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4日晚，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学生会所主办的“设计28天”活动在中央美术学院7号楼红椅子报告厅带来该系列的第四场讲座，主题为“敦煌与中国现代视觉文化”，主讲人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博。本场讲座通过张大千、吴作人、孙宗慰、董希文、常沙娜等艺术家的作品来介绍敦煌对于中国现代艺术和设计的影响，展现了敦煌艺术之特点与魅力对于面临知识困境的中国现代艺术家所带来的影响与突破。

敦煌艺术有着中华文明青年时代的精神气息，蓬勃向上、刚健雄浑，充满生命力。作为汉唐之间的艺术宝库与东西方艺术的汇通之所，敦煌集中地展示着汉唐艺术的魅力同时又具有兼容并蓄的精神。敦煌是早期佛教艺术的宝库，包罗万有，也是中国古代绘画“气韵生动”的体现，它代表着人物画造型的高峰，其大型壁画人物众多，构图复杂，且具有与后代文人画不同的线、形、色关系。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艺术在国画、油画和设计领域都面临着知识的困境：国画领域发生了美术革命论，康有为提出了写实、专业与复古的主张，而敦煌提供了重要的视觉资源，让当时的艺术家可以看到真正的唐及唐以前的艺术样貌；现代油画作为一个舶来品，面临着民族化、本土化的问题，艺术家寻找着语言上突破；当时作为图案学的设计领域，需要对中国传统图案法有所研究，寻求中国图案的造型规则，同时为新中国公共艺术寻找中国造型艺术的精神与气魄。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面临着“强国”与“复兴”的精神诉求，艺术家需要一种蓝本与典范，即敦煌艺术。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许多艺术家去往敦煌临摹，周博老师说到1940年代的临摹是偏向个人化的临摹，1945年以后以现状临摹为主。他将张大千、常书鸿、吴作人、关山月的临摹方式描述为复原临摹、现状临摹、写生式临摹与写意式临摹。随后，周博老师以大量的作品展示了张大千、吴作人、常书鸿、关山月、孙宗蔚、董希文、常沙娜等艺术家的相关作品，反映了敦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

张大千一共摹得各朝壁画276幅，敦煌壁画对张大千绘画的用笔、设色及气魄格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其所绘女子形象由流行的“弱不禁风”变为“健美清腴”，中和了唐风与唐寅之风格。张大千的临摹活动也对敦煌壁画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其临摹壁画期间，对多处壁画进行剥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随同张大千一起赴敦煌考察、临摹壁画的还有范振绪、谢稚柳等人。1941年，孙宗慰由当时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吕斯百推荐，成为张大千赴敦煌考察研究之助手。潘絜兹在40年代对敦煌石窟壁画进行了研究、临摹，并创作了《石窟艺术的创造者》这件优异的作品。

常沙娜自幼随父常书鸿在敦煌临摹壁画，敦煌壁画始终是其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其父常书鸿留有许多纪录敦煌的绘画作品并且深受敦煌绘画风格的影响。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正式启动，身为年轻教师的常沙娜参加了首都“十大建筑”的建筑装饰设计，参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部天花板的设计工作，常沙娜参考盛唐莫高窟第31窟藻井的莲花样式，经过反复修订改进，设计出天顶图案纹样。常沙娜还结合敦煌图案与色彩设计了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及大会堂的外立柱须弥座、内外门楣、灯饰、窗花等。

1943年，29岁的董希文参观了中央图书馆举办的《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展》，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常书鸿联系，表达了去莫高窟的愿望。他特别喜爱临摹情节复杂、场面宏大的大型壁画，敦煌艺术极大地影响了其绘画的用色、空间与技法。

周博总结到，敦煌对于中国现代视觉文化的意义在于它是视觉艺术资源的大宝库，学习敦煌是汉唐精神与中国现代艺术和社会精神的契合。对于艺术家来说，要用自己的眼睛重现发现传统，成为自己的积淀并寻找当下的切入点。

文/张弛
图/胡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