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2009年7月13日，上午9：30至11：30，北京三里河 古元故居，在古元生前接待来访者的客厅中，古元先生的长女，古元美术馆名誉馆长——古安村 女士，取出她珍藏的古元版画作品《人桥》原作和古元版画作品集，谈起古元的艺术创作和他坚定不移的人生信仰与艺术追求——和人民的感情融为一体，创作属于人民的美术作品。

记者：《人桥》是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淮海战役期间吗？
古安村：是1948年，那是解放战争的时候。我是1945年在延安出生的，所以那时候我也很小。但我听我父亲说起过那个时候的一些事情。创作《人桥》的时候，他是被派到东北，在《东北画报》作记者。创作《人桥》的小故事是这样的，从陕北延安转移到东北以后，我父亲在黑龙江省五常县第二次参加了土改。我给你读一下，“有一天，他从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淮海战役的报道。报道中说，在双堆集战斗中，人民解放军追歼逃窜的敌军，遇到一条河流横在面前，敌军炸毁了桥梁，妄图凭借天险，阻挡我军追击。英勇的我军指战员一个个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用肩扛梯子架成一座浮动的人桥，让战友们踏过去追歼逃敌。读完这篇报道，古元眼前仿佛看到了那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迅即创作了套色木刻《人桥》。”

但是《人桥》这幅作品和他早期的作品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不是说他突然就创作出《人桥》这件作品，而是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他都有作品，串起来就是中国的一部现代历史。这一幅《割草》，反映的是陕北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徐悲鸿1942年在展览上第一次见到这件作品，认为是中国近代美术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所有人都应该去看。《人桥》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桥》以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又有相应的作品。他整个一系列的作品，都是有机相连的。

记者：那就是说古元先生的作品和中国的现代史一步一步是吻合的。
古安村：对。蔡若虹先生讲过“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在造型艺术方面，古元用木刻刀在木板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所以我父亲他自己有一句话，他说“我的艺术追求就是想把我所经历过的那些年代，在我的画板上留下一些痕迹。”从他1938年去到延安，一直到他去世，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又分为，1958年的大跃进、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到后来除掉四人帮，全面的经济复苏，在他一系列的版画作品中，对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定的作品反映这些时代。 所以力群先生说，“把他的作品串起来，就是一部中国的现代史。”

记者：1949年，古元先生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一次维持世界和平大会是吗？
古安村：对，郭沫若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美术界只有两名代表，就是徐悲鸿和古元。他的作品在当时还是很被大家所认可的。《人桥》正好是描述解放战争那个时代的作品，这个作品出来以后社会反响还是挺大的。因为这个作品体现了一种人桥精神。这件作品中，解放军战士们主动地让战友踩着自己的肩膀，去完成一个战斗任务，去达到解放全中国的最终目标。所以在我们的很多行业中，都是需要“人桥精神”的。据我所知，在90年代，曾有过师范类的教科书，就把这种“人桥精神”，作为每一个从事师范专业的学生必修的一项素质。作老师，一方面是园丁，另一方面，要甘愿做人桥，把学生一个一个送走，这需要一种奉献精神，就是甘愿作无名英雄的精神，没有人会记住你的名字。我给你看一下这件作品的原作。

记者：谢谢！作品中火光和水光的反射，人在其中运动的效果都非常出色。
古安村：这件作品用的版一个是黑白，一个是红，还有绿和灰。表现的战士们冒着炮火前进。战士们离炸弹是很近的。因为只有在爆炸中心点火焰才是最红、最亮的。如果离远了，就会是画面左方这种烟的效果，或者是有光射过来的光的轮廓线。这个作品就是要表现迎着炮火前进的战士们，和甘当人桥的战士。他们的服装是冬天的，都是棉衣棉裤。穿着棉衣棉裤跳到冰冷的河水中，而且又有炮火。那个时候的人民军队所具有的“人桥”献身精神，现代人其实也应该很好地传承下去。

