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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9日下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中美视角：当代社会变动中的艺术、艺术家与教育”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分为两个环节，首先由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苏新平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布林格（Lee C. Bollinger）致开幕辞，此后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徐冰、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卡罗尔·贝克尔（Carol Becker）就该主题分享看法并进行交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宋晓霞担任论坛主持人。
中央美院苏新平副院长首先上台致辞，他谈到，当前身处网络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时代，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和表达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发展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恐怖袭击事件、难民等等的问题，正在成为各个国家都需要去关注与面对的共同的课题。在这样的社会变动的全球语境中，艺术的角色是什么？艺术家要发挥怎样的作用？相关的艺术教育如何开展？“这是我们作为艺术实践者、理论研究者以及教育者需要迫切思考和讨论的问题。”苏院长说。
此次对话正值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第三届CAFAM双年展的开幕，也是此次双年展的第一场学术活动。本届双年展题为“空间协商”，意在对双年展机制、策展机制等问题进行反思，就是将民主、开放、自由的协商与交流作为此次双年展核心的思想。苏新平院长表示，“我相信我们的对话活动也将为此次展览带来新的信息与多样的视角与思路。”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布林格随后发言。他对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与中央美术学院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表示肯定与支持，“我们也越来越用一个全球化的视角，不光是在知识上、理念上了解全球化的影响，同时也在动根据我们的知识来采取行动。”
研讨会：当代社会变动中的艺术、艺术家和教育
本场研讨会的召开正值美国大选的结果，宋晓霞教授称这“恰好是社会变动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以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变动中，这样一个社会的变动中艺术、艺术家和教育意味着什么呢？本次研讨可以说正是恰逢其时。
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卡罗尔•贝克尔院长认为，艺术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艺术家通过创意，双年展、互联网等等方式都很容易地能够与全球各地的艺术家们交换信息、互相连接，这种艺术的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艺术市场。
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环境给艺术家带来很多挑战的同时，也给艺术教育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如何将全球教育资源最大化？面对一个多重的世界，如何教育学生让其成为全球创造中的一员？如何带来全球性的影响？怎么样能够定义成功？成功的规模是什么？一个艺术家在全球市场上的成功是否能够被认为是真正的成功？
在当代，究竟什么是艺术？艺术到底怎么回事？而且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徐冰教授从艺术的定义入手，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让人类旧有的关于法律、道德、宗教等各种各样的概念都受到质疑与挑战，“人类的思维面对今天的世界变异之快，我们的思维是被动的。”快速节奏的发展，导致人类思维无法跟随进行准确判断，这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被动与“狼狈”。
艺术家又是如何定义？在徐冰教授看来，艺术家从事的工作即为“保持一定的原始的生理的状况，而有一部分是永远不要受到人类的理性、数字的判断和分析、逻辑来左右的一部分的最原发性的动力的工作。”艺术家把想法落实到提示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艺术语汇上——说那些过去没有人说过的话，说那些在我们这个时代才体验到的、我们真确感知到的、并且我们必须要说的、并把话说得到位的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方式。这种原发性是艺术家真正核心的东西，而如何触发这种原发性？如何把一个人培养得更具原发性？着就是艺术教育里最复杂的问题。
作为中央美院人文学院的院长，尹吉男教授首先指出了艺术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矛盾：作为教师希望学生全面的掌握以往的知识谱系，但又希望学生颠覆那些知识，做一个全新的创造。“传统文化非常重要，”尹吉男提出传统文化的两个最重要部分，“一个是价值观，一个是方法论。”传统价值观在当代往往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甚至与当代社会发生尖锐矛盾；方法论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方面，尹院长表示，“哪怕是以往历史上现在被我们遗忘的方法，一旦被发现，被复述，这个方法论仍然会发生新的作用。”但同时也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将方法论变成变成一个固定的模式，方法论本身也是需要自我的突破和再生，或者又称为“自我革命能力”——“没有这个革命能力，我们的学校培养再多的人，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录音机’，可能是一个‘照相机’，可能就是一个‘记录仪’，这是一个学校的危险。”尹院长说。
文/林佳斌
图、视频/杨延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