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8日下午三点，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跨文化美术史系列讲座的第二场如期举行。讲座由李军教授主持，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东方部研究员司汉博士主讲。司汉作为美术史与视觉文化研究博士，毕业于瑞典哥德堡大学，曾任教瑞典多所大学及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同时他曾多次策划大型展览。作为久居国外的中国人，司汉博士长期处于跨文化的语境之下，研究也多基于这一文化背景。

“戴三角帽的中国人”是一个跨文化美术史的案例，同时也是一个图像学与视觉文化研究上的案例。西方对中国的种种观念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层层叠加的中国及中国人形象，从历史长河看，是变色龙，切开剖面看，是万花筒。司汉博士以戴斗笠的中国人这个视觉符号究竟来自何处为其演变及切入点，探讨了图像本身的生命和力量以及它和文字语言的不同之处。

司汉以一种瑞典食品包装上的图像引出今天的话题，包装上一个卡通中国女孩，头上戴三角形的帽子，细长的眼睛面带微笑，并且以红黄两色为主，这从侧面体现出了战后欧洲种族主义的深入人心。随后，司汉提到了“大美术史”的概念，相对于传统的美术史，更倾向于图像与文字的双重力量，将图像与思想结合，探究西方图像与视觉文化里中国形象产生原因及其在话语传统中是如何延续的。

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司汉将其分为六个阶段，概括了从史前到今天西方视角的演变。首先1200年以前，西方对东方的了解较少，但已经有了接触，包括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等物品由此进入欧洲，这些来自东方的珍品尤为珍贵；1200到1500年间，东西方联系增多，马可•波罗造访蒙古帝国，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后来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1500到1800年，世界版图被海洋强国西班牙、葡萄牙重新分割，英国、荷兰、丹麦等国家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随着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许多传教士与科学家也进入到中国，并带回了大量中国知识及汉学的滥觞，此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也多从基督教的角度出发， “三角帽”的图示已开始出现。17世纪到18世纪，西方眼中的中国是神秘而富有的，从服饰打扮到艺术作品到建筑等，都可以看出西方对中国风情的向往，这同时也是西方人炫富的一种手段。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是十分正面的。

1800年到1949年，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马夏尔尼在拜见了乾隆皇帝后认为：中国在过去的150年里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这一变化在艺术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正所谓“图像的战争”，图像可以制造舆论。1900年前后，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大多是关于义和团的，描绘中国对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的残忍杀害，这在漫画与电影中也有表现。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尤其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有所转变，表现出一种同情的意味，中国人在图像中的形象不再是奸诈邪恶的。

从1949年到1978年，西方与中国关系缓和，法国左派等欧洲知识界对毛思想的热衷便是一种体现。1978年之后直至当代，毛的形象都成为了西方眼中中国政治文化的象征，这在媒体、艺术等领域皆有体现。如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人自己也在重复着毛的图像形象的制造，当我们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艺术事件的报道时，也可感受到中国形象的错位与重叠。2008到201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威胁论及中国的人权问题在西方被大肆报道，这在电影作品中也有所表现。

当我们看西方人对中国种种形象的描绘时，可以看到所谓“固化形象”产生的作用，司汉同时研究了它的形成机制。西方对中国的固化形象有很多，如数学好、会功夫、针灸等等，这体现在西方的方方面面，这也体现了图像中的殖民主义及自我殖民主义。“三角帽”的固化形象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仍然存在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中，从时装广告到食品包装，这一中国固化形象反复出现。回到瑞典食品的包装，从开始的“戴三角帽的中国人”形象到近几年发生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在图像上的一种觉悟，暂停了种族主义倾向带来的伤害。

司汉作为跨文化美术史研究的代表，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与观看方式，看到了他者眼中的自我。同时也引发我们思考，是否在对其他文化的观看中，也会产生一种固化形象？在今天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背景下，图像在文化传播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也扩展了美术史研究的视角。

文/郭一頔
图/杨延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