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日，“思想空间”先锋对话之“空间何以协商：青年学人开放论坛”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多功能会议室举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教授为本次论坛的学术顾问，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森为主持人。
“第三届CAFAM双年展——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的成功举办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反响。在此背景下，美术馆策划了“思想空间”先锋对话系列活动，意图引发公众的持续关注和积极讨论。在第四次先锋对话中，美术馆计划筹备“空间何以协商：青年学人开放论坛”，邀请在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13位青年学生和学者，就美术馆权力、公共空间以及社会协商三个方面进行多角度和跨学科的讨论。美术馆希望通过此次开放论坛，一方面充分发挥美术馆作为“思想实验室”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是鼓励年轻学者们在深入自身研究的同时拓展学术眼界，并能有态度、有立场地结合来实际开展学术研究。
日程及发言人
10:00-12:00 第一单元｜公共空间：分化与重述
10:00-10:20 论坛总述
10:30-11:30 主题发言
姚 俊（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小丽（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京泽（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理耕（自由评论人，策展人，Arc Space空间负责人）
11:30-12:00 单元讨论
13:30-15:10 第二单元｜博物馆：权力与反权力
13:30-13:40 单元阐述
13:40-14:40 主题发言
徐梦可（中国美术馆助理馆员）
闫 冰（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邱 敏（华东师范大学讲师）
刘 乐（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苏典娜（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14:40-15:10 单元讨论
15:30-17:10 第三单元｜何以协商？
15:30-15:40 单元阐述
15:40-16:40 主题发言
曲 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
赵宏伟（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 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杜 松（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16:40-17:10 单元讨论
议题介绍
第一单元｜公共空间：分化与重述
空间在原初状态中是一个绝对的、整一的概念。而一旦放逐于社会生活，空间便产生了异变与分化。在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空间的分化、重组、生产与再生产是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而在权力的话语逻辑中，空间权力又体现为对不同资本的占有、操控与争夺。当权力问题逐渐成为公共空间的聚焦点，那与此交织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成为研究的考察对象。在艺术领域中，置于公共空间的艺术与容纳艺术的公共空间如何与文明发生反应？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1.姚俊：土地、空间、艺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土地政策变化与城市空间
空间协商并不很“根本”，因为空间的背后是土地，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对土地的争夺才最为激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直接受益于我国土地政策的变化：从“禁止土地出租”到经营性土地实行“招拍挂”制度，土地变得越来越虚拟化与金融化。这也意味着空间本身在社会生产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此种情形下，作为城市市民，我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城市空间的决策？作为在城市生活的艺术家，又如何表达城市空间的这一变化？
2.王小丽：公共空间权力之中的公共艺术
