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水彩画爱好者，曾经一度迷恋于画水彩，所以也就和宋步云先生有过较多的来往，并从宋先生那里得到过许多教诲。现在我作一些回忆来纪念宋步云先生的艺术成就。
1943年，我到重庆后，随徐悲鸿先生住在盘溪“中国美术学院”，那时有一位中等身材，精明清秀的先生，经常到美术学院去看望徐悲鸿先生，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宋步云先生。那时宋先生在重庆国立艺专任教，并任中国美术学院研究员，教授水彩画。徐先生曾对宋先生说中国水彩画发展落后，鼓励宋先生不但要自己画好水彩画，而且要努力发展中国的水彩画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绘画用品奇缺，抗日战争前，每个美术学校的学生用纸，进口一批就足够用上十几年。而到了后方重庆，的确成了大问题，中国的造纸厂又造不出来，进口又来不了，那时有些流亡学生身边带了一点为数不多的绘画用具，由于生活无着，便在中大艺术系、国立艺专的周围贴出便条大小的“广告”，将自己的那点仅有的纸张颜料，忍痛割爱，但价钱极高，一般同学只能望洋兴叹，只有家在当地的富裕学生才能享受这种高级奢侈品。那时宋步云先生在国立艺专教水彩画，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没有水彩画纸，就无法开水彩课，更谈不上发展中国的水彩画事业了。宋先生出于对水彩画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八方联系，四处奔走，终于感动了“上帝”，重庆的一家造纸厂肯帮忙，克服种种困难生产一批水彩纸，由于没有生产水彩画纸的技术资料，宋先生亲自到工厂研制配方，最后是“老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上百次反复实验，终于造出了大后方第一批“布纹水彩画纸”，解决了后方及重庆缺乏水彩画纸作画的迫切问题，推动了水彩画事业在中国的发展。
我到重庆那年，盛夏，随徐悲鸿先生到青城山，徐先生给了我两张宋先生及重庆厂自造的“布纹水彩画纸”，我画了第一张水彩画《青城山天师洞》，“布纹水彩画纸”画起来还是很痛快的，只不过白度不够，画上去颜色有些发暗，因当时的条件所限，重庆的报纸都是黑灰色的，但是能将水彩画纸造出来也就很不容易了。所以说宋先生对中国水彩画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当时重庆及后方画水彩画的人很多，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画家的流动性很大，水彩画是一种携带方便、价格低廉的画种，既可以画大幅的创作，也能随处画小幅的写生画。从历史上来看，抗日战争也是促进水彩画发展的原因之一。
宋步云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油画、水彩画，抗战爆发后回国，但是在他的水彩画中，仍保持了有中国气派的水彩画，并有鲜明的个性风格。他的水彩画既不是英国的画风，也不是日本的格调。宋先生在重庆时画了不少风景画，他的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重庆的雾、嘉陵的水、歌乐的山、长江的浪……他以熟练的技巧，留下了四十年代重庆的风貌，表现出重庆当时的自然神韵，并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四川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资料。徐悲鸿先生十分器重宋先生水彩画的才能，曾对宋先生说过“英国的水彩画驰名世界，只因伦敦的雾多，适宜画水彩画，重庆的雾也多，人们常谓雾重庆，重庆四季都在雾中，作水彩画非常适宜……你要争取在水彩画上有独到之处”。徐先生的话也使我茅塞顿开，认清了努力方向。宋步云先生也常对我们说：“水彩画虽然难画，技巧要求甚高，如果能掌握水份的控制，能用色透明，就能欢畅挥洒；在构图上虽要概括，但不能失真，作画时既要发挥出高超的技巧，又必须生动地表现出所画对象的形与神的统一；作画只有勤学苦练才能成功、别无他途。”宋先生的水彩画，在老练基本功的基础上，在技法和意境表现上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就，是中国水彩画一代宗师、是中国早期水彩画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1942－1945年，宋步云先生在重庆接连举办了六次个人画展，在当时影响很大，轰动了西南画坛，徐悲鸿先生亲临画展，主持了开幕式，并在展览会上选购了两幅水彩画作品，宋步云先生很是感动，坚持将这两幅画赠送徐悲鸿先生以留纪念，而徐悲鸿先生执意不肯无条件接受，后来徐先生送给宋先生一本精裱的册页，并在封面的签上题写“友声集”三个字，在册页中又画了一幅《奔马》相赠，徐先生又与宋先生到赵少昂先生处，在这本册页上画了一幅《飞蝉》。
1946年抗日战争后，徐先生率吴作人、宋步云等人到北平接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徐先生担任校长。徐先生敢于用人之长，聘宋步云先生为副教授，兼任庶务主任，代理总务长；吴作人先生任教授，兼任教务长，他们俩人成了徐悲鸿先生在创办国立北平艺专中的左膀右臂式的得力助手。宋先生到北平后，便开始了紧张的建校工作。他遵从徐先生一切工作均以价廉为佳的要求，四处奔走为师生购置住房、宿舍，并冒死从国民党驻军手中为艺专收回王府井校尉营的校舍，他把建校的一切先期工作安排就序，使艺专如期顺利开课。可以说，宋步云先生为国立艺专和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的组建作出重大的贡献，是中央美术学院重要创建人之一。建校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徐悲鸿先生接受了1929年的教训，由于当时行政、后勤工作不能保证教学的需要和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是不可能立足的，所以徐先生被北平的保守势力排挤出北平。现在徐先生有了主抓业务的教务长吴作人教授和主抓全校行政管理的宋步云副教授，形成以徐悲鸿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坚强领导班子，所以徐先生便无后顾之忧了。在时局动荡、困难重重的环境中，他们将中国这一充满希望的艺术殿堂一步步推向新的时代。
我到北平后，又到艺专上学，宋先生是我们的水彩画老师。我非常高兴，那时我对水彩画怀有极大的兴趣，那时上水彩课除了在教室画静物外，宋先生还常带我们到北海画白塔，到团城画白皮松，也到中南海，故宫等地画水彩写生。他教学经验丰富，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中国画与水彩画有共同的渊源，都是在水和笔、色上下功夫，虽然水彩画是外来的画种，但到了中国画家的手里，就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我们中国水彩画在世界有着独特的风格，就是我们的水彩画有中国气派，重视水和笔在画面的作用。宋先生的水彩画就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鲜明的民族气派，他擅于用水，因为重庆的雾能使画面湿润，不易干燥，可以充分调动水的因素，笔和色的功能来表现重庆的山川地貌，画出了画家感情，表现出重庆的特色，使原属西画的水彩画充满东方神韵，正是因为宋步云先生有早期油画和水彩画的深厚基础，所以在他的国画创作中，才能显出他西画的痕迹，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尤其在他著名的“大寿桃”中便能显现出他在水彩、油画上的功底深厚，表现出桃的立体变化和桃的色彩变化，所以他画的大桃与众不同，别开生面，独树旗帜。
最后我以吴作人先生在1943年为宋先生在重庆举办画展时所写的文章，来结束我的这篇短文：“要实现自然间的韵味，水彩画是很能收到功效，但并不是说用色用水就可以得自然之神韵，工具材料固足以决定作品的形式，而风格与内在的情绪之表现，还待作者的修养与其技巧的造诣。”
[作者简介：卢开祥，1925年生于云南昆明，1946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先后在国家文化部艺术局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从事美术组织与展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