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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讲座丨“达•芬奇与解剖学”:意大利学者讲授观看达·芬奇的另一重视角

时间: 2019.4.19

2019年,为纪念达•芬奇逝世500周年,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共同策划的系列讲座陆续开讲。4月15日晚六点半,系列讲座之“列奥纳多•达•芬奇与解剖学”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办。讲座邀请来自意大利的两位学者:詹保罗•基拉迪(Giampaolo Ghilardi)教授和尼科拉•迪•斯特法诺(Nicola Di Stefano),围绕他们各自对达•芬奇解剖图的研究,为我们带来了观看达•芬奇的另一重视角。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担任主持。

(一)

讲座伊始,詹保罗•基拉迪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尽管达•芬奇在其所处时代并不是医生和解剖学家的身份,但他的智慧却经常并且成功地活跃在今天的生物医学领域,他遗留下来的手迹和文字,涉及神经科学、胚胎学、解剖学、生物学等多个领域。基拉迪教授认为,根据现代认识论标准,对达•芬奇的科学成就进行描述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基拉迪教授援引达•芬奇给卢多维科(Ludovico il Moro)的一封自荐信,指出作为画家,达•芬奇对于自然的兴趣更应该被称之为是一位研究自然的哲学家。信中,达•芬奇主要展现了自己在军事、土木工程、建筑等方面的才华,而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他只是一带而过。基拉迪教授认为,达•芬奇这些兴趣的复杂性表现在他被称为艺术科学的作品中。

紧接着,以达•芬奇留下来的解剖图为例,基拉迪教授阐释了达•芬奇作品中艺术与科学两者间的紧密联系。基拉迪教授和其同事通过研究达•芬奇约1493年的两张解剖图中出现的明显错误,认为存在第三种可能来解释达•芬奇的这一“错误”——他画解剖图不是单纯的形象解剖,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假设。这个错误一是男性生殖器官和脊柱之间的连接实际并不存在;二是子宫和乳房之间的连接同样也不存在。一部分人争辩说达•芬奇“吹嘘”自己做过一些解剖,其实不然。另一部分人认为达•芬奇画图的时候补充了缺失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回答关于生命起源理论性的问题。

达•芬奇在解剖图中用机械和物理秩序的联系,解释认知领域与生殖器官间必然存在着一个联系。这在基拉迪教授看来,是因为达•芬奇的绘画充满了理论内涵,达•芬奇往往在解剖图中通过重建来反映的机体所具有的特点,所以这些图并不局限于重复在现实中看到或隐约可见的那些形式,因为那些形式毫无疑问是达•芬奇在长期研究和观察中所熟知的。“他的眼睛永远不满足于解剖表面,而是在追寻结构的功能,或者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了解所观察现象的本质。”引申而言,基拉迪教授认为拉斐尔在《雅典学院》一画中将达•芬奇天才的面孔表现成柏拉图,正是因为柏拉图和达•芬奇关于事物深刻结构的理念有着强烈的相似性。

在这一点上,基拉迪教授重点为我们介绍了达•芬奇交由其弟子弗朗切斯科•梅尔齐(Francesco Melzi)的一批珍贵手稿,这批手稿由梅尔齐整理成《乌尔比诺拉丁文抄本1270》(Codex Urbinas Latinus 1270)一书,忠实地反映了莱奥纳尔多的绘画思想。可惜整理成册的抄本后又被遗忘在梵蒂冈图书馆,直到十八世纪末期才开始被再研究,并在后世的努力下出版成多个缩略版的《达•芬奇绘画论》。最后,基拉迪教授引用他重点推荐的一个缩略本——《劳里密码》(Codice Lauri)中的一句话作为总结:“没有比我们自己的判断对我们的行动更有欺骗性的,朋友的判断比他人的责备更有欺骗性,因为朋友与你是同一个人,他们可能会欺骗你的判断。”由此,基拉迪教授提示我们警惕在做研究时最具有欺骗性的事物。

(二)

接续在基拉迪教授讲座之后,尼科拉•迪•斯特法诺教授在开场时就言明:“达•芬奇除了在视觉艺术领域有建树之外,在工程和医学领域的成就同样不容忽视。”

达•芬奇在人体研究上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贡献,比如他对血液循环的研究,他绘制的上臂丛神经图表,静脉导管结节、心脏主动脉半月瓣的结节,以及心脏结构中的节制索、弓形、小梁。斯特法诺教授认为,达•芬奇对于心脏和血液循环的研究,是继中国(《黄帝内经》)、希腊、阿拉伯和中世纪之后,引入的新经验、新方法。达•芬奇不仅描述了四个心腔,区分心室与心耳的大厅,还认识到了心脏和冠状动脉的肌肉性质。他甚至通过对动物进行研究来分析心脏中血液的流动。