记者：古元先生创作这件作品或者许多别的作品时，是经常到现场写生吗？
古安村：是经常写生。他的作品取自于生活的真实场景和事情，他作品中的事件，生活当中都是真正有的。但他是根据这些主题，进行艺术的再创作。这个作品中，河面上是有两个梯子，但实际上可能河面更宽，实际的战斗中，战士可能更多。但他的目的，一是要突出他所表达的主题思想，二就是让观者一看之后，很快就能领会这种主题精神。1948年那时候，我父亲他们白天还有其他任务，要进行土改。而且在战争当中，这种刻木刻的木板，不像在和平时期，想创作多大的作品，就能找到合适的材料。战争期间，他们要跟部队一起行军，沿途看到一块合适的木头，就背上，等到了宿营地停下来，别人都休息了，他们就开始自己磨。这个板要磨得很平才行。两块板，往一起一碰，能像两块玻璃碰住以后那样吸住。然后刻的时候，细部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不平，纸铺上去一印，坑的地方会破，鼓起的地方，加了油墨以后，也容易破。必须是一块很平的木板上，拓印的效果才好，你想表达的时候才能随心所欲地刻。所以其实整个创作过程是很艰苦，很烦琐的。

记者：创作时间可能很长？
古安村：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我父亲他是一个很刻苦的人。对他来说，就是抓住一切时间，尽量少休息，尽量多工作。在进行土改和文化宣传的工作完成以后，他再见缝插针地做版画的工作。他平常对于创作素材和题材的收集，是非常注意的。因为很多事情，他不一定能亲临现场，但是确实会有详实准确的报道。他就根据这些报道，还有根据他接触过的解放军战士们的形象，再加上他的艺术构思，就创作出《人桥》这幅作品。

其实从小他是喜欢水彩画的。十五六岁开始，他在广东上中学，在学校里看了很多，法国的、荷兰的美术作品，那个时候，他崇尚米勒、伦勃朗、达芬奇这些大师的作品。如饥似渴地在借了很多画册看，然后自己画水彩。后来，因为抗日战争就到了延安。延安条件是很艰苦的。水彩画、油画等画种都没有条件画，没有材料。特殊的纸、颜料等所有条件都不具备。延安处在相对封闭的陕北黄土高原的环境。战争期间，如果从大后方，从重庆、上海向延安运这些绘画材料，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的秘密渠道首先要运药品，运最必需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在鲁迅先生1931年把版画介绍到中国来以后，版画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是一个最好的画种。刻了以后，可以印很多份。第一，宣传面宽，走到哪印了以后，就可以宣传到哪。第二，材料随处可取。例如他们用的纸都是延安自己生产的，用马兰草，就是在路边像吊兰那样茂盛的一种植物。在南泥湾，很多荒山野岭这种野草长得很多，它的纤维很结实。在延安，359旅他们就用这种马兰草自己造纸，叫马兰纸。用马兰纸就可以印版画。油墨就是用炭黑等材料自己调制。所以我们存的一些我父亲比较久远的作品，在那些马兰纸上，除了墨线以外，周围都洇了。油调过的那种油墨，时间久了以后墨渗出了，画面上轮廓线周围都是油渍。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没有任何物质条件下，版画是唯一的选择。有了延安鲁艺的版画以后，外界对延安就增加了很多了解，在延安也培养出了一批版画家。那时候版画是非常盛行的。徐悲鸿先生说，“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解放区为始”，解放区的艺术，鲁艺的版画是很重要的一种。版画从那个时候开始，跟中国革命的历史一直同步地发展下来。所以到表现解放战争的时候，《人桥》用版画也是必然的。因为我父亲已经在延安积累了很熟练的版画技巧，所以这个套色木刻《人桥》是在延安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他在艺术风格上实现了民族化，在政治内容上记载下了中华民族曲折的历程。这也是他自己刻下的他的人生过程。

