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8日，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大讲堂”之“中国哲学的伟大时刻”系列讲座第三期在中央美院红椅子报告厅如期进行。本期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启群主讲“秦汉人为什么相信阴阳五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军担任讲座主持人。讲座中，章教授回归到秦汉时期奉行阴阳五行说的历史背景中，通过援引古代留存下来的文史资料，对学界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占星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证与阐述。他不仅为我们解读了秦汉时期相信阴阳五行的内在原因，也提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术转折的思想史意义。
章启群教授从历史背景开始谈起，分析了秦汉的思想形态，正是这些理论为汉帝国的巩固和安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这个时代的核心思想就是阴阳五行，这个学说经过董仲舒等人的融汇和创新，形成汉代的“大一统”理论，成为汉王朝意识形态。在谈过这些学界共识之后，章启群教授提出质疑：与先秦的儒、墨、道、法毫无关系的阴阳五行学说怎样成为汉人思想的主体与灵魂？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何以受到汉帝国从上至下一致的推崇？章教授通过文史资料追溯到了战国时期邹衍及其学派，勃兴于战国时期的占星学在与阴阳五行学说进行嫁接、融通之后，征服了汉代的帝王和知识分子。
占星学究竟起源于何时？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一开始就是占星学。对此，章教授持不同看法，他通过文献力证“上古天文学不是占星学”。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篇描绘了四季日月星辰的运行，把天候物象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内容类似于农书。《诗经·豳风·七月》素朴地描写了四季天象、物候和农家生活，与占星学或“政治天文学”无关。传统二十四节气就是根据太阳运行变化制定的，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古人心中的优先地位。通过列举相关文献，章教授证明至少在春秋以前的中国天文学，其主要目的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表达了一种农耕社会的宇宙观，基本上没有受到占星学的影响。此外，通过与农耕无关的天象记录，也就是早期天文观测文献资料的分析，章教授发现都是春秋战国以前基本上都是单纯的天象记录。早期的星辰名称，也都来自生活中的用具及其相关事物、动物和神话传说，与占星学毫无关系。这进一步论证了“中国上古原发形态的天文学与占星学无关”。
当前学界将“中国上古天文学与占星学笼统地混淆在一起”，章启群教授在仔细释读文献之后，对从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点进行重新界说。他认为大约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中国天文学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折：即从“治历明时”走向“占星祈禳”，开始试图用天象来反映人间社会的等级制度，以论证人间帝王统治的合法性。接着章教授通过《左传》、《国语》中的记载对此进行了论证，找出了占星学的发展轨迹。此前《春秋》记载了37次日食，几乎都是“某月某日，日有食之”这样简单的天象记录；只有三条记有“鼓，用牲于社”，章教授指出这是古代对待日食的办法，就像大旱求雨的仪式一样，与占星学有本质区别。《左传》就可以看出占星学在鲁昭公之后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传统天文“四象”之后，出现了“分野”、“三垣”的说法，与人间帝王与社会等级相对应，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占星学了。接下来通过释读利簋与《国语·周语下》关于“武王征商”一事记载的异同，章教授认为《国语》中伶州鸠“岁在鹑火”这样的说法是后来者的臆造，厉簋铭文并没有占星学的内容，这证明后来占星学家对上古历史进行了篡改和虚构；同时也表明，至少在伶州鸠的时代——春秋晚期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占星学已经成为流行观念了。
最后，章启群教授就春秋战国之际发生转折的原因以及影响作了分析。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争霸，不免有朝不保夕之感，原始崇拜和巫术活动被一些“畴人子弟”重新整理了起来，与日渐发达的天文学知识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占星学的大气候。这与当时煊赫于朝野的邹衍学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邹衍学派不仅对上古朴素的阴阳五行思想进行改造，同时嫁接融合了占星学。占星学运用阴阳五行观念解释天象，获得哲学理论的品质；同时由于天文可观测与计算，使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可证明的理论，即“符验若兹”。经过改造的阴阳五行说在思想和政治领域迅速产生重大影响。秦始皇的阿房宫就是按天上的星象建造的。这种与阴阳五行合为一体的占星学在汉代达到全盛。早期儒墨道法诸家基本上与阴阳五行无关，然而经过汉人整理的古代典籍有些明显留下占星学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印记，汉代的各种学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构或重构。
章启群教授对中国古代占星学的出现、形成，及其与天文学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说。了解这个转折，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占星学的基本界限，同时还能发现上古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轨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由此探索这种思想史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国学术的影响。但是，章教授同时表示思想界反对这种占星学的声音从来不绝，当时的代表人物就有荀子和王充。他们思想观点可能延续了上古中国朴素的天文学思想，这些思想家与占星学理论的冲突交锋，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的另一条重要线索。
文/吴澜
图/胡思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