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美术馆、人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当代学术开放讲堂”自开办以来就以思想开放、观点深邃、嘉宾睿智犀利等特点赢得中央美院校内外学子的热捧，每逢开讲定会座无空席。2015年3月8日，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当代学术开放讲堂”也如期开讲，本期讲堂邀请嘉宾是资深电影、文学评论人戴锦华和陈永国。

讲座开始，讲堂学术主持宋晓霞对嘉宾做了简短介绍：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电影理论专家，她的批评深入而优美，是一种独立的表意实践；陈永国，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专注外国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翻译理论。宋晓霞提到两位嘉宾对于西方文论的翻译和研究对于思考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提到中国电影在西方越来越活跃，我们该如何参与电影的讨论？以何种视角参与？这也是举办本次讲堂的初衷。

陈永国一开始就天马行空地描述了一个想象场景，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在进行一场私密谈话，突然之间七个小老头闯入其中，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主体的“遭窃听”？另外联想到本雅明的“流浪的波西米亚人”，陈永国还假想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在美院乞讨，中国最著名的三位导演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恰好撞见，他们又该如何处理这种场景？戴锦华笑称这是将一桩“禅宗公案”抛给了她，禅宗讲究悟性，戴锦华说她没有悟性，不过正是“不悟”成就了她。如果将上述假想还原为电影场景，实际是讨论“我与他”这一哲学命题以及他者对于主体的意义，戴锦华认为主体实际上是参照他者的自我想象完成，由于“小老头”的闯入，私密性消失，私密谈话也演变为表演，这也引出知识分子的位置问题，尤其是当下网络的介入，面对公众该如何书写、表达，戴锦华认为是少有自娱的，多为公众表达。对于陈永国假设的场景，戴锦华直言很难电影还原，三位导演很难注意到这个场景，这无疑是当今电影的悲哀。

张艺谋是中国当下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在西方也有着巨大影响力，应该如何能理解他电影语言的构想？比如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问题。戴锦华谈到张艺谋在西方的成功是与西方电影文化传统间的关系分不开的，这与在国外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情况是一致的。当年《红高粱》在西方一炮而红也不是偶然，因为影片符合西方对于东方（中国）的文化期待。张艺谋本人也是很有“得奖”意识的导演，很多做法也都迎合了西方电影的期待与想象。陈永国还对电影《红高粱》与莫言获诺奖之间的关系颇有兴趣，戴锦华坦言，据她了解诺贝尔奖评委是不看电影的，更不会追潮流电影，因此这两件事并无多大关联。

谈到电影中的东方主义时，戴锦华认为多少是从西方视角想象还原东方情境，有意味地迎合西方配方，《霸王别姬》便是明显的案例。“政治无意识”也是陈永国感兴趣的话题，在他的翻译领域存有“翻译的政治”，同样也应该存有“导演的政治”，运用怎样的文本、结构呈现给观众，这不仅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政治，比如银幕上的《红高粱》和小说的《红高粱》显然是不一样的政治体现。戴锦华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导演也是一个翻译的角色，在电影界有这样一句口号：“不是电影的内容是政治的，而是我们必须‘政治地’去拍电影”，电影会用自己的语言自觉颠覆电影的叙事结构。

陈永国提到中国很多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为了迎合票房、名誉，会有一些主题、思想方面的缺失。戴锦华认同这一现象，且中国尤为严重，电影是工业，有自己的商业体制，但这不是这一现象最有效的解释，这是整个文化的缺失。陈永国还举例认为相对《战马》等电影，《唐山大地震》、《南京！南京！》在生命刻画上的高度还不够。戴锦华并不认同这一举例，她认为首先南京与一战伦敦的地位和形势都是很不相同的；其次由西方逻辑生成的电影，中西之间是有落差的，经西方文化结构伦理的洗礼，中国文本处于尴尬处境。戴锦华还认为陆川在《南京！南京！》中削减政治性，并通过中国的辛德勒——拉贝这一角色放大人性的光辉。

讲堂最后谈论到戴锦华的书写方式，陈永国将之概括为有着鲜明特色的“戴锦华式书写”，如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弑父情怀”。戴锦华感谢陈永国的概括总结，也提到在西方也有人将她的方法、理论描述为“新拉康女性主义”，冠以“新”字，也许是性格中多有背叛，且是反叛性的背叛。借此，两位嘉宾讨论到“忠诚与背叛”其实是二元对立的，背叛也意味着进步，背叛在整个文化发展过程中是20世纪宝贵的遗产。

文/张文志
图/杨延远
编/朱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