那个时候他没有木刻刀，木刻刀是用炮弹皮自己打磨的，打磨以后自己装个木柄。一套木刻刀，圆口的从大到小，V型刀从大到小，都是自己作的。所有的材料，都是自己动手，那时候他们穿的衣服，纺的线，都得是自己做。我爸爸都会。他会纺线，从羊毛身上把毛剪下来等等，他都会做。还自己种菜、种小米，所有过程都自己动手。

记者：那个时候对人的要求特别全面、过硬。
古安村：对，要能做生产能手、学习能手、战头英雄。需要做到哪一样，就要能做到哪一样。延安鲁艺的学员，他们住的窑洞都是自己挖的。大家做所有这些事情，心里都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为了这个理想这个目标，做什么事情都勇往无前，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住。那个时代创作的作品，有那个时代的特点。表现的主题，最终的目标都是很明确的。人的精神也是很健康向上的。当然艺术是往前发展的，不可能老停留在原地。但往前走的时候，主导思想我觉得还是应该引导年轻人向上。艺术表现的东西，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是一个时代状态的表述。时代会过去，但是艺术留下来了。后来不管多少代的人看到当时的艺术，会了解当时是什么情况。

记者：1949年，古元先生和别的艺术家，从解放区来到北京，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他们的艺术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他本人当时有什么重要的想法和转变?
古安村：他的理想是到了延安以后就确定下来的。就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他们在党旗下举起右拳宣誓的进候，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相信共产主义，追求共产主义，也愿意为共产主义做出牺牲。他们甚至入党以后要改名字的，因为会连累家人。所以我父亲他是1938年入党以后改了名字的。他在广东老家上中学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名字，家人在广东是国统区。确定了他的信仰和理想以后，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在他的信仰支配下发生的。他观察社会的时候，也是希望全民族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是在这个前提下创作他的作品。

比如解放以后，表现鞍钢。今年是鞍钢恢复建设六十周年。当时东北叫满洲国，日本人走的时候，已经把鞍钢彻底毁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第一步农业上要有比较好的收成。工业上，钢铁、石油、电力，这是所有工业建设起步的基础。所以日本人就把钢铁厂彻底变成一堆废墟。而且断定，中国人没有二十年，鞍钢就不可能恢复。我父亲1949年跟艾青、沃渣，等艺术家去鞍钢体验生活。他们当时正在搞土改，后来需要创作一批表现工业题材的作品，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他们在鞍钢生活了半年。跟当地的工人在一起，对工人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后，1949年创作了这幅《鞍钢的修复》。当时的总路线是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进入和平建设，要发展重工业。钢铁是发展工业的基础材料。这幅作品当时评价非常高。他把几个地方的素材组合在一个画面里，有工程技术人员，有施工的工人，有高耸入云的塔吊、高炉，使人感觉到是热气腾腾又精益求精，很认真地在做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恢复起来很快，很快就投产了，一年多就恢复生产。

建国之后一是和平建设，一是工人的新面貌。以前老北京的工人，比如老舍笔下的工人，拉三轮的、工厂里的工人，都是疲于奔命、没有太多知识的。但是刚建国以后，党中央就把太庙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有识字班，有美术班、音乐班，让工人的业余生活和文化知识能有一个提高。《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件作品里的这个细部，是文化宫里的业余舞蹈团。他们正在跳俄罗斯民间舞，表现的是建国初期苏联对我们的影响。这也是一个时代特点。

所以可以看出来，我父亲他表现历史题材的时候，从来没有虚设的情节。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每一个道具，都有它特殊的含义，都来自于人民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如果认真地看、细细地读，就会进入到那个时代，那个气氛。例如《人桥》中战士们穿的棉袄。要表现冰冷刺骨的河水，怎么表现呢？穿棉衣、棉裤的季节，河水肯定是冰冷的。

