生1963年在学校教书法，极受学生欢迎，他那时上课来得早，总是到我的宿舍小坐，(那时教师宿舍是和教学主楼的左翼楼连通着的)，他给我画过一张花鸟画，我给他画了个肖像，他请秦仲文补的景，自题诗有句“几分彷佛嫌微胖，如此神情似不痴”。郭先生那时60多岁，我20多岁，是忘年之交，约定他要教我作诗，可惜我去了西山，没学成。

吕：地下室是所谓的“牛棚”吗

常：其实关黑帮的地方就叫“牛棚”，一般说在单位里应该是最不宜居的地方，这样才对改造有利，其实那里除了光线不太好，倒是冬暖夏凉，我在那里从1966年直到1968年，后来年宣队让我搬出来我还真不忍心离去。

吕：除了劳动之外呢还有“揪斗”吗？

常：当时常被揪斗的主要是走资派L校长和L书记，我没被揪斗过，只有一次65届毕业生回来闹革命，把他们班上一个同学揪回来斗，说是反革命，因为此同学过去跟我不错，拉我去受教育，后来我说上厕所,——溜了。

吕：还有呢？

常：有一次我的原上级L老师，领着几个红卫兵来找我说要看日记，其实1964年以后我不写日记了，拿走了一本毛主席诗词，因为那上面有我用行草写的毛主席诗词，后来我明白了，当时出现许多反动标语，拿去对笔迹去了。

吕：如此严酷的环境您该画不成画了吧？

常：在牛棚里画了两张画，都很小，都是我抢救出来的唐人传奇里的人物，一张是《红拂女梳头》，画在绿色大字报纸上，很小，后来80-90年代画过一张挂在国画教研室，同学们见了喜欢，敢开嘴的我都给画一张，其中有张大的，登在《中国艺术大展作品全集》国画卷。

还有一张略大些是1967年开春画的，是头年糊在纱窗的宣纸变成瓦灰色，非常可爱，画了一个，《懒残履石》这张画不像《红拂》那样，没人要，后来没怎么画，只是今年又画一幅。

朱：您什么时候离开“牛棚”的？

常：1966年秋过，军宣队搞清理阶级队伍，1967年牛棚里的人又被集中到一个新牛棚，这个队伍更大了，凡是岁数大些的，解放前有一段历史的人全进去了，我的历史虽不清白但清楚，所以不归入此类。但然也不属于革命群众，这几个人开批斗会，既不斗人也不被斗，坐在会场后面受教育，此时已不劳动，这个地位名分不明，于是我薛士圻，还有L，主要向革委会提出要求劳动被采纳，我和薛到锅炉房当了管子工，冬天跑水，堵漏拆暖气（那时学校玻璃特破，暖气常被冻裂），夏天再修好装上去，开始不准烧茶炉，后来也可以了。

有一次外面敲锣打鼓，是二轻局到学校开会的干部送来感谢信，感谢工人师傅为他们服务，其实当时有一位老工人在场，我说您去接过来，他不动弹，我只好说师傅不在，我先代收下来，我又不能说我是来劳改的，那多煞风景。

1969年军训团把阶级队伍清得差不多了，又全成了内部矛盾了，学校就撤销了，因为是资产阶级大染缸，人员都分配到二轻局所属的各个工厂去劳动，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被分配到宽街的地毯四厂。

朱：您在地毯厂呆了几年？

常：1969-1979整整十年。1969年到1972年单纯劳动三年。

吕：您会织地毯吗？

常：地毯四厂是机织地毯，又叫提花地毯，工艺和提花毛巾绒毯一样，经线是棉线，纬线是经提花板控制打上各色毛线形成花样，我既不会织手工毯，又不用作挡车工，那是技术工人的事，我去了还是当管工，这在学校已经很熟了，到了这里量个尺寸、蹬梯爬高。安装拆卸都行，很得师傅青睐，冬天烧锅炉，还得到车间询问挡车工，温度如何？我就使劲烧，烧得烟卤通红，车间都开窗户。还当过搬运工，蹬三轮到崇文花市去拉毛线，在崇文门刚过中线，由东向西一辆卡车抢红灯过来了，眼看要撞上，我向左一打把车横过来，差点没翻车。一次跟汽车到清河拉毛线，我和小张在驾驶楼子后面的毛线上抽烟，火星飞落在毛线包上，冒了烟，越按越着，只好叫停车，才算弄灭。回来后小张和押车的沈沁被叫到革委会谈情况，可能排除了我的纵火嫌疑，但是在全厂广播里通报了我一下。