随着公共性和公共领域研究的深入，公共空间的权力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而以“公共”面目出场的艺术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映射着各种社会关系的构成。公共艺术本身即代表着一种空间话语权力，包括来自政府、资本、专家、公众等不同方面的话语权力。公共艺术的出现，正使得话语权之间种种矛盾、抗衡与妥协端上了台面，本议题着重于在个别案例基础上，讨论这些争议本身的进步之处。
3.李京泽：权力展示与文化协商——以游牧民族统治下的希腊化佛教寺庙为案例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塔克西拉历经古波斯、古希腊、孔雀王朝、印度-希腊、印度-赛种、印度-帕提亚的统治。人口、商品、理念的流动，在公元前2世纪加快，形成了堪称“古代全球化”的文化语境。在这一语境下，游牧民族统治下的一座希腊化的佛教寺庙，成为一个权力展示与文化协商的空间。至少暗示三个文化身份的头像出现于此，我们不妨从风格判断中走出，试着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意识与文化互动。
4.张理耕：空间重述/Restatement of Space
基于替代性空间（alternative space）而发生的在地实践常被认作是对既有体制进行批判的利器，然而大部分的实践却难以逃离出被批判对象自身的话语逻辑，最终沦为一种对话语游戏的迷恋。美术馆颇有些焦虑地向那些离经叛道的人（当然，他们中的部分同时亦是最为保守的人）示好，是“招安”么？或者，换一个平等意味更浓一点的词——协商。游击队被收编为正规军，在此节点上，我们将重返公共空间当中，以另类的（alternative另一个词义）实践以及替代性空间与美术馆之间的互动为切口，再次探讨“解放”的可能，从而提供一种重新审视整体机制的视野。
第二单元｜博物馆：权力与反权力
博物馆是一个权力容器吗？一方面博物馆在筛选艺术家、择取艺术品，进行学术研究上有着绝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面向公众、进行公共教育，也受到公众的监督与指导。在新艺术史和新博物馆学的推进下，博物馆内外的权力关系面临着调整，与之相伴的展览策划、艺术史书写也有了新的视野和维度。博物馆正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并在反观性中自我审查。公众如何介入到博物馆的实践和决策中？而博物馆又如何引发公共问题的讨论？在权力与反权力的对峙中，博物馆不断的变幻着自身的形态并为民主参与预留了空间。
1.徐梦可：博物馆的空间与权力
此次发言将结合转型以来的空间理论及福柯、布尔迪厄等学者的空间化的权力理论，以博物馆的空间权力作为研究对象，对作为空间的博物馆以及其中的权力博弈关系进行介绍和归纳。在结合英美博物馆学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博物馆空间权力系统之中的几种主要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并反思博物馆空间中的权力嬗变。博物馆的空间权力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此外，博物馆内空间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互为的、共生的；最后，对空间的研究不代表对历史的摒弃，通过对博物馆空间权力的分析，要挖掘出的是博物馆语境中隐藏的艺术史意识。
2.闫冰：从空间权力出发：谈美术馆的机构权力与活力
美术馆作为艺术与文化机构，由传统文化输出型逐渐变为创研型机构，需要多学科人才复合型合作。美术馆在专业性要求上有着学术权威的决定性作用，但权威的专制性把持和权威固化的判断标准则应杜绝。空间协商是一次集结多种创研力量的跨学科新型策展权力实验行为，是对策展方法论的探讨和美术馆机构批评的实践行为。激发机构活力，权威学者与新兴学者、艺术家、社会各界的平等对话，打破阶层分隔天花板，加深认知，促进互信，是对民主化与大众化的辩证关系的探讨。在此视野下的学术研究、艺术创研更具生命力。
3.邱敏：视觉禁忌下的空间可能
美术馆的空间的协商一方面相对于技术层面的活体化，另一方面相对于文化心理意识的活体化，在今天，我们进入全球化语境进行视觉文化研究，但仍然存在着一些无法共享的视觉经验，简单地说概括为一种视觉禁忌，它经久文化习性、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形成，并与美术馆空间产生了某种博弈关系。视觉禁忌由三个层面带来的，一是由心理禁忌带来，一个是视觉习惯带来对别的视觉样式的不适应，还有一种是美术史意义上的惯性。通过三点的分析，如何在以上的前提下，让美术馆的空间能更好地与当代艺术的展示理念相结合。
4.刘乐：圣像崇拜or 圣像破坏——“空间协商”作为一种态度
艺术的演进过程总是伴随着圣像崇拜和圣像破坏，这种破与立的此消彼长使得艺术空间不断得以重新被定义。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宗教图像从祭坛、教堂中走出进入美术馆，神圣的物件被贬抑成为艺术，是典型的圣像破坏的过程。而自杜尚以来，寻常物以“艺术”之名进入美术馆空间，引发另一种形式的圣像崇拜，使美术馆成为圣像崇拜的狂热之地。在这个过程中，对美术馆空间的使用和分割方式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发言将主要集中于美术馆形成以来的陈列空间的变化，探讨美术馆空间在艺术空间更新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试图思考“空间协商”这个展览本身在这个命题上是否带来了新的启示。