所以静下心来细细端详他作品，每种色彩的设定、每个人物姿态的表现，疏密、动感，可以看到战争的一个瞬间，更可以看到人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人的勇往直前。从而自然而然地能够理解，他们心中向着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这些战士冲过去，很可能马上就牺牲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有人桥精神的战士，才能有今天这样的和平建设。这说起来是大道理，但其实是非常真实的。而且这是连贯的。从在延安，他就表现翻身的穷苦人的生活、表现军民为了新生活、新社会奋斗的状态。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冬学》是利用冬闲的时候，给农民上课。表现解放区的新土地政策，他又创作了《减租会》。这一幅《军民大生产》表现延安时候的大生产，自给自足。《识一千字》是让每个农民在一冬天，要识一千个字。他有一个教农民识字的过程。他教“桌”字，他就刻一张桌子的画，再把“桌”这个字也刻上，印几十张，用陕北的酸枣刺当图钉，到每家，“桌”字就给挂到桌子上。“灶”字就挂到灶上。“牛、羊、娃娃、窑洞”，这些字像识字课本似的，挂在窑洞上，教大家认字。陕北的窗花很多，窑洞的窗户上喜欢贴窗花。但那里面有很多封建的东西，当然也是民俗的一种。但是作为一种新观念，他创作了这一整套的《新窗花》。都是他用木刻，刻完了印出来，给农民以后就照着这个剪，当作窗花的范本。我父亲对中国民间的剪纸、木版年画等民族艺术的因素吸收、利用了很多。这些新窗花，反映的都是解放区新生活的内容，有夫妻俩一起识字，有小学生背起有红五星的书包上学，还有民兵的形象，因为当时是抗战期间。这一张是种树，因为陕北植被缺少，当时就很提倡种树。还有“圈里有了大肥猪”，就是农民家里可以养猪了，这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事情。以前只有地主家有猪，穷苦农民家哪里养得了。这些都是采用农民喜闻乐见，能够雅俗共赏的方式做出来的。当年延安的艺术家虽然条件艰苦，但在那样一个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状态里，他们的创作是非常真诚和有激情的。冼星海，当时就是在延安鲁艺后院的一间小草房里，创作出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

记者：古元先生还创作了好几张跟新婚姻有关的作品。
古安村：对，因为新婚姻制度是为了解放中国妇女。中国妇女在旧社会是压在最底层的。《离婚诉》是表现在延安，买卖婚姻的旧习俗被打破了以后，对童养媳等这些恶俗，女人可以进行控诉，边区人民政府给你做主，可以解除这种婚姻。

这一幅《老炊事员的寿诞》表现八路军中给一个老炊事员祝寿的事。因为八路军里面，人是不分高底贵贱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为一个老炊事员过生日，一起来给他祝寿。《打过长江》是与《人桥》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那时候老百姓用各种木船把解放军战士们送过长江。1948年这个时期，古元总共创作了四幅表现解放战争题材的作品，一个是《人桥》，还有一幅是《打过长江》，和这两幅《炸地堡》、《炸坦克》。《炸坦克》中解放军战士英勇地拿着爆破筒冲到坦克上，与坦克同归于尽。这也是一种甘当“人桥”的牺牲精神。

到了和平建设时期，他又创作了一些表现新生活的作品，这一张是《扫雪》，他很喜爱那时候少先队员们的生活和状态，上面的小女孩就是我。那时候的少先队员都是自发地主动去扫雪，那天刚好下雪了，我一个人在门外扫雪，他就根据当时看到我的动作、状态创作了这幅作品。《北海之冬》，表现的是北海公园里的景色，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离北海公园很近，冬天他会带我去公园玩，有很多人在滑冰。这个靠在栏杆上看的小孩是我，旁边这个人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形象。那时候人们都有很好的劳动意识，但除了工作，也会有正常的休息和娱乐的生活，《北海之冬》表现的就是50年代的时候人们的那种状态。

