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7日下午4时，“从静态到活态：当代艺术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主题学术研讨会在恭王府多福轩庭院召开。作为2015年8月18日在恭王府开幕的“化生：《白蛇传》的古本与今相”展览的又一项重要学术活动，此次研讨会邀请到了主办单位及国内文化艺术和遗产保护方面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从静态到活态”的主题，以此次“化生”展览和艺术家邬建安的艺术创作为切入点，从当代艺术和非遗保护两个维度的现实情况和现存问题出发，展开有关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艺术创作的交互性、当代艺术对传统文化的转化方式与方法、当代艺术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可能性等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研讨会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副主任陈晓文主持。
会议伊始，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先生向到场嘉宾表示欢迎并发表了致辞。他对恭王府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简要回顾，谈到恭王府这座古代王府不仅拥有建筑园林，还包含了清晚期乃至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历史。自2008年全面开放以来，恭王府以文化遗址保护为第一要务，且不遗余力地展示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作为工作中的一个新目标。近年来，文化部及各相关单位为恭王府非遗保护类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大力支持，一系列的展览、展示和展演活动相继举办，但如何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遗产的当代发展，尤其是在遗产保护的同时体现出对当代文化的追求，在促进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因此，此次“化生：《白蛇传》的古本与今相”展览作为将古老文化遗产和当代艺术实践进行连接的一次重要探索，从形式、内容到思想理念都为观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为这方面的研究和发展提示了一种方向。他还特别提到，希望能与中央美术学院形成进一步的战略合作，通过当代艺术的方式赋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新的内涵与活力。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范迪安教授向恭王府管理中心对此次展览提供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认为恭王府从“历史的王府”实现向“王府博物馆”的功能转变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他进一步谈到，此次通过“化生”展览项目来建立非遗传承保护和当代艺术研究创作之间的关联，是大势所趋的结果：“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各个类型、各种形态的文化在原有领域内的发展，而是希望它们能够在一个新的文化语境中生成交互式的、相互激发的文化现象。” 他认为，中央美术学院是大学也即是学府，而恭王府是“王府”，学府与“王府”、学院和庭院既在空间上形成关联，两家单位的合作更从推动文化发展的角度达成共识，进而找到超越学术边界的“联姻”方式来进行新的创造，让这个既作为艺术家邬建安的个展，又作为非遗瑰宝展示的展览获得了超过预期的学术反响和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很好地体现和回应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新的文化期待和审美需求。
另一方面，范迪安院长也提出了当前非遗保护和当代艺术发展中所面临两个急迫的问题：一是我国目前非遗产保护的方式还较为滞后，尤其是如何在一个已经获得社会共识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进展，得到新的支持，依然是函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当代艺术如何避免全球化语境中的趋同化、同质化趋势，也是同样重要的学术课题，在这个方面，需要更多的艺术家、学者和更多方面的文化力量的支持，才能够更好地探索当代艺术创作和本土文化资源的多种连接。他提议到，如果每年能有一两次如本次“化生”展览这样将静态的遗产资源和活态的当代创造相互结合的“交互性”展览，就会使得公众能够更多地感受到本土文化遗产的深厚和伟大，也能看到中国当代艺术所具有的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面貌，从而产生多向的“激活”作用。
随后，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轮流发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王春辰副教授从《威尼斯不是双年展》的学术写作入手，对中国传统遗产的消逝提出担忧。他强调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并表示当代艺术与非遗的关系无需割裂，而应该打破多数人所认为的“传统一定不能进入当代领域”的极端意识，释放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的包容性。他接着谈到，邬建安艺术创造中的一个核心方面是将从本土文化所传承下来的某些基因和元素通过新语言、新形式的巧妙运用进行转化，这种转化既贴切又消弭距离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代艺术的狭隘界定，也为传统文化的保护提供了一种可能。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刘军教授从文学的角度对《白蛇传》的特殊性意涵进行解读，他认为，《白蛇传》的故事内容非常深厚，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一个极为特殊的例子。古人的智慧和见识构成了古人的尊严，不应低估，但中国当下非遗保护方面的一个主要谬误就是把所有跟传统有关的东西都变成了某种“杂耍”，却没有真正发展和传承自己的文化，后者恰恰需要对古人智慧的体认，同时还需要文化自信的培养，“当我们的活态深入到静态的时候，过去的静态也变成一个活态了”。另一方面，刘军教授认为此次展览对当前一个重要的文化议题构成了指涉，他谈到，晚清以来对现代性的追寻有一个特征就是“切割”，这种将古代文化完全切割的做法是从名义上对现代性的实现，但如果不切割，现代性的转变能否实现，或者是否可以直接跨过现代变成当代？这是有关中国文化传承的问题，也对当下知识界乃至中国整个知识系统都是面临的一个非常尖锐的挑战。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教授在刘军教授之后发言，他也围绕“古与今”的问题阐发看法，认为如何将非遗和现代社会的审美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处理中国民族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刘魁立教授看来，邬建安的作品体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让一个民间传说“宽阔了、伸长了，仿佛重新建构了一个新的神话，这个神话有不同的组成部分，也引发我们更加有意思的思考：“如何让我们原来的传统艺术文化逐渐按照其自身规律成为今天大众的文化，让一部分传统文化遵循原来的意味、原来的结构、原来的功能和形态发展，另外一部分能够和当代艺术相结合，闯出新的路子。 ”