朱：看来还有政治压力？

常：正是文革中间，我来厂还是在锅炉房。那个让文师傅讲都是黑半截的主，有从前的厂长走资派、书记，年龄较大的工人，以前卖过大力丸、卖过自己兵的贡师傅，当过小业主的老师傅等等，但是我干什么都行，一定卖力。1970年冬天挖了一条防空洞，三厂在宽街山老胡同，原来是三进院子的民居，在那里挖防空洞是很憋屈的，挖到东边夹道时隔壁人家的后山墙塌下来，立时就填平了一段，同时砸断了消防水管，不到半小时挖出来的一段防空洞就灌满了水，有个青工下去以身体堵水管，我知道不行，就和一位汪师傅到派出所去找有关单位关截门，结果井盖被挖出来的土埋上了，直到天亮才止住水，为此得以休息一天，因多日不洗澡，到澡塘一看双腿像上了黑漆。

1971年上洗毯，让我到总厂去实习，然后到三分厂去建立洗毯车间（那时四厂的领导兼并了三厂），三厂也改成机织，我还洗过一阵地毯。还参与空调系统的建造，仓库梁架的建筑，尤其是厕所，师傅全权交给我。我用水泥抹的粪坑，绝对流线型，冲水非常畅快，后来又叫参加技术革新小组，Ｗ主任（革委会）跟我说你这个知识分子不一样，让干什么还都是个样。三年劳动落这么个评语不易，我的信条是跑得快的骡子挨不着鞭子，何况你只要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们不会岐视你，而且他们没有像我在美院和美校遇到的那些演性格悲剧的人。

吕：这时候还是画不成画了吧？

常：1972年我借到一部石印本《聊斋志异》，抄了一些篇，那时正在洗毯三班倒有些时间，画了二十几张《聊斋》插图，因子女出生也要忙家务遂停下了，直到1980年代中补齐为《聊斋百图》。

朱：1972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搞了个“归队”，您归了队吗？

常：那时归队，学校没复校归到图案室，四厂延用老毯铺的名称，叫样子房。样子房是把小样放到和地毯一样大，织毯工把晒好的大样挂在经线后面，依图栓毛毯头。四厂的图案室还包括设计小样，因为提花色彩限在四色以内，所以要设计，放大之后，还要在坐标纸上按大样把花纹用几种彩笔涂好，依此再轧花板，我的工作是设计小样。一年以后，我被调到三厂图案室，我在四厂设计的四个样子都带过去，成了三厂首批产品的样子，其后的意匠图和花板都是在四厂图案室完成的。其实三厂建厂的安装、基建都是四厂稿的，而此时和四厂脱了钩，另委了两位Ｌ主任，三厂的Ｗ主任气死了。

朱：在三厂图案室是否很得意？

常：工作上我完成的没说的，也能画些图画。在图案室有八个人跟我画小鸡，有一个学画虾可观，但然这都是在她们本能工作之外。但是1976年前后明显地感到政治压力，比如1974年1975年到江南和西北去取经，我的理由是蚕要吐丝总要吃些桑叶吧。虽说两次都是去了三个人，两次都有我，但是L（大）主任（当时两主任都姓李，一个是大李，一个是二李），在一次会上就说蚕要吃桑叶，但是你不是蚕而是大肉虫子，吃了桑叶，吐不吐丝就另说了。所以有人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大肉虫子。

后来大李二李都搬到安贞医院对面地毯厂宿舍楼，大李中风了，在土城有时也遇到，我说李主任您好呀，他呜噜呜噜也听不出说什么，二李1990年代到美校看过传达室，不久听说脑溢血死了。