记者：您能谈一下您对古元先生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创作的理解吗？
古安村：我觉得就是他在《自画像》上题诗所写的那样：“南国一孺子，陕北求真知，不觉已白首，愚叟志不移”。我父亲他这一生，“求真知”的信仰是始终贯穿一生的，从没有改变和动摇过。这首诗是他七十岁时画的一幅自画像上题的。他一生做事都非常认真，并且有着很崇高的信仰，就是信仰马列主义。他在艺术上很刻苦、很勤奋，总是尽量抓紧一切时间来创作。他从广东到陕北延安的时候，十八岁，为是就是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和理想，为了追求理想，什么苦都能吃。当时延安物资非常匮乏。什么都要自己来生产，自己动手来做。我父亲他们完全没有他的这些画要值多少钱这样的想法。他的版画由周恩来拿到国统区去展览也好，徐悲鸿收藏他的版画也好，或者是把他们的版画赠送给国内外的记者，都是没有钱的。他们也从来不考虑钱的问题。一切都是在为了将来有一个美好的新中国在奋斗。至于说到他的艺术追求，就像他自己说过的那几句话一样，“我的艺术追求，就是把我经历的这个时代，以美的形式，给人们留下一点记录。劳动人民是艺术的主人，我们的艺术应该扎根于人民的生活中，时刻想着广大的劳动人民，这就是我对艺术的基本观点。”

他一生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相信生活都是抱有希望的。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他被下放到遵化农村，开山、打石头，吃不饱饭，又让他去扫厕所。但就是这样，他也没有用一些丑恶的、扭曲的形式来表现那个时候的生活。他当时给农民画的壁画，1958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了他的这本壁画样本，我只有这一本。他画的农村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场面，都是很积极、向上的，都是有希望和信心的。我父亲从1951年到1957 年一直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他划成右派，是因为1957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校长江丰被划成右派，在文化部的党组会议上，我父亲说“江丰这个同志我是很了解的，他是不可能反党的！”别人就说，江丰反党这是毛主席定的，我父亲说“就是毛主席也要实事求是，不能偏听偏信。”这么说在当时那还得了，就被划成右派，被下放了。到1959年，因为周恩来对我父亲这个人和他的作品，从延安时期就是了解的，所以把他右派的帽子摘了，当时中央美术学院也缺教师，就把我父亲调到中央美术学院了。

他的艺术创作从1938年至1996年，其实在这期间，每一个时代，都有他代表性的作品问世，反映他当时所经历的那段历史。1976年的时候，他在家里悄悄地搞创作，表现“四五事件”。当时周恩来逝世，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我们当时都去了好多次。《悼念和战斗的诗篇》就是他当时创作的。这张照片是1977年拍的，他正在家里角落里的桌子上刻这幅版画，窗子都是关着的，做出来以后也是不能发表的，但是他一定要把当时的历史时刻表现出来。1978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但他的这幅作品也不是用丑陋扭曲的形式，表现四人帮的迫害。而是表现众多人民在一起那种压抑、悲愤的心情，黑暗中人民要争取正义的精神，还是一种向上的、积极的态度。

这一张是《十月的喜讯》，1976年的作品，表现的是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下放干部在五七干校里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地互相祝贺。所以这幅版画上的月份牌是“1976年10月”，两个人是干校里的知识分子摸样，戴着眼镜，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形象。他的作品里从没有虚假的东西。作品里的每个道具都有真实的意义。这是在干校里他们睡的大通铺，桌子上是四本毛主席语录，是当时每天都要学习的。还有小马扎，因为在干校里，一声令下，每个人都要拿着自己的小马扎，到操场上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墙上是他们在干校里劳动用的农具和草帽，帽子上写着“五七干校”。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下一幅创作的作品是《初春》，祖国的春天到了，严冬过去了，欣欣向荣的春天来了,人们的心里又充满了希望。这也是对当时人们心情的表现。

