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年前，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100年前，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们怀着这一理想，创办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开启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新纪元。2018年，这座学府迎来百岁生日。在这百年一遇的重要历史时刻，全面而深入梳理20世纪在美术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艺术家，不仅对于走到百年这一节点的中央美术学院自身意义重大，对于廓清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于追溯20世纪中国美术基本面貌的形成，对于发展当下的中国美术事业，皆意义深远。
继今年3月“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9月中央美术学院推出“耕耘者——戴泽油画艺术展”。徐悲鸿、戴泽，两位均是20世纪油画领域的重要人物，他们作为两代美院人，同时也是传承有序的两代油画家，对其艺术人生做出梳理，是为了使前辈的艺术经验成为今天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的启示，也是为了丰富我们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发展的认知。1942年戴泽在中大求学，这一年，恰巧徐悲鸿从新加坡归国，在中大做“黄桷树与四川人”的演讲，戴泽深受感染，后又在1945-1946年间得徐悲鸿亲授“宁脏勿净”的油画技法的启发，成为徐悲鸿现实主义的追随者。
作为一名艺术家，戴泽从艺八十余载，笔耕不辍，不断磨炼绘画技艺，创作了数千幅油画、水彩、素描、彩墨作品，他的作品功底扎实、自然质朴。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自1946年应恩师徐悲鸿之邀北上，戴泽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助教直到1987年退休，他培养了靳尚谊、靳之林、杨飞云等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作为徐悲鸿的学生，他还曾两次对徐悲鸿油画《徯我后》进行修复；他还复制了在颐和园陈列三十年的《慈禧像》，该作品成为后来修复华士•胡博所绘原作《慈禧像》的重要依据。
这样一位艺术家，他为人低调，九六高龄以来才迎来自己生平的两次大型展览，展览展出了一大批质量之高的作品，令人咋舌。关注艺术圈的人，大多都看过了今年4月在国博展出的“戴泽艺术展”，与国博展览对艺术家艺术人生做出一次全面性的概括不同，此次“戴泽油画展”作为一次专题性回顾展，试图对艺术家油画生命做出一次专题呈现——诚如，策展人余丁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戴先生从始至终都是一名油画家，而且是深受徐悲鸿先生喜爱的油画家。”
在20世纪中国油画艺术发展的进程中，戴泽先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次展览遴选了他油画作品中的一百五十余幅，共分为四大板块对他的创作进行了概括。“在艺术创作中，我一向遵循写实主义创作原则，我的艺术观是‘自然高于一切’”。展览第一板块“现实主义的绘画理想”，展出数十件功底扎实的写生作品，其中多幅作品采用逆光表现，如木板油画作品《国立艺专的教具》（1946）《两个翻译》（1951）；布面油画《暖炉（北平煤渣胡同的家）》（1949）《国立艺专的青年女画家张兰龄》（1946）；纸本油画《自画像》（1949）等，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绘画。
“戴先生画画的时候基本都是写生。他的绘画技艺扎根于写生，创作性的部分也是源于写生，看到任何朴素的东西都觉得能入画。”杨飞云在中央美院油画系工作时，几乎每天都能看见戴先生在美院的U字型教学楼画画。戴先生画非常朴素，有些人可能会误解为老旧或者笨拙。但是随着艺术阅历的增长，杨飞云越发认识到，“戴先生的画中有艺术最根本的核心价值：他用更加直接与朴素的方式去表达人类心灵以及心灵对美好事物的感动。”展览第二板块“直面生活的朴素表达”展陈的第一件作品是戴老的纸本油画《乞丐》（1946），他没有表现人物的衣衫褴褛，而是截取人物胸像对面容和眼神精益刻画，直达人心。
历史题材的主题创作是20世纪下半叶赋予油画家的时代任务，同时也是艺术家艺术创作成就的一项重要体现。1948年，戴泽创作了一幅北京特有的街景画《马车》，他当时认为中国的希望是在有马车的农民身上。因此从1946年开始戴泽陆续为这件作品准备各种小稿，并特地请了模特来构思画面。《马车》是戴泽第一次成功的主题绘画创作。之后的1949-1950年间，戴泽先生多次参加京郊农民土改会，回到学校后戴泽同样请来农民当模特，创作了《农民小组会》。展览第三板块“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主题”，正是展出了戴泽创作的《马车》（1948）《农民小组会》（1950）《大泽乡起义》（1971）等历史题材作品。特别是作品《农民小组会》，作品中对多人物画面的处理，以及对光影的描绘，和戴泽一同参加土改会的侯一民称赞这幅画是“当时参加土地改革的人中留下的一件非常少有的油画精品。”
在徐悲鸿先生写给戴泽夫妇的结婚贺信中有两句话，“从来艺境是佳境，尽力耕耘善保持”。作为20世纪中国油画艺术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戴泽老先生在自己尽力耕耘的艺术道路上进行着不同的探索和尝试，在他晚年的作品里中国的元素与西方的技法融合得较多，戴泽认为：“这也是艺术之路自然走到的阶段，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向前走上一小步。”这位艺界的常青松，在小学毕业时曾因为放爆竹伤了左眼，仅有微弱视力。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主要依靠右眼作画，2008年他的右眼又因为白内障导致视力衰退，但是他仍然笔耕不辍。身体不好不能外出，他就在家画画窗外的景物；或是在家中布景写生，画些花卉作品，直到2016年搁笔。戴泽老先生对艺术的不断求索，我们可以在展览的第四板块“尽力耕耘中的艺术探索”一窥究竟。
要准确把握戴泽先生70多年的创作生涯是一件极有难度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戴泽老先生的学生，靳尚谊先生八旬高龄还亲力亲为参与到此次油画艺术展的作品挑选工作中，为展览增添了丰富的可读性。在展览的开幕仪式上，靳老回忆自己曾得到戴泽老师亲授素描，他特别提到戴先生1950年从德国回国后画的多幅德国的肖像画，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批德国肖像写生如《在华沙》（1951）《德国青年画家》（1951）和柏林的街景《柏林街头的废墟》（1950），均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靳尚谊认为，从油画的语言特性回看戴先生在四、五十年代的油画写生，对我们当下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述往事，敬来者，思前路，最是校庆的价值。”正如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展览前言中所述，此次展览对97岁高龄的戴泽先生丰富的油画创作进行了集中展示和系统梳理，并对其在中国20世纪油画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进行深入的探讨，既是一次对学校百年校庆的献礼，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展示。
“对上个世纪出生和活跃的艺术家进行梳理，是一项抢救性的研究与整理工作。”余丁教授很早就开始关注20世纪的一批健在或者档案资料保存尚丰的艺术家，试图对这批艺术家进行档案记录与保存工作。这些年他带领团队已经对江丰、韦启美等先生进行档案研究与梳理，并向社会和大众进行艺术家作品与文献的展览推介。此次有幸策划戴泽艺术展，余丁教授直言“自己很荣耀”。这些整理工作看似繁杂、枯燥，但是每次展览的成型都是在填补20世纪艺术史的空白。此次展览“耕耘者”的意义，正如余丁教授在开幕式致辞所言，不仅是对艺术家本人油画创作的总结，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史特别是油画史的重要研究个案。
文/杨钟慧
图/胡思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