朱：大李说话还很有水平？

常：他自己说不出来，那时三厂有一位同志，没有官职，属于顾问，参谋一类的人物，我想是他的创意。

吕：再后来呢？

常：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图案室受命连夜布置灵堂，等开追悼会时图案室两个小青年在图案室静坐，不让参加，后来听说是家里杀、关、管的是不许参加追悼会的。我呢，左边一个车间主任，右边一个班组长，这好像也是有意安排的，我也不知为什么，当时真的泪下如雨。

朱：那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

常：小百姓是风雨中的小草，此后《毛选》五卷出版了，五卷里有反右的文章，而且念这篇文章的时候是高嗓门，好像给我听的，我等着再一次噩运的到来，哪知道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朱：1978年恢复高考时有哪些人到地毯厂访问过您？

常：史国良是地毯厂的工人介绍他来的，我忘了说些什么，只记得他是那个师范毕业生；龙瑞是美校学生，我没教过他，他考上李可染的研究生后来看我，我告诉他就学黄宾虹，别学李可染；邓伟是同室刘震介绍的，邓后来到世界各地专给名人照像，因而出了名；贾浩义是徐世宁同学的老师，可能是他介绍的，忘了谈些什么了。现在这些人的名声都很大，当时却真看不出来。

朱：1979年您该回美校了？

常：1979年美校恢复，把教业务课的老师要都招回去。当时公司Ｌ书记（就是文革前的Ｌ校长），开始不愿让我走，为此他想给我个工艺师，我去找他表明态度，不在乎职称，我还是愿意回去教书，他答应了。

朱：从1964年到1979年，经过15年后您又回到美校任教，是否感觉像换了人间？

常：此时邓小平同志把知识分子归入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撤底解放了我，他把科学技术归入生产力。

所以说1980年代起，我努力把失去的15年时间补回来.1980年代我完成了两大工程，在1983年至1984年用时约一年画了《世说新语图》四百余幅，1980年代末又进行了修定，编排最后是350张。其准备最早是1980年代初，甚至有些技术准备可以推到60年的西安、敦煌之行，可以说是我一生的代表作品。

另一个是完成了《斋聊百图》。其次是1979年、1980年带学生到邯郸彭城陶瓷厂去实习，我接触到陶塑和画陶，后来学校在十三陵开了个神路窑，我还常去绘陶，再后来在校内有个电窑，我又参与画了许多陶器。

朱：您的山水画什么时候转成主攻科目？

常：一直以人物教学为主，虽然也画些山水，但都是临摹自己画过的一些，但离不开石涛，1980年代末到 1990年代，我上山水课，主要教材是沈周作品，后来外出写生较多，五上黄山，三上华山，两次入川,两上雁荡，渐觉沈氏有笔而乏墨，不足以表现真山真水，所以此后转向研习黄宾虹，画了大量纪游山水。

吕：您的花鸟画是什么时候练的？

常：从1950年代就崇拜齐白石，那时就临齐，后来不断在研习，那决不是一时半会能达到的，1990年代《齐白石全集》出版，我几乎全临下来了，我做为资料存着，另外作为工夫存在手上。我很少买书，而是画书，买书反而不画，借着临就可以存资料长本领，我不大赞成什么都拍照存入电脑，那样虽便于检索，但是手上的功夫没得练，所以我有许多石涛、沈石田、龚贤的临本，而我同时手上积淀着各家的本领。

近来我的人物画也在变，1980年代还是以任伯年为主，线、墨、色的表现力在齐白石人物画面前总觉软弱，前两年我曾临了我能见到的全部齐白石的人物画，我的人物画风格又有新面貌。

我的人物画，早年注意结构，着重线条的位置，近年注重笔墨，着意概括传神，在我画的戏剧人物上，深受关良先生影响。

朱：感觉您对陶俑的兴趣一直没有断？

常：首先他是中国古代雕塑里一个很大的部分，第二是他的史料价值，穿戴气质是最直观具体的，它是当时的样子，这对画历史画很重要。京剧的鲁肃和况钟穿戴一样没关系，听戏听的是唱，看的是做派，穿戴是什么不重要，要画鲁肃就不然了，得看东汉或三国俑，再则我画俑还是完成一个即得形体的艺术语言转变为笔墨的语言。