他的创作主导思想始终如一，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美好、幸福的新中国。文革的时候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很多人都是感到绝望的。但他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因为他有信仰、有信心，所以才能在他的一生中，总是从美的角度来表现生活，表现历史。因为他心中始终都相信人还是有希望的，任何黑暗、苦难都能够过去。他一直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是要给人们带来希望和美好的东西。不能夸大、扭曲生活中黑暗丑恶的东西。艺术作品要给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他最后的一幅版画作品《驼骆赞》是他的收笔之作，之后他身体不好了，不做版画了，做不动了。以后他画了大量的水彩画。他去世时，很多报纸发表讣告，都用的是这一幅作品。作品上的题词是“负重任劳，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不管严寒风旱，总是昂着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是他一生追求的写照，也是被大家所认可的。

他的艺术追求始终如一，把他经历过的时代，从健康、向上的角度，从充满美好希望的角度奉献给人们。他的感情是与人民大众的感情融为一体的，是完全忠于人民的。所以他才能始终都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心始终都是和人民在一起。他很了解农民、对农民的感情很深，只有真正对农民动了感情，很真实地融入他们的生活，把自己变成农民的成员之一，他才能这么热爱和表现他们的生活。我认为艺术作品过了五十年、六十年，能被时间、被历史记记住，才能证明作品是优秀的。不是昙花一现。一个艺术家，有眼光、有胸怀、有持久的追求，才能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不是做出一件作品，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长久地创作出众多的优秀作品。

我是学地质的，一直不在北京。1992年我父亲生病了，我请了九个月的假陪他，那个时候才真正了解我的父亲。他平常不太爱说话，是一个内向、幽默的人。他生病的时候和我谈了很多，谈他心目中的美、心目中的丑，谈他的艺术追求。我才真正了解父亲。他的艺术从来没有功利之心，从来没有过值多少钱的概念。他所有的画是他内心的一种需要，是来自于他对生活的感动。不虚伪、没有杂念，这是他的作品有生命力的原因。

记者：您现在是古元美术馆的名誉馆长。
古安村：咱们国家的大众对美术的了解还是有限的，所以提起古元，有很多人都不太了解。遵照我父亲的遗愿，捐献给古元美术馆版画106幅，水彩70幅，还有书法和朝鲜战场上的速写，在古元美术馆永久陈列，让人们欣赏和了解他的艺术。还有一些画册、照片，他获得的“新兴木刻杰出贡献奖”的奖杯。我现在的任务就是照顾好父亲的这些作品。

访谈双方：
古安村：1945年出生，古元的长女，现任珠海古元美术馆名誉馆长。
刘海平：中央美术学院 人文学院 博士研究生。

作品介绍

《人桥》，古元，1948年，20.5×36cm ，套色木刻。画面表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英勇的解放军指战员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用肩扛梯子架起一座浮动人桥，让战友们踏过去追击逃敌的场面。作者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描绘出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剧烈爆炸燃起的熊熊烈火与墨绿色幽暗的河水，冰火两重天的激烈情景，以及极具动感、冲锋陷阵的战士们的身影。表现出了解放军战士们大无畏的前进身影和英勇的献身精神。古元于1946年初，历经险阻来到东北解放区，任《东北画报》美术记者，《人桥》是他在这一时期深入解放战区，创作出的重要代表性作品，也是古元一生的代表作之一。《人桥》是新中国美术史中表现解放战争的优秀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新兴木刻史上重要的作品。1939年至1946年古元在延安期间，创作出了大量杰出的木刻作品，《运草》、《哥哥的假期》、《离婚诉》、《区政府办公室》、《结婚登记》、《减租会》、《焚毁旧地契》，这些作品是中国革命美术的代表性作品，《减租会》是延安木刻的经典之作。古元的作品展示出新中国美术革命性、人民性、民族性和现实主义的发展方向。1949年以后，古元又创作了大量表现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生活的版画《刘志丹和赤卫军》、《祥林嫂》、《回忆延安》、《甘蔗园》、《玉带桥》、《给人们甜蜜》，以及水彩画《春耕》、《晨曲》等优秀作品。

撰文：刘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