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道1936年生于天津，原名王秉复，又名天法生、北郭处士、造林指挥部园外郎等。因崇尚齐白石（璜）、黄宾虹（质）二人画风，以“璜质堂”颜其室。196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山水、人物、画鸟皆精。

常道与山有缘。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读书时，李可染先生曾带他们到丰沙线去写生；后来他被莫名其妙地定为右派和黑五类，下放到门头沟林场种树，在接受改造的同时，他陶醉于北方山河的壮丽之中，以致一次在大山中忘记了归来的路，连种树的筐也给弄丢了，真是“醉忠浑不记，归路月黄昏”；在后来几十年的执教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带学生外出考察、写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河山下诸多名山，各地博物馆、美术馆、石窟古建筑、私人收藏，更是频频瞻顾不断学习借鉴，所得笔记资料对其教学和创作都起到巨大作用。前人有云：“知师古人，不知师造化，终无以得山川之灵秀也。”“大家杰出，诣臻神妙，多师造化，几于化工。”这已是画家的共识，常道也不例外。常道先生每出行全部行囊仅一个双肩背包，中备速写本一个，速写毛笔两支。多年来所积速写稿放在一起竟达一米之高，其手勤，腿勤，眼勤可见一斑。

在当代，画家借助照相机、摄像机等来收集素材的情况已十分普遍，这些现代化的便捷工具，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使画家越来越少坐下来对景写生，偶尔出行，名曰体验生活，其实也只出去走走看看拍些照片回来。常道则不然，长年来他坚持“行万里路”，坚持用毛笔画速写，因为他更看重与自然的直接对话，注重面对山水时瞬间鲜活的感受，所以写生时在极短的时间内，把经过分析而复合的全形清晰地记住，一直到写的过程终了以后，正所谓一览无遗。其写生极快，有时还根据需要，不断变换观察角度，方法同黄宾虹先生，十分灵活。而不是象某些画家那样，用西方定点透视的死方法来画，总在一个地方，又因为太阳总是在变化，最后太阳转过去了，弄成一个“逆光”的风格。他写生时只是勾些草图，记个大概意思，至于笔墨，那是回去以后的事情。对各地植被和山石的地质情况也有研究，写生途中，还留心沿途摩崖石刻题记楹联的考察，并不时地在本子上记录，以为创做时的参考和查检。雁荡山素以瀑布胜，前人记曰：大小龙湫外有西石梁、三折（下、中、上）瀑，西石梁飞珠走贝西，与黄山鸣经泉同一伟观，三折瀑则又与匡庐三叠泉争雄并辔也。其中，下折瀑与中折瀑相距较近，游人较多，而中折瀑至上折瀑的距离数倍于前者，且山势险峻，故也人迹罕至。昔年张大千作图记胜，只画了中折瀑与下折瀑，我猜想他也是行至中途知难而退了，所以上折瀑的奇伟壮丽他无缘亲睹，否则以他的性格决无不画之理。今春，常道曾以近古稀之年重游雁荡，其冒雨登三折瀑，由中折瀑上行，至逸兴亭风雨大作且无停意，仍缘崎岖山路毅然吟笑前行，终至上折瀑，精神和体力都令人敬佩。绘画毕竟是一种造型艺术，他要靠形象说话，古人为了画一棵松树，尝不惜在深山幽谷之中往来多少年，元代黄子久就曾带了画本到山水中摹写。但是中国人的写生、写实是创作的基础，是师造化的一部分，其最终目的在于写意，从来不把写实当成最高境界，它只是一种手段。中国画还是哲学的、文学的、抽象的、象征的，所以中国人不出门，便可以在绘画中卧游以得其乐。我想，常道先生既已身临雁荡的真境，一幅《三折瀑坐雨图》的诞生，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常道山水，早年学习清代画家石涛及明代画家沈周。中年以后，师法近代画家黄宾虹、齐白石，山水取白石之境奇，择宾虹之笔墨。之外复师造化，曾登临黄山、雁荡山、青城山、峨嵋山、泰山、华山，游历桂林漓江、长江三峡、黄河、富春江，多纪游写生。其人心胸阔大，其作萧散简远，荡元气于笔端，寄高意于象外，时有佳作，每作必烟岚淋漓、云木杳霭，读之给人万虑洗然、深入空寂之感，是山水的真境，更是心中之境。正如其诗所云：眼中千万物，纳入阴阳中，古法存一画，笔笔尽相生。以下两画既得之于造化，又出之于心源。

《蒲团石》（图一）为《常道丑墨》册中的一帧。前景两峰分向左右斜出，有巨石横跨其间，一僧人打坐其上；对面是壁立千仞的崖壁，看上去整个画面画得较满，但通过笔墨的疏密虚实变化，强化了纵向的空间距离，给人旷远静寂之感。作画过程很快，逸笔草草，境界全出；无笔不连，笔断意连，迹断势连，形断意连，如飞如动，达到一片神行的境界。前人所谓一气呵成的一笔画，是图略备此格。且用宿墨来表现岩壁的幽深与沉厚华滋，正所谓：好山幽绝处，全借墨华浓。近看笔墨纵横，远看层层显豁，画到此境者实不多见。

《将船买酒白云边》扇（图二）与上图比较，则重境界。画中题“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写洞庭湖光山色，较白石老人的《洞庭君山》来得爽力简劲。从题画诗来看，寄托了作者一种超凡出尘的心志。全画境界空灵放逸，实为搜尽奇峰打草稿，由精返约，删繁就简之后所得。在当代紧张的生活中，人们终日躲在装有空调的写字间电脑旁，或在外奔波，偶尔看到这样的作品，便生身临之感，品玩之际，胸襟必为之豁然，气概也就自然不同了。

常道花卉也师齐黄。人物画多取材于中国古典诗文典故及戏曲人物。早年曾去敦煌莫高窟及山西永乐宫临模古代壁画，白描学习晚清画家任渭长，写意画学习晚清画家任伯年，中年以后专心研习齐白石、关良的人物画，略参黄瘿瓢而求去其俗。曾为英文版中国神话、《聊斋志异》、韩文版《三国演义》、《金瓶梅》绘插图百余图。《世说新语》为南朝刘义庆所著，它记录了自汉末、三国、两晋两百年间的人物故事，也曾为作插图三百余幅。又由于工画人物，尤对历代人服饰、器物、居室陈设乃至建筑都有深入研究，认为中国古代葬俗，自战国废除人殉以来，皆以俑为陪葬物，其要求是写真，有关古代人物最真实形象的记录便是陶俑。曾以此为素材，绘有国画集《陶俑：古墓里的活人》两百余幅，是一部中国古代人物形象及服饰画谱。

中国的一切艺术都是书法的沿长。常道先生常年习书不辍，故能通书法于画法之中，其书初习北碑，后喜白石老人之迹，法李北海、金吉金，且多有旁涉。

退休后常道先生一人独居京北，没有了繁重教学任务和俗累的牵挂，可以专心于他的绘事，其画兴更豪，终日笔不停挥。于出游更是兴致不减，数月间便往返于北京、杭州、雁荡、绍兴、徐州、五台山、青城山、瑞士之间而无倦容，凡所到之处，或讲学考察或游览写生，每每昼出夜归，乐而忘归。苏子云：“诗书画造诣愈深，变化愈大，愈觉无止境。无止境，其乐也无穷，故可以终生向往而无厌。”人生有一艺之擅始有寄托，其语言愈丰厚、思想愈深透、境界愈高旷，精神愈可凝结于尺素之间，愈可传之于后世，归之于不朽。这是所有用真心来做艺术的人应该有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