我最早注意这个题材是1950年、1960年代，那时故宫奉先殿是雕塑馆有陈列，每去我必写生下来。1970年到1980年代，外出到各大博物馆，又大量记录，偶尔也付诸笔墨，从1990年代我就用四尺六裁画俑，按时代排列到现在积累有五六百张。

朱：您的人物画，比如新疆人、仕女、仙佛、人体不概念化，都比较深入，如何做到的？

常：我画人物大多出于故事典故，一般是历史人物，比如苏东坡，是在黄州的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的苏东坡，此时此地什么动作、什么神情都要反复推敲精当，所以有时一个题目画多少遍。我觉得这种画才叫深入，深入不是画的具体像真的，超现实主义腊像只是表面的真实，其实还有一个领域——神态表现得真实，那是画家真正应该深入的。

朱：您还有一个题材——京剧？

常：我的京剧写生稿绝大多数都是从电视上画下来的，表现形势是学关良的。我很佩服关良,我认为20世纪有两个半高峰，齐白石、黄宾虹是两座高峰，达到他们一半的是关良，一个学西画出身的人，笔墨达到这个高度是难能可贵的。

朱：中西结合的作法，您怎么样看？

常：可以吸收，但结合或者简单的掺合是不成功的，互相吸收，西方吸收东方，像后期印象派之吸收浮世绘、亨利·摩尔之吸收阿斯台克，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吸收印度健陀罗，林风眠则是吸收了民间青花瓷绘和后期印象派。

吕：1979年回到学校，就只是教学吗？

常：复校后没有院舍，在永外李村珐琅厂的幼儿园暂时开课，不久又转到白塔寺西廊下的一所小学，1985年才搬到惠新东街的新校址。在西廊下时我还作了四年班主任，还当过工会主席，还作过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从1996年成立了基础课教研室，我是负责人之一，后来分出国画教研组，我当了组长。所有这些职务我都没干好，只有国画教研组长我干的还满意。

国画组的成员原来都是分散在四个专业科的，大家集中起来，交流切磋，是有利于教学和个人提高的，俞致贞的高足高宗水和田世光的公子田凯，教工笔花鸟；任率英先生二公子任梦龙，教工笔人物课；汪慎生、王雪涛的高足陈征，教写意花鸟，郭风惠先生高足卜希阳，教书法。

每到教研活动时间，多是合作作画或切磋书法。其中陈征与我合作可谓默契，且相得益彰，从1980年代中到1996年我退休（因我教龄大，所以一直延续到陈征退休的2000年），这个教研室成了全校最活跃的学术活动中心，吸引了其他科室教师及学生。

朱：那时学校的国画课多吗？

常：复校以前美校主要课程是素描、色彩、图案和国画，1980年代后加强专业课和三大构成等等专业基础课，所以过去和四大主打被挤去了课时，到90年代初基本国画在中专就没课可上了。

后来在成人教育大学开了国画班，一直到2003年停课，共有7班毕业生和一个研究生组（三年）毕业，国画组四、五个人才有用武之地。

吕：那时您教什么？

常：除了教人物线描临摹和人体写生还教山水，我在人物画方面是总结出笔笔相生一套方法，在山水画方面则是总结出“笔笔相生，阴阳相生，不齐”十字诀。

朱：简明，实用？

常：有效。有效表现在无论临摹、写生、创作，同样是一法贯众法。最怕临摹写生两张皮结合不上，十字诀不出这个偏差。

朱：是，临摹、写生、创作打成一片，包括对于作品的赏析，“十字觉”也很实用。请问您怎么理解人物画的“深入”问题？

常：有人认为画的工细是深入，我不以为然。我有一个公式（形象/笔墨=艺术性）。假如形象是恒定的，笔墨越多则分数值越小。举例：郎世宁画的鹰和八大山人画的鹰，郎世宁的丝毛，眼睛还有高光，但是谨毛而失貌，八大用有限的笔墨也画了鹰，艺术性高，这时分子是形，若改成神，那郎世宁的鹰，艺术性就更低了。

我这里不是提倡草率，假如分母只是潦草几笔，形神皆失，则为齐白石所指“欺世”，欺世者尚不如“媚俗”，媚俗还真下了功夫。还能有一个欣赏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