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0日（星期三）19时，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主办的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遗产论坛”第六讲邀请到了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带来讲座“世界遗产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吕舟，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ICOMOS-China），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吕舟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教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参与了多个世界遗产的评估和研究。

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主持。在讲座的开始，李军教授如此介绍道：正如吕舟教授的名字一样，他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学术贡献就像一艘沟通世界和中国的船。他将世界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新的案例经验或理念公约介绍到中国，并将国际的经验和理论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相结合，推动了中国本土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

世界遗产是什么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并在后几年迅速建立起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完整体系。目前，已有191个缔约国，成为世界上缔约国最多的国际公约，具有广泛的影响。

197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1978年开始公布世界遗产名录。到2015年已有有1031处世界遗产地，其中包括802处文化遗产、197处自然遗产和32处混合遗产，分布在161个缔约国之中。

在世界遗产公约中，对文化遗产进行了清晰的定义，其中每一条都强调了文化遗产必须要“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中国世界遗产的基本情况

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中国的6处遗产地申报并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0年来，世界遗产的保护对中国文化保护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中国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的跨越。

目前，中国已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基本涵盖了中国历史的主线，从史前的周口店猿人遗址到近代的澳门历史城区，基本跨越中国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也反映了中华文明惊人的艺术成就与工程成就；同时，作为世界遗产，他们更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和表达，无论是自然崇拜、儒学、道教、佛教，还是乡村与市井，民族与国家，都无不能在中国的世界遗产名录中找到生动的印证。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三个阶段

从最开始的文物保护，到现在自觉地进行文化保护，中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个阶段：

1. 观念碰撞期（1985－1996）
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中国文物保护界并不了解世界遗产保护的程序和相关原则。1988年7月受教科文组织委托，6位国际专家前来对1987年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6处遗产地的保护状况进行了考察，他们的考察报告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修复和重建问题的担忧。

2. 理念融合期（1997—2004）
针对这种问题，国家文物局在1997年启动了“中国文物保护纲要”的编写过程，2000年，“中国文物保护纲要”的最终成果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形式正式发表。标志着中国文物保护体系与以世界遗产为代表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融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在世界遗产亚太地区第一轮定期报告中被视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实践案例进行了介绍。

3.快速发展时期（2005—2015）
2004年第28界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在苏州召开，引发了中国社会对世界遗产的广泛关注。中国进入到了世界遗产事业快速发展的新时刻。这一快速发展，并不仅仅体现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数量的增加，更体现在遗产类型的扩展、观念的进步，管理体系的改进等各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世界遗产的保护已经开始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化。

世界遗产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在这部分中，吕舟教授从文化景观的保护、工业遗产的保护、国家考古公园的建设、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的保护、文化线路的保护、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历史街区的保护等几个主要方面，通过我国遗产保护和申请的个案实例，讨论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发展进程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深远影响。世界遗产让我们拓宽了视野，拥有了新的看待文物和遗产的方式，也在具体的保护方法上有了更多的借鉴和提升的空间。

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价值

最后这部分，吕舟教授分贝从生态环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两方面论述了文化遗产保护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尔后，将世界遗产的实践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促进作用归纳为“从类型到主题、从散点到体系、从专业到社会、从历史到文化”四个要点。

最后，吕舟教授总结道：世界遗产是中国向世界表达自己历史观与文化观的重要舞台；世界遗产促进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发展；世界遗产推动了中国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的跨越；中国有充分的意愿和实践能力促进世界遗产的发展；中国希望通过世界遗产促进与地区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与对话，促进和平和可持续发展。

文/裴诗赟
图/杨延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