5.苏典娜：解读CAFAM的“基弗事件”到基弗现象
探讨“基弗事件”如何演变为让艺术界集体陷入艺术市场异化的“陷阱”，而该事件的一个矛盾焦点，在于提倡民主协商、强调公共性的美术馆，是否是艺术家的美术馆？针对这个问题，发言试图从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角度，探讨艺术家与美术馆的博弈关系，尤其是艺术家在美术馆的展览体系中的“缺席”与“神话”的悖论问题，如何变为了“基弗在中国”现象的相关问题来解读。
第三单元｜何以协商？
协商既是政治学术语也是实践理论 ，它是生活化的，并与我们的交往行为无法分割。在行动中，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制度践行着协商？又如何通过公民参与行使着自由表达？褪下权力的外衣，协商是平等的姿态。它在差异性中寻找同一性，又在同一性中对中心主义和极权主义保持着警惕。历史由无数的事件和节点串为线索，而每一次事件的爆发也为协商搭建了讨论问题的平台。何以协商？从一些具体的政治、历史事件出发，也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向。
1.曲甜：协商：缘何？以何？如何？——美国大选引发的思考
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人川普以306张选举人票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然而，在普选票中，希拉里的得票数超过川普百万余张，出现了得到多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反而败选的局面。选举人团的制度设计是妥协与平衡的结果，但是当该制度所蕴含的冲突有升级之势时，不禁引发我们思考，究竟何种方式才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协商在何种条件下可以作为票决的代替或者补充？
2.赵宏伟：网络空间与草根民主
迅速发展的现代信息通讯和网络技术催生出网络民主的新生形态，为人们探讨与实践民主政治提供了虚拟和现实的双重空间。网络民主的主体具有“草根性”特征，打破了传统民主的时空局限性，也释放了网络政治的参与热情，网络空间可以为民主参与提供及时、全面而准确的信息，对社会生活甚至政治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网络空间也是一柄双刃剑，网络表达的无序化、肤浅化、随意化给人们一种快餐式的民主消费的同时也腐蚀着民主的严肃性。
3.王尔：“中兴之朝”的政治协商与合法性再确认——东汉前期的礼制议论及“新汉本位”取向
本文为中古时期的“政治协商”寻找了某个特殊的发生时刻：在旧朝覆灭、“中兴之朝”重新建立的历史环境中，君臣对祭礼制度重建的协商、争论，呈现出不同士人群体对“中兴之朝”的统治合法性依据和历史来源的不同认知。东汉光武帝、明帝时期，经历了一段礼制重建的活动。在东汉新王朝初步建立的环境下，“祭礼”作为一种处理“新汉朝”与天、神、先祖关系的举措，关系到“前汉”与“新汉”之间的天命延续、法统对接、祖宗承袭诸问题。在皇权制约下，因不同士人对上述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想象和借此而发的制度主张，东汉前期的“制礼”实践引发了一系列论争，出现了制礼思路上相对立的“前汉派”与“新汉派”。光武帝时期先后出现了对郊祀、宗庙、封禅三场国家祭礼的讨论，这透露出了两派争论的核心议题：后汉王朝与前汉历史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对东汉立国的法统继承和正统化叙事的争论。它最终以“新汉派”的“新汉本位”观念获胜而呈现皇权对“礼制”重建的控制和对其意义的定位。
4.杜松：明末江南事物中的协商——以救灾和对公共事业的赞助为例
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中,既有协作又有矛盾。明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帝王期不作为导致上层官僚之间的内斗与党争, 高层的内耗导致国家权威在地方管理上的削弱。部分文人需要得到认可来展示自己的价值,这便给大量的地方“士绅”一个参与地方事务的机会。此次发言以明末江南地方士绅发起的救灾活动和对宗教领域(特别是佛教事务)的赞助为例，分析明末下层政治中的协商。在两种行为中,地方士绅们集体协作,通过对公共事务的赞助或管理而获得地方支持,进而获得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的权力。在明末国家政治危机时期, 这是地方精英参与行使公共权的机会。当然,合作中既有出于道德和身份赋予责任的大公无私, 也充斥着保护家族和私人财产,甚至满足贪欲的假公济私。地方精英在通过对公共事务的介入中,他们也获得了国家身份授予机制之外的另一种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