国际遗产学会秘书长刘畅女士在会上分享了她在此次展览筹备过程中的体会及近期在德的工作经历。她提到，德国于2013年也即中国签署《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九年后签署了该公约，在非遗保护方面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当她在最近召开的国际遗产学会年会上将此次“化生”展览的情况进行了通报后，当即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参会学者普遍认可此次展览的观念和模式，认为值得借鉴和推广。她特别提到，通过这次跨界合作看到了“中央美术学院这样一个国内顶级美术教学、科研单位的社会责任感”，邬建安十多年来与传承人的合作和举办这次展览的初衷也充分体现出艺术家的人文关怀，希望展览可以推广到国际上，释放更大的能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博中心主任刘强先生从专业工作的经历生发感受，认为对小众的精品文物的研究应该拓展到收藏机构即博物馆的研究，拓展到从物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研究当中来。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邵亦杨教授则从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启蒙主义时代以来历史的发展一直遵循的是直线性的思维方式，于是经常提到“不可阻挡的前进脚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等，而现在这种说法越来越少见了。当代艺术可以运用叙事性的、具像的语言，也可以打破传统和民间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界限。《白蛇传》的故事是打破传统宏大的历史思维的一出民间神话，带有“狂欢式的和自由的想象力”，这样的特质在邬建安这里得到了重视，他将传统的、民间的东西纳入到当代艺术和文化语言的一部分中来，找到了一个传统转化到当代语言的突破口，“从静态到活态，是将非遗和现当代文化的对接，邬建安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好的转换，抓住了历史上《白蛇传》反叛性的结构叙事，压制、反压制，镇压、反镇压，以及对美好和自由的追求。”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黄小峰老师从艺术的想象谈起，他认为，《白蛇传》的传世皮影体现了民间艺人以文本为中心展开的丰富想象，而《白蛇传》故事本身由于传播的关系已变得十分复杂。邬建安对《白蛇传》这样一个复杂文本的选择本身就很有意味，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方式，这种选择看似是个人化的，实际上是新一代中国青年艺术家群体某种集体意识的体现。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教授于洋老师认为，展览的英文标题（Transformation）和研讨会的主题都体现了范院长在致辞中提及的“交互性”概念，可以从当代性或者美术创作论的角度来讨论它的价值。邬建安从传统皮影中萃取出来形式和技法方面的内容进行当代介入，配合内容和观念方面的改造，“在气脉上接引了本土性的传统文化”，并且试图从机制的层面对文化遗产进行激活。他认为，邬建安通过与本土的内容真正融合之后形成传统与当代的接引，在当代艺术创作维度呈现出活态的方式，更对应了当今社会中面临的许多古今关系和代群差异问题，具有相当的建设性与价值。
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副主任张苗苗女士从邬建安的艺术“个案”出发回应研讨会的主题。她认为，邬建安的艺术作品首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性格中“极度理想和极度感性”的部分，同时，“制作”（make）的特征在他艺术创造中也反映地十分明显。一方面，他不排斥甚至是沉迷于作品制作方法和工序的复杂性，也不断发明创造组成作品的每个复杂元素和整体形象，是一种“图像的制作”；另一方面，他对传统的文本进行改编，则可视为对“文本的制作”。在张苗苗看来，这两种“制作”既代表了对西方以来艺术创作方法中对现成品进行直接挪用的反叛，即一种“去现成品化”的创作方法，也通过他个人的理解和当代的观念进行制作，“为我们提供了建立当代艺术创作与传统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方式。”
四川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何桂彦老师从当代艺术的历史及其语境入手对艺术创作中运用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现象进行梳理。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神话、巫术和民间仪式进行当代艺术创作的现象体现了对过去一元化的文化体制和创作方法的破除，更多地反映了地域性的文化特征，体现了一种“文化寻根”的意识；90年代这种创作观念和方法成为在全球化语境中寻找出路的一种“策划”，而其在2000年以来的扩大化则反映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层面的某种危机。在这方面，“邬建安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一个契机和路径”，从此次展览可以看到，他从“视觉的转化”或称“语言的转化”、“跨学科”的文化结合点、阐释学层面的新方法和新意义以及作品的交互性四个层面投入了细致的考虑并生成了有效的解决方法，而这种“四位一体”的方法所创造出的可能性，需要在“大生态”的建设和推进中获得持续发展。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副教授、本次展览的艺术家邬建安在发言中向与会专家学者们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将创作中的经历和想法“投桃报李”，与大家分享。他首先谈到，将“传统”作为一个话题或者对象来进行讨论，本身包含了在西方现代主义进程和中国近代得到强化的“边界”意识，这种意识使得我们今天面对传统时会产生隔膜和断裂的状态，“当代”似乎被置于某种处于“西方”与“传统”之间的飞地上，“从个人体会的层面来讲，这是一个痛苦的状态”。他认为，必须从自己身体和心理感受的层面去弥合这种的错位，可能需要经过很多方面的思考和努力，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真正自信起来。他接着谈到，对于此次展览，用一个形象化的、感性的说法来描述，是希望通过“刺激”的方式，在我们今天略显“血流不畅”的传统肌体上刺上一剑，通过对《白蛇传》古本的某种“过度解读”来激发更多的想象，让传统的肌体迸发活力、释放能量。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中华传统技艺保护中心主任孙冬宁在最后的发言中再次表达了同中央美术学院深入合作的意愿，希望能够共同打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艺术研究的科研中心和平台，继续发挥两家机构的学术资源与平台优势，举办更多有意义、有启发的活动。
研讨会结束后，陕西东路皮影戏曲《白蛇传》再次在恭王府多福轩庭院中唱响，初秋的傍晚清爽惬意，皮影艺人们精湛的技艺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欣赏，部分与会专家学者还同前来观看展览的嘉宾们展开了进一步的开放性讨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伴随着此次“从静态到活态”主题研讨会的召开，“化生：《白蛇传》的古本与今相”展览已临近尾声，但当代艺术与传统文化遗产的跨界连接，相互激发之路才刚刚开启，有待在更多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中生成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
文/叶圆凤
图/施奇、叶炳林、肖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