如此,达•芬奇的创新性研究范围是否仅限于医学科学呢?斯特法诺教授通过引用达•芬奇曾在文章所言——“绘画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唯一的模仿者”,回到“模仿”这一话题上,谈达•芬奇对于模仿说的理解。他指出,从图像发展到了视觉,达•芬奇认为视觉具有优越性,它是最高尚的感觉,因为通过人的眼睛看到的事物,不用跟事物进行接触,就能从远处看到。简单地说,视觉成为知识的同义词或者代言。视觉又和光联系在一起,光相对于黑暗更有优越性,光是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而黑暗则是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这样也诞生了艺术的等级,视觉看到相关的艺术(如绘画)优于与听觉有关的艺术(如音乐和诗歌)。与视觉相关的艺术能摆脱语言的限制直接传达它们的意思,更具普遍。

“绘画是表现自然的优先选择工具,那么又应该如何解释表现和被表现者之间的差异不同呢?”斯特法诺教授认为这个差异达•芬奇非常了解,也是出于这一点,达•芬奇对解剖图的制作产生了兴趣,因为观察和表现在解剖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斯特法诺教授从近些年一直在探讨和进行的研究中,得出一些新的思考路径。他认为解剖图的研究对于达•芬奇的创作来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解剖图对于达•芬奇的绘画来说是有功能性的,可以研究人的四肢、肌肉,还有神经的排列,目的是为了展现人体和它的运动;第二,反映了艺术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同一性,从而也回答了生命起源和模仿的问题。

随后,斯特法诺教授从两幅脑室素描出发,回归到始于古希腊哲学的重视视觉的观看在人类获取知识、通达真理之途的中介作用这一点上,开启了对图像本质的新思考。在约1490年和约1504-1507年绘制的两幅图中,达•芬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显示了大脑的排列顺序。斯特法诺教授指出达•芬奇是使用了创新实验的方法完成了两幅图之间的过渡。他用蜡来制作雕塑,使用热蜡的方法将蜡注入牛脑的脑腔制做出模具,从而发现牛大脑中的颅、听觉和三叉神经,进而放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斯特法诺认为,在这一点上,达•芬奇将思考从单纯的视觉分析中解放出来,对“我们看到的事物”和“我们对所见事物的理解”做出区分。

绘画的优越性在于它有一个理解,这个理解优于看到的东西,所以不能仅仅用眼睛去看,而是要观察,观察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是“大脑”或智力通过图像看到重建眼中所见的过程。从对现实到观察转换到图像绘制的实现,达•芬奇使用了技术手段。斯特法诺教授指出,技术的概念对达•芬奇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掌握技术才能让画家表现自然的真理,从而完成他的使命,以至于颠覆了技术与美的传统关系。达•芬奇并没有把技术视为一种将绘画艺术的高贵性降低到机械艺术的因素,而是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技术使用,认为艺术作为一种技术变得高贵。

“黑格尔认为‘自然美高于艺术美’,达•芬奇则认为‘美丽是通过手来忠实地还原现实。’”斯特法诺教授通过对比指出,在达•芬奇看来一幅画值得称赞因为它与其模仿的东西更为一致,美丽是对真相的讲述,并以一种以人为本的方式来讲述。观察在技术实现中得到升华,而且坚信艺术正是一种通过绘画技术来理解并使自然世界人性化的手段。因此,图像本身就成为了忠实表现和启发性工具之间的媒介。在画中,科学家将他用眼睛看到的东西与他希望用智力看到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在此,图像的象征性维度显示,并借助艺术的技术带领人们超越图像本身。这一点也与达•芬奇研究的意义相吻合。

文/杨钟慧
现场图/胡思辰
作品图来自网络

詹保罗•基拉迪教授

以满分加奖励毕业于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哲学专业,并在列支敦士登国际哲学学院(IAP)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目前以“科技行为哲学所”伦理哲学研究员的身份供职罗马生物医学大学学园,主要研究神经科学、科学伦理、人类学、方法学及诊断逻辑学。曾出版重要的专论及论文,包括:《时间和神经科学》(与唐博内合著,SEU,罗马2012年)、《疯牛和华生大夫:医学行为哲学及道义》(SEU,罗马2015年)、《科技行为伦理》(Mimesis,米兰2018年)。他是多个学术团体的成员,包括意大利伦理哲学学会(SIFM)、卫生领域的诊断生物伦理及伦理顾问跨界小组(GIBCE)、监督研究网络、贝尔加莫科学文艺学校。

尼科拉•迪•斯特法诺教授

毕业于米兰大学哲学系,就读大学期间,还兼读“威尔第”音乐学院,获得低音提琴文凭。曾是罗马生物医学大学学园博士生,目前在同一所大学的“科技行为哲学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学、神经美学及哲学与神经科学的关系。他是罗马第三大学及阿肯色州大学罗马中心的合同教授,也是多个机构的成员,包括:“被感觉的:感知和经验对话”小组、国际美学词汇编纂委员会、《论音乐》杂志、意大利美学学会(SIE)、音乐感知及认知学会(SMPC)及欧洲音乐学认知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