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晚，在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大匠之作——田世信艺术展”之际，艺术家田世信于中央美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进行主题讲座“雕塑与我”，讲述自己60余年的人生经历与创作体验，分享艺术家对少数民族山民精神的观照，以及对传统雕塑创作的坚持和对当代雕塑新态的思考。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副院长、雕塑系主任吕品昌进行主持，参与讲座的对话嘉宾还有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艺术家展望，与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副院长、版画系主任王华祥。

本次讲座分为两部分，首先由田世信进行45分钟的主题演讲，此后邀请对话嘉宾上台进行对话。田世信首先幽默地表示雕塑是造型艺术中的重工业，搬运不易，对于美院此次展览他十分感激。他接着讲述了自己的艺术经历，1956年就读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油画与雕塑，在当时他就已经了解到印象派、达达等现代艺术流派。因为家庭成分不好，1964年毕业时主动选择分配到贵州清镇中学教书，期间开始木雕创作。文革后1978年调到贵州省艺术学校，1982年参加贵州民间工艺美术新作展，开始为美术界所知。1989年调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同年田世信的第二次展览于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

田世信的艺术创作按照题材可以分三个类型：少数民族题材、现代性题材和历史文人系列创作。田世信早期创作将目光集中在少数民族这个在当时来说比较特别的题材。“在贵州生活的25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25年。”“早期少数民族系列的创作完全是我内心深处对少数民族人们真正敬意的自然流露。”《苗女》、《花桥》、《侗女》以及《欢乐柱》等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然而被一些人认为是对苗族文化的侮辱，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之后他就转向现代性题材与历史题材的创作。

“很多学艺术的人都知道说我们要向传统学习”，田世信认为，将这些传统的养分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像是《躯干》、《母与子》这一类作品就吸收了中国古代菩萨造像的一些语言方式，将东方人视线中女性成熟圆润的形体美与传统的线刻相结合，田世信试图将这种审美符号化。

田世信的历史文人系列的创作从《老子像》、《司马迁》、《屈原》等古代文人，到《谭嗣同》、《秋瑾》、《鲁迅》等近现代革命家，他用简约的东方性造型法则，同时汲取了西方造型艺术的养分，选取创作了这些具有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田世信创作的司马迁、屈原、谭嗣同、梁漱溟、鲁迅、傅雷都是具有社会历史责任感与民族责任感的人，他们身上倾注了田世信的敬仰与爱慕。《王者之尊——与古人对话》系列探讨了人作为个体对社会整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组作品是田世信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线描人物造型如何转换到现代雕塑立体造型语言的探索，材料来自多年研究的传统工艺中脱胎夹紵大漆的制作方法。

在此后的嘉宾对谈环节，主持人吕品昌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田世信最早学的是绘画，他的雕塑创作并非出自传统美院的雕塑教育，这使他的雕塑显得自由而另类；他不迷信权威，有自己对艺术的思考与坚持；扎根于民间艺术与汉唐传统，他能够深入而广泛地运用材料。他的艺术是一个自我完善、自我发酵的过程。

艺术家展望1989年与田世信结识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他们亦师亦友多年。他提到从本质上来说，田世信所有的雕塑都是自己，“背微驼而脸似刀刻”。对于艺术，田世信认为艺术是一种视觉的骗术，通过艺术的手法赋予材料生命，使观者神魂颠倒。艺术能通过视觉上的共鸣使观者的情感得到宣泄。中国传统绘画从来没有照抄的历史，田世信因此也从来不会忠实描绘对象。展望在《亦师亦友笑傲江湖》已经提到，田世信的作品中透着一股“真实的肉感”，这种肉感是学院派所摒弃的赘肉、囊肉，但它真实存在，田世信的作品直接面对它，“这种不能用来发威的实体之外的软性物质，是对伪理想主义的肌肉所做的颠覆与无情揭露。”田世信直言这种“赘肉”灵感源于唐代艺术。

艺术家王华祥从15岁开始跟随田世信学习。他认为田世信的作品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悲剧性，另外是一种幽默感，直面苦难的顽强的幽默感。对于田世信的作品为什么能得到大家的肯定的问题，田世信认为是艺术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走，只有艺术家自己能够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任。艺术家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总能够引起相似灵魂的共鸣。王华祥提及，田世信是纯造型艺术家，这个时代崇拜知识，但艺术品却是无声的，这导致今天对视觉艺术有太多误解：对知识和观念的崇拜甚至走向视觉的反面，田世信的艺术正为造型艺术家做了一个示范与鼓励。另外被问到近年创作的小型、精密的小雕塑时候，田世信告诉大家灵感源自齐白石大泼墨中的小昆虫，黄杨木的材料使这种细腻感得到了实现，《李商隐》和《吴昌硕》是此类代表作。

本次田世信的讲座涉及艺术家的艺术经历、艺术态度以及对传统雕塑创作和当代雕塑新态的思考。在讲座最后，田世信以及在场嘉宾也对观众的提问做出了回答。

文/吴慧霞
图